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止是袁阳春等打牌人员心灰意冷。
甚至是整个李袁坝生产队的社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也是不高的。
原因无他，就在于生产队这样的劳作模式，并不能有效解决公平问题。
比如社员在同一个小组劳动，同样是播小麦、种水稻，工分基数一样，有的人手脚麻利干得快，有的人力气大出力多。
但一天下来，干得快、出力多的人却和干得慢、出力少的人得到的工分一样，明显的不合理。
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员们上山干活“出工不出力，出工只为混工分”的现象是越来越普遍，生产队的田地总产量也一年比一年低。
而据统计，最近几年李袁坝的人口数量却在不断增加。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口粮减少的同时，消耗粮食的人不减反增，长此以往，会出大问题。
而且现在的情况是，商品还不能按市场经济自由流通。
坝上人如果想买点日常生活用品，必须前往古田大队部旁边唯一的一个“代销店”购买。
假如想买的东西代销店里没有，那就只能去公社的“供销社”里购买了。
私人想做点生意，不现实。
因此，除了被动的随队上山劳动换取生活物资，坝上人对生活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但生活这驾马车，再不如意也得拉着车轱辘继续过下去。
就拿坝上的李少康一家来讲，家中小孩四个，最大的十岁，最小的才一岁。
老母亲快六十岁了仍在跟着两口子出工干活，常年辛苦劳作，前两年还勉强能够糊口，最近就过不下去了。
过不下去昨办？只能硬着头皮向家境稍稍好点的人家借钱借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还上。
新年里头，李少康妻子要回娘家，打算带着孩子一起回去，可孩子身上压根就没有一件好一点的衣服。
为了在娘家父母、兄妹面前撑撑门面，李少康妻子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关系比较好的人家借。可别家孩子新年里也得走亲戚呀，那就只能等！
总之是一套好一点的衣服，在几个家庭的同龄孩子之间轮换着穿来穿去，轮到后来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袁林海本家侄子袁东阳，妻子患有羊癫疯，时不时就要发作一次。
发作时，人事不醒口吐白沫，几个年幼的孩子惊恐得嚎啕大哭。袁东阳每次只能伸出手指头，死死的掐着妻子的人中，等妻子醒过来后还要去哄孩子。
一直以来，李东阳在生产队社员中的口碑比较好，干活从不推三阻四，社员都愿意跟他分在同一个小组劳动。
可再强的人精力总是有限。
李东阳上山干活去了，妻子又身缠疾病，年幼的孩子便整天没有人照管。
几个孩子到了吃饭点，没有吃的就拿着生红薯啃，红薯没洗，皮上还带着泥，孩子用脏兮兮的小手抹一抹就往嘴里送。
没多久，几个孩子都哭喊着肚子疼，严重时疼得倒在地上满地打滚。
孩子大便时，粪便一坨坨拉出来，里面全是粉条状的糙虫（蛔虫），摊摆在路边让人直犯嘀咕……
生产队长袁保华的亲弟弟袁长柜，常年受袁保华的特殊照顾，仍然过得“失魂落魄”有苦难言。
生产队每年都会养几头猪，既可以卖掉换钱，也可以在逢年过节时拖出猪圈宰杀，然后全队社员共同分肉。
相对的，养猪比上山干活要轻松许多。
于是养猪这个好差使，因为袁保华当生产队长的缘故，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袁长柜身上，坝上不少社员对此颇有微词。
好在袁长柜还算勤快，养猪也比较用心——每天准时投料喂料、准时清扫猪圈，从不拉下。
但也许是上天捉弄，袁长柜连续几年运势不佳，所养的猪是养一头死一头。
猪死了，工分也就没了，只能“望猪哀叹”，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袁保华接济。
靠人接济的日子不是个好滋味。
家里孩子上学要交学费、生病了需要花钱治疗等等，袁长柜只好耷拉着脑袋向哥哥袁保华借。
袁保华眼睛一瞪，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慢腾腾的折回房间，从枕头底下摸索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往袁长柜身前的桌子上一拍，转身出门去了。
