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器上讲，虽然轻武器装备持续得到提升，装备了“雷鸣顿”五发弹仓连射步枪以及部分缴获自法军及教民军的“格拉斯”单发步枪，另有少量从香港走私来的毛瑟五发连射步枪。同等单位的齐射火力超过了统一装备单发“格拉斯”
步枪的法国正规军。但黑旗军始终缺乏重火器。没有重炮，所以不具备攻坚的能力。野战炮也严重缺乏，且质量低下，所以不具备打阵地战和正规野战的能力。
从编制上讲，黑旗军属于耕战结合、半农半兵的地方武装，类似于团练。相对于同类武装可谓纪律严明，组织严密。但是若以当时世界上一流职业军队的组织训练标准衡量，无疑还有相当差距。
最后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黑旗军的战斗素质不是靠现代军事体系训练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实战中锻炼出来的纯经验产物，所以那两千余名黑旗军战斗力虽强，可却无法在短期内训练出后继部队和补充兵员。
所以李鸿章说黑旗军是“土寇伎俩”。
而薛福成的评价则是针对刘永福个人的军事才华与组织能力而发。指挥上述那样一支军队，居然能连续取得胜利，成为越南王依赖的柱石，法军忌惮的对手，这不是“奇男子”吗？而刘永福能取得如此出众战绩的奥秘，正在于李鸿章所说的“土寇”二字上。
而理解“土寇”的关键则在于先要理解越南复杂的地貌与独特的地理位置。
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南北长约160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六600里，最窄处仅50公里。东、南临海，北部像一个巨大的漏斗，锲入广西、云南之间。
全国四分之三是山区，又由于地处热带，所以大兵团行动困难，作战的季节性非常鲜明。
从海权的角度讲，越南控制着南中国海与马六甲海峡的交通，地位重要。只要控制了沿海要地，就能控制航道，未必深入越南陆地。这样既节约了资源，也可避免与大清国的矛盾。可是，从内陆贸易的角度讲，顺红河可以进入云南，陆路直通广西，这两个省资源丰富，一直是法国殖民者觊觎的目标。所以很多法国殖民者一直梦想着通过全面控制越南进而打开中国西南市场。这就把法国势力从沿海引向了内地。
黑旗军长期活跃在越北山地之中，熟悉地形。虽然受制于武器装备和组织训练的不足，难以和大股法军打正规战，但是如果只是规模有限的武力冲突，黑旗军那种“土寇”式的战法——在复杂地貌中借助当地群众基础潜伏兵力，利用稻田地和丛林进行游击战，足以对付小股法军的殖民蚕食。当法国媒体将黑旗军描述为一批出没在稻田地里的恐怖分子时，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其独特的战术。
问题是游击战的后果有两个，或者引发法军的大规模介入，或者使法国因付出超出所愿意承受的伤亡代价，从而知难而退。如果是前者，就有可能引发与大清国的战争，这对于正忙于内战的清王朝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如果是后者，就可以充分保证边境安全。
如果要争取后者，单纯的山地游击战只是手段，必须同时附以外交攻势，并利用法国国内的舆论民情，借力打力，才能不战而胜。这就要求政略与战略要整合为一个整体，抢在法国国内政局变化前外交解决越南问题。
其中，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清廷愿不愿意以商贸换和平。由于法国的根本大敌是德国，所以法国也不希望和中国陷入僵持状态。反之，开放西南地区的商业本身是个双刃剑，如果能因势利导，未必不能实现中法之间的双赢。可惜，当时大清国的主流舆论是视洋人为洪水猛兽，所以官僚集团的主流意见是绝对不开放西南地区，还要保住越南的传统藩属国地位，隔开中法两个大国。
靠什么呢？靠黑旗军。
于是又绕回到李鸿章的不屑一顾上来。黑旗军由于不具备与大股法军打正规战的能力，所以他们在低层次的胜利只能刺激法军的更大规模介入，这样一来，只怕不是“渔人获利”而是“引火烧身”，大清刚经历了长时段的内战外战，应该休养生息，所以还是以和为贵为上策。
可是，国人多震慑于刘永福纸桥大捷之威，却从不曾细考过纸桥大捷的真实细节。而且就算他们知道了真实细节恐怕也不会接受李鸿章的分析。因为他们另有后招，假设刘永福不足以抗法，大清就应该派出正规军援越抗法以保我户牖。
