我没有将蟒袍带回去，因为演出是在学校，反正总是要带到学校的。这样一来只须将家里的应用之物带到学校里就好。
我回家的时候，也曾吩咐单身互助群里的人儿一定要帮我看好它。（单身互助群里的人儿就是寝室里的人儿。）他们答应我了，但是我还是不太放心，便也将那个大塑料袋套在上面，仿佛有了这层保护就安心了。
到家的时候正是午间，母亲也做好了饭菜。用完了午饭，眯着眼、看着电视休息了一个小时左右，门口便响起了门铃，我急急跑出去将大门打开。
领头的苏阿姨我是认识的，后面那些场面先生（乐队先生）我却不熟。他们手里都拿着鼓乐之物，我便也知道他们是场面先生了，急忙迎到：“各位请进！”
他们点了点头，便也依次进来了。我看他们俱都进来了，便将大门关上了。毫无疑问他们是母亲请来的。明天的演出，我是他们搭配的。
母亲见他们来了，也给他们沏了茶。他们是旧时的朋友，同在T城演出，只是现在都退休了。俗话说：虎老雄心在。他们没有将伴随他们半生的东西所抛弃，而是举办起了票房，茶余饭后也能老有所乐。
苏阿姨当年是T城的挂头牌的旦角演员，即使退休了也是专业范十足。票房在她的组织下，收获了多少观众、粉丝都不知道。他们不怎么演出，但是如果演出的话，票价还并不比专业的剧团便宜多少。
因为学业的原因，这票房我却没有去过，不过上了大学，闲空的时候比较多，以后可以去票几出戏，一边学习，一边进步。
场面先生将鼓乐之器支好，我们便开始在家里演唱了。好在我家够大，可以让我们尽情发挥。我想别墅的好处就是没有什么邻居，不然说是扰民就比较麻烦了。
母亲先说话了：“你先和苏阿姨唱一段《四郎探母》。从坐宫的‘听他言’到‘叫小番备马’。”我点了点头，看着苏阿姨，苏阿姨也只看了看场面先生，说道：“行啊！我先叫板！”
说罢，便“呀！”场面先生便也将手里的家伙打起，她便接着唱到：“听他言吓得我……”一边唱着，一边带着身段。到了我也不能示弱，我也兀自唱了起来：“公主啊！我和你好夫妻……”
这一段，是我明天要和苏阿姨演出的。她听完也给我提了个建议：“你最后的‘备爷的千里战马扣连环，爷好出关’不要唱得那么拖沓，腔虽然是个大腔，但是唱得急促一点。你想啊！杨四郎在番邦十五年了没有见到自己的母亲。这时候公主帮他去盗令箭了，他马上就能见到自己的母亲，心情应该是迫不及待的，不能拖沓地唱！”
我点了点头，认为她说得十分有道理。我心目中的苏阿姨一直是我艺术路上的指路人。她也毫不吝啬地教诲我。“再来一遍啊！”苏阿姨又兀自叫板了：“呀！”
这一遍她是满意了，我也觉得比上一回好。料着明天的演出是没有什么压力了的。
我们又兀自地对唱了几段其他的，例如：《武家坡》、《桑园会》、《游龙戏凤》，她似乎还是不太过瘾，又唱了一段《天女散花》。
我也唱了一段《文昭关》，作为杨宝森先生的粉丝，不会这一段是不合格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唱得总是感觉差点意思，难以望其项背。
或许粉丝并不合乎我的心境，不过怎么样：杨宝森先生是我心中的高山仰止。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大家似乎都意犹未尽，在我唱完最后一段《乌盆记》之后，大家也都告辞了。
告辞之前，大家约定明天吃完晚饭，便带着应用的东西在我学校大门口集合，准备晚上的演出。我的演出时间比较靠后，是在七点半左右，料着六点钟开始扮戏都是来得及的。
我恭送他们走了，我也出门去理发了，将双鬓的头发俱都刮了，上面和后面的头发也剪短了。（阿苟称这个发型是两鬓秃）虽然好久没有登台唱戏了，但此举是为了扮戏方便，我是知道的。
将头发理好，回到家里吃了晚饭便将明天演出的应用之物一一找出来，试了试，都挺合适的，我便拿了好几个大袋子将这些东西分别都装进去了。这些东西在外人眼中，是没有什么宝贵，可是在我的眼中，却是十分要紧的。
它们有的不能叠放，有的不能揉，这一样样就像我的好友，说是好友，却不如说是死生之友。
记得梅兰芳大师曾说自己到了晚年上台唱戏就像是上刑场一样。人家大师是怕自己的艺术生涯断送在舞台上吧！我虽然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也觉得这上台唱戏总是不易，每次演出结束了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它们陪着我走过这些年了，理应好好地对待它们。
金乌坠玉兔升满天星斗，单单照住一个失眠的人儿。也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少说也有十几次演出，单单这次我失眠了。
我听着外面的秋虫闹声，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大概到了次日一、两点了，我才安然睡去。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散在大地之上的时候，我又醒了，醒了是醒了，却不想起床。
直到午间了，我才懒懒起床。（母亲总是这么溺爱我，知道我在睡懒觉都不愿叫我）母亲已经将午饭做好了，却也兀自收拾着化妆所用的东西。