不止要看哥哥袁保华的脸色，袁长柜在家里还时常被老婆骂得狗血淋头，骂袁长柜没能耐，不是男人，生个男人的东西却没球本事……
可怜的人哪！
袁林海自从与几个哥哥分家以来，家里就没有半分积蓄。
分家单独过没多长时间，李淑芳就先后怀上了大儿子和二狗子，上山劳作的时间相对大减，全家的压力几乎一下子全集中到了袁林海一个人身上。
等到二狗子半岁大，李淑芳可以上山劳作时，家里已经负债累累了。
而随着二狗子一天天长大，家里的开销还在持续增长，入不敷出的状况越来越明显。
为此，袁林海就像是一只上紧了发条的钟表——除了正常上课领取长年一成不变的工资，还想尽千方百计挣工分。
如果学校放学早，袁林海可以赶在生产队社员收工回家之前，到地里为社员们记工分——记好每位出工社员全天的工分后，袁林海自己可以获得半个工分。
虽然获得的工分少，但总比没有强，也比较轻松。
每逢寒暑假，袁林海就不可能这么轻松了，他得去干最累、最苦、最费力气的活，一天下来能够挣十二个工分——是正常人全天劳动工分的一倍半。
暑假期间一般是和生产队几名青壮人员上山抬石头。
早上拿着抬杆和绳索，从家里出发，徒步翻过操场山，继续向北走四五里山路就到了“花果山”。
花果山上以前全是树木，一九五八年全民大炼钢铁，山上的树木被无计划的砍伐一空，而今山上光秃秃的，只留有一些杂草。
到了夏季，烈日当空，山上便没有任何遮阴挡凉的地方，人在山上酷热难当。
石厂位于花果山半山腰，袁林海几人到达石厂后，做好有关交接，就必须抬着好几百斤重的石头——石板或条石，往生产队赶。
“呀嘿，哎喂，哟呀走马上平川那个好嘞，耶嘿嗨喂呀呵喂，哟喂行得那个快……”一路吆喝着号子上山下坡。
力气稍弱一点的，走出几百米就得直喊歇气，歇上几分钟再继续上路，等将石头抬到生产队时，几人早已肩背生痛、衣衫汗透……
寒假经常是挑着甘蔗去县城卖。
生产队从一九七六年起开始种起了甘蔗，除了留下少部分熬制成糖，其他大部分甘蔗都要送到县城去卖掉。
一大早吃过早饭，带上几块红薯干或玉米饼，在生产队保管室称好甘蔗的重量——袁林海自己一般会盘上一百六七十斤，就与同伴一道，肩挑甘蔗前往县城。
通往县城的道路较之北部山区要略微平坦一些，但也有不少坡坡坎坎的山路，弯弯拐拐六十余里，全凭脚力前往。
到了县城，卖掉甘蔗，往回赶时差不多已是下午三四点钟。想要早点回到家中，就得加快脚步，否则必定会走上一段夜路。
再就是演戏可以挣少量的工分或现金。
为了丰富大队群众的娱乐文化生活，每年正月古田大队都会组织几场戏剧表演。
新年一过，大概是正月初三、初四起，大队部代销店前空阔的平地上就搭起了高高的戏台，同时也在告诉人们明天这里会有“戏曲”。
第二天，知悉消息的人们你叫上我，我叫上他，相携着从四面八方赶来，蜂拥着在戏台下兴致勃勃的看戏。
这时袁林海就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智取威虎山》中的反匪战斗英雄杨志荣、《沙家浜》中忠义救国军参谋长刁德一、《陈世美与秦香莲》中的陈世美等等……都是袁林海饰演的对象。
有一次，李淑芳也赶来看戏。
她抱着年幼的二狗子，站在人群外远远地看着戏台上的袁林海……临近结束时，二狗子却蓦然号啕大哭起来。
一问原因，原来是二狗子看见戏台上的爸爸正被一群人五花大绑——这场戏，袁林海饰演陈世美。
袁林海如此“拼命”，妻子李淑芳也不是混日子的性格。
虽然出门上山总带着二狗子这个“拖油瓶”，不能干重活挣更多的工分，可坚持下来总也有一份收获。
饶是如此，袁林海家的生活状况仍然是捉襟见肘、苦不堪言。
夫妻俩身上穿的衣服缝缝补补，一穿就是好几年；最困难的时候，夫妻二人连买盐巴和煤油都得在大队部代销店赊账；饮食上更是长年不沾荤腥，主要的吃肉机会是等生产队分猪肉。
说起生产队分猪肉，又是一段心酸事。
坝上人一年大概能够分上两三次猪肉，基本上都是在端午、中秋和过年时才会分一次，有时光景不好，中秋那次就免了。
坝上总共三百余人，每次分肉，人平能分到半斤左右，再多也不过六七两。
各家各户去领猪肉时，却又是一番奇景——社员们瘦肉不要，只要肥的，骨头不要，有骨头就得折价。
好不容易分到了肉，不少社员把肉提回家时，却又舍不得一下子吃掉。
昨办？
那就挨家挨户轮流做。
袁林海家所在的院落，每一次生产队分完肉，院子里的肉香最少能持续三天——袁林海、袁阳春以及袁寿福，三家事先商量好分得的肉谁家先做谁家后做。
做好了也不是三家人一起同桌就餐，而是做肉的一家铲上两碗肉，分别送到另外两家，以此轮流。
当然，等到二狗子和袁阳春家的黑二、黑三再大些时，这种情况又有改观——几个小家伙学会了吃霸王餐，院落里只要有哪一家吃肉，四人肯定就是谁家不请自到的“桌上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