云贵总督刘长佑认为，与其等到越南全失之后再沿中越边境被动防御，不如现在主动出击。因为云南、广西、广东三省“与越接壤，东西几二千里，要害与共”，全线设防，花费太大，不如主动进入越南境内，“自三江口以至海阳，东西仅数百里，（此即军事上所谓的蜂腰地带——笔者注）以中国兵力为之御敌，兵聚而力省。以视防守滇、粤边境，劳逸悬殊。”故而他申请朝廷“以广西兵二万为中路，广东、云南各以万人相犄角。广东之兵自钦、连而入，云南之兵出洮江而东。别以轮船守广东顺化港口，断其首尾，法人必无自全之理。”
这个计划从军事地理上说当然很诱人，但问题是，在既无铁路又缺乏轮船、电报的情况下，如何将战线推进到“三江口以至海阳”一线？而且，就算推进到了地方，清军到底有无与法军一战的硬实力？
兵部尚书彭玉麟的计划更宏大，他建议由桂滇“各派骁将，率领精兵数千，督同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疾捣顺化河暨西贡敌营，覆其巢穴。”一时大有规复全越，将法军赶入大海的气概。
内阁学士周德润也乘机献策，建议将李鸿章分别于光绪六年、七年向德国伏尔铿兵工厂定购的两艘铁甲巨舰火速调回，会同广东水师，“突入越洋，直泊海防”，封锁东京湾；陆路则大举滇桂之师，由北宁、山西会攻河内。控制越南北部重镇，再待机而动。
分阶段进行，陆海并进。听起来比彭玉麟的计划更诱人。实际上却存在更大的盲点：
一、提前招回巨舰，就会打乱原定的训练计划。人舰尚未磨合，如何产生战斗力？
二、回国之途漫长，中间又没有中转站，相反却要经过很多法国的殖民地，万一遭到劫击怎么办？
三、就算侥幸冲破万重关山回到祖国又如何？大家不要忘了，李鸿章为这两艘铁甲巨舰准备的安身之所——旅顺军港尚在营建中。由于财力不继，第一期工程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才竣工，第二期工程则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才竣工。换句话说，在光绪七、八年，全国竟无一港能容这两艘铁甲巨舰，设备养护更须借助香港与日本。所以西方才有“有鸟无巢”之讥。提前回国了，放在何处？
四、现在不是鸦片战争时代了，清军水师不是大英皇家海军，法军也不比当年的大清。随着火炮和筑垒技术的发展，军港对海防御能力大大增强，单靠海军如何突入并控制军港，又是一大问题。
五、其实上面都可以不论，最关键的，你想提前调回军舰就能调回吗？别说这个时候德国人不同意，就是后来合同期满，德国人不也还是拒绝两艘巨舰来华，非要拖到中法和议尘埃落定才放行吗？原因何在？就在于法国一直在向德国施加外交压力，坚持在中法关系紧张期间，不许铁甲舰返华。这一来，大清国里的很多“精英”们的脑筋又转不过弯来了。法德不是世仇吗？怎么又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咱可怜的大清了？
被误读的铁血
答案不在别处，就在俾斯麦独特的外交思维。
提到俾斯麦，国人最容易想到的便是“铁血宰相”四字。其实，这四个字正是对俾斯麦外交思维最大的误读。
俾斯麦在公开场合屡屡以“铁血”形象出现，这是事实。但细究起来，多是形势需要的逢场作戏。他不仅不迷信武力，而且深知武力的局限性及其双刃剑性质。试看他领导的三次王朝统一战争，无不是战前就已通过精心设计的外交手段将对手最大化孤立，以使德国避免多线作战，然后静待敌人暴露出可胜之机再发动闪电战。仗打赢了，又总不忘给对方预留面子与回旋余地，从不订苛刻的条约。如此既为新一轮的孤立活动铺路，又保持了德国外交的最大弹性系数。
可是，普法战争终结了这一切。德皇在法国人引为历史圣地的凡尔赛宫加冕，上德意志皇帝尊号，又割占阿尔萨斯与洛林。这就把荣誉感极强的法兰西逼到了非与德国再战一场不可的地步。德国的外交之弦也立刻绷紧。
如前所述，鉴于两国实力悬殊，法国想单独打倒德国，无异白日做梦。相反，德国地处中欧，地势平坦，最怕多线作战。所以法国拼了老命的开始编织一张反德包围网。俾斯麦就针锋相对地拼命破坏法国人的结盟运动。
后者的策略便是“在多个鸡蛋上同时跳舞”。首先，他和近邻奥匈帝国结为盟友，安全上唇齿相依，利益上却并不完全荣辱与共。然后再与奥匈帝国的两个敌人：意大利与俄罗斯也来点准盟友的关系。意大利是谁？法国曾经的朋友现在的敌人。俄罗斯是谁？法国曾经的敌人现在的朋友。这已够复杂的了。俾斯麦还要再和英国改善邦交。英国是谁？俄罗斯的敌人；法国历史上的天敌，现实中急需拉拢的朋友。这样一来，当全欧洲相互之间谁也搞不清到底谁是谁的朋友，谁是谁的敌人时，集团战争就不会爆发。一对一，德国谁也不怕。