我知道今天须要少说话多喝水，为得是养着嗓子。年轻的时候，不重视这些细节，亏待了自己的嗓子；到了中年，它便会对你进行报复。
书不赘言，到了晚饭之后，我们便驱车去了学校。到学校却也还早，但是苏阿姨一行人却也到了。
我们知道演出是在大礼堂，可是怕大礼堂的后台人来人往太过杂乱，便随便找了个教室扮戏。母亲先帮苏阿姨化妆，趁着这时候，我就叫阿苟将蟒袍从寝室拿来教室。
他们三人擎着大衣架就来了，放下也就走了。我知道迎新晚会就要开始了，因为他们三个观众要入场了。大衣架上的这件红蟒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直直地让我觉得我穿这件红蟒真是对这红蟒不敬。于是我想演出完，就将它放在家里的橱窗中，只看不穿。我想那位收藏家也是这么做的吧！
苏阿姨扮好了，母亲又给我扮。扮戏虽然麻烦，却也习惯了。唯有那勒头，有点难受。为什么呢？要勒出月亮门，将两鬓的皮肤往上拉，让眉毛立起来，显得精神。
可是这两鬓的皮肤这么一拉，多少的难受，大抵只有唱戏的人才知道。（有时候我真的看不起那些演电视剧和演电影的小鲜肉，拿着高薪却似乎一点都不能吃苦。戏曲演员，且不说他们练功的时候，就说他们演出的时候吧。只要扮上戏便是十分难受，其中的苦楚却也纷纷咽下肚，而且这一场演出下来，挣不了多少钱，却也是认真对待，生怕观众叫上倒好。）
我扮好了戏，将蟒袍也穿好了，只是没有戴上胡子。为什么呢？戏曲界有不成文的规定：要是上上下下都穿戴好了，就要进入人物，不能说些废话，只能说台词或者默戏。不戴胡子还可以说几句废话。
我们也不曾将教室打污，母亲还从教室里拿了根白色的粉笔。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扮好戏就去大礼堂吧……
我们一行人走到大礼堂的后台，众人都找了地方坐下。唯独我和苏阿姨却没有坐下，并不是没有座位，只是这一坐下，身上的戏服就皱起来，因此不能坐。这也是古来的规矩。
母亲也不知道从哪里淘来一块白毛巾，扔在地上，让我和苏阿姨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鞋子都是白底的，从教室走到大礼堂，鞋子低下难免有些灰尘。苏阿姨先踩了踩，然后我也踩了踩。
她的是花盆鞋，底下干净就好，可是我的是朝靴，除了鞋子底下的白色，还有白色的高跟。母亲从教室里拿的粉笔有用了，她低下来兀自拿粉笔在朝靴之上擦了擦，这靴子就白得那么好看。
我料着应该没有要开口说话的地方了，便喝了口水，将胡子戴上了，站在苏阿姨的旁边，和她一样一言不发。
任何事情自古都有讲究和将就。我们并不讲究，但也不想将就，只是觉得你既然要给观众奉献节目，就要将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呈现出来，即使有些地方无可奈何的不完美，但也要力求完美，不是吗？
这大抵就是敬畏之心吧！要是人人都知道，大概就不会有那些无趣的抗日神剧了，也不会有那些奔着赚钱的烂片了，更不会有那些就知道耍大牌的无能艺人了。
主持人说下一个节目就轮到了我们。场面先生先上去了，坐在台侧，支好了乐器。当主持人说请我们上场的时候，我们也不急不缓地走着台步上去。
当我们站好的时候，我虽然没有戴着眼镜，但也仿佛看见了阿苟带头鼓起了掌。台下的飞哥和薛安寒也上来分别给我和苏阿姨献了花。于是我和苏阿姨一人拿着一支花唱将起来。
苏阿姨叫板了：“呀！”场面先生也将乐器敲响，她便又唱到：“听他言吓得我……”台下俱都安静地在听。
到我了：“公主啊！我和你好夫妻……”一段流水板，十分顺畅，到了“叫小番”的嘎调（高音），我用尽了平生的力气，一边扬着手，一边将它翻上去了。台下的掌声再次响起，这次却是学院院长带头鼓掌的。我知道有人给我拍照了，因为照相机的灯闪了一下，但这对我来说是常事，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当我唱完最后的“爷好出关”，我们便齐齐想往下走，但是台下却响起了“再来一段”的声音，而且这声音越来越大。
主持人将我们拦住了，那边的场面先生也被拦住了。那主持人对我说道：“既然观众们喜欢，就再来一段吧？”我也将胡子拿下，才说道：“可是不是说时间不够吗？”
那主持人看了看手表，又对我说道：“没事！后面没有多少节目了，咱们开始得早，往后拖一下也没事。”我点了点头，看了眼苏阿姨。苏阿姨也点了点头，我就将胡子戴上了，回身回去，又唱了段《武家坡》，这才下场。
我的节目受到了众位领导的好评，拿了曲艺类节目的一等奖，我拿了奖金。但是我把奖金给了母亲，母亲也将这奖金给了苏阿姨，以酬大家。（你看我就说我不是冲钱吧？）
后来，在领奖的时候，我才知道学院院长原来是苏阿姨的戏迷、粉丝，难怪他也喊着：“再来一段！”自从她退休之后，演出不多，所以这次她来演出，学院院长十分兴奋，直直地握着我们的手。
好了，这次演出到这里就完美谢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