更绝的是，俾斯麦鼓励法国去海外作殖民扩张。第一，这样有助于发泄甚至转移法国人的仇恨感，第二，法国搞殖民扩张，必然与殖民大国英国产生矛盾。
而英国又正在与俄国产生类似矛盾。如此一来，英法俄三国的关系就成了一个被固定的三角形。法国无论向哪一边靠拢，都会自动疏远另一端。德国也就高枕无忧了。
法国侵越，即将陷入与中国的纠纷中，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自然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刺激法国，那样只能是引发新一轮的仇德情绪。俾公何等精明，自不会去给大清做挡箭牌。实际上，正是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一面对中国大谈不要怕法国，一面对法国驻华公使大谈德国政府不仅不反对法国占领河内，“而且诚心诚意地呼吁进行一场旨在给德国贸易打开新的宝贵出路的远征”。
只可怜了大清国里的文臣武将们，还做着“联德制法”的迷梦呢！
左右为难中的铤而走险
说来说去，第一，这些人的思维跳不出传统藩属关系的束缚，按他们的设想去干，即使中国胜利，最后仍不过是替越南打仗，中国唯一的收获就是保留了一块缓冲地带。但在当时，提升自身的国力，远比空间上的巴掌缓冲更重要。第二，他们的眼光从来不曾跳出过越南一隅之地，严重缺乏全局观念，而且不通现代国际关系，尤其缺乏基本的自信心，不敢以开放云南商务为条件换取缓冲地带。第三，翻看他们的奏折，既看不到敌情我情的对比分析，也看不到对战争走向的理性预测。有的只是大话，空话与套话，只是些不疼不痒的“士气”、“人心”
与“天道”。试想，要是“天道人心”能当炸弹用，我们还搞兵工厂干吗？
其实，在很多问题上，从廷臣到疆臣，从“清流”到“浊流”，大家并不是没有共识。比如：“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迹，政治不修，兵赋不足，势已危如累卵。”也都知道越南重于琉球，而朝鲜又重于越南。可开出的药方各异。原因何在？
就在于对双方力量的理解各不相同。大多数人还活在康乾盛世的历史幻觉中，却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内忧外患，交相沓来，天灾人祸，无有止时。
以财政而论，两次鸦片战争的军费与赔款都不说，“剿发捻”，“平回乱”的开支是4亿3千万两；收复新疆的远征前后花费4200万两，留下的是1555两白银的外债。当此自顾不暇之时，又如何再兼欲顾人？
而法国却是当时世界上响当当的陆军第二强国加海军第二强国。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两艘外购铁甲舰，而且尚在德国船厂之中。而法国却有38艘铁甲舰、9艘岸防铁甲舰、50艘巡洋舰、炮舰和60艘鱼雷艇，总吨位达50余万吨。以钢产量而言，而法国在1884、1885年的钢产量分别是50万3千吨和50万4千吨，而中国直到1910年才达到5011﹒3吨，就算是到了八年抗战快要结束时的1944年，也不过1万余吨。至于双方在国民受教育程度、组织训练、指挥体系上的差距，也是同样惊人。
所以李鸿章才不顾众怒地坚持：打不得。
当然，李鸿章也承认，若坐视法国吞并越南，凡我属国都会丧失对大清的信心，“而滇、粤三省先失屏蔽。红江为滇、越相共，矿务尤彼族垂涎，将来画疆据守，口舌炎多，边患固无已时也。”于情于理于势，中国都不能坐视法吞越南。
问题是，中国采取何种手段，又准备拉回到何种程度。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何等交换代价。
可是，清流们是朝鲜、越南都要，还没忘记缅甸。如张佩纶就认为：“亡琉球则朝鲜可危，弃越南则缅甸必失。”又说，“知法志在蚕食，和约断不可凭；知越境逼犬牙，藩篱断不可撤。与其隐忍纵敌而致之于门庭，不如急起图功而制之于边徼。”何以隐忍就是纵敌，急起就能图功？绕来绕去，还是彭大将军与周大学士的老一套。而就是不屑老老实实的自强。
两派争执不下，只可怜了总理衙门，左右为难：“论藩属之义，中国即应派兵援救，玉帛干戈，随机因应；而在我既力有未逮，在彼又弱不能扶，揆度情形，势难筹议及此。”
可是，太后坚持要筹、要议，清流们更是鼓噪不休。李鸿章与恭亲王等持重派的稳健立场也就不免冰消瓦解于历史的记忆碎片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