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日本却抓住了这股东风。本来，正如《泰吾士报》所言，未来东亚的大国博弈，是英俄清的三角关系流转。这就等于承认了大清的区域大国地位，也默认了它的制衡价值，却并不把日本当成一个伙伴。可是，日本的努力改变了这个事实。
主动参加均势牌局的日本
日本的醒悟起于岩仓使节团的周游列国。
当维新之初的明治四年十一月，日本政府组建了规模庞大的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臣，率领50名团员（其中就包括了伊藤博文）、50名留学生，出访欧美各国，企图以证明日本已经文明开化来换取列强废除对日的不平等条约。
不难想象，这个使命是无法达到的，但日本却在德国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在款待日本使节团的国宴上，俾斯麦以惊人的坦诚发表了如下演说：方今世界各国，皆谓以亲睦礼仪相交，此全系表面文章，而背地则强弱相凌，大小相侮。予在幼时，我普国贫弱，此乃诸公所共知。当此时也，亲阅小国之处境，常怀愤懑，至今仍耿耿于心而不去。彼所谓公法以保全列国权利为常典，实则当大国争利而于己有利时并不要求执行公法，而若于己不利，即翻脸示以兵威。本无常规可守，小国孜孜以条文与公理省察自己，不敢有越，以努力维护自主之权，但遇对方簸弄凌侮之政略，亦每每难能自主。是以慷慨而起，努力振兴国力，为使国家在外交上获得国与国之对等权力，而激起爱国之心。积数十年之努力，至近年方实现所望，此亦只是各国保全自主权之志愿而已……予生于小国，深知小国之处境，故亦深明此理……
待到此次出访结束，日本高层已深刻认识到：
在欧罗巴，最有势力国家当推英法德奥俄五国。欧洲各国之能强弱相持、大小相制、自主独立，皆赖此五大国保持均势。其中最雄强者为英法，最不开化者为俄国。各国自可寓权诈而施其政略，但我最亲厚者抑或英法，抑或俄国，抑或德奥，应以体察世界之真实形势而加以切实了解为定，而对历来之臆说与虚幻之论，应加痛斥而澄清自己之精神，乃识者之所望。
此后日本逐渐明确了“追随强者走”的战略，而且将“强者”明确定义为英国，而不是那个貌似强大的俄国。日本从此快速向英国靠拢。它不仅要借助英日联盟减缓来自俄国的安全压力，而且要借此东风推动内部改革，同时要求在远东商贸利益最大的英国默许日本取中国而代之，以之作为日本帮英国抗俄的交换条件！
与此同时，大清国不仅不注重形成特殊的中英邦交，反而在一个本该双赢的问题上又和英国大起冲突。
降旗事件引发的中英冲突
原来，北洋水师的总教习琅威理是前皇家海军成员。此公14岁就考入皇家海军学校，16岁开始进入皇家海军服役，20岁来华。作风严谨，知识全面，经验丰富。
光绪八年到十年（1882-1884）、光绪十一年到十六年（1885-1890），琅威理两度出任北洋水师总教习。
一上任，琅威理就给北洋水师定下了一个高远的目标：成为国际一流的水师。武器几流不论，人的素质一定要是一流的。
说到做到。琅教习以身作则，治军之严，不分昼夜。甚至上厕所的时候也不忘记突然来个变阵命令。训练过程中，哪艘军舰反应稍缓，立遭旗语严厉批评。
“终日变阵必数次，或直距数十百码，或横距数十百码，或斜距数十百码，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莫不踊跃奋发，毫无错杂张皇景状，不特各船将士如臂使指，抑且同阵各船亦如心使臂焉”。
夜深人静之时，琅亦不忘偶尔“与其中军官猝鸣警号以试之”。以至水师上下盛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
正是靠了琅威理的严格要求，中国海军的技术和战术水平才能迅速提升，一时英法侧目，日俄心惊。而琅威理之所以如此卖力地训练中国水师，绝非是因为他爱大清甚于爱母国，而正源于他对大英帝国的赤胆忠心。原来，琅威理又一个今天看来似是而非，当年却并非全无可能的观点：中国早晚将因朝鲜问题与俄国开战，届时日本肯定将站在俄国一方。如此英国在远东能依靠的只有大清水师。
所以他要将中国人训练到足以对抗日俄联军的水平！同时，为了保证这支舰队不威胁大英帝国。琅威理认为应当逐步加大这支舰队对大英帝国的依赖。如军舰的购买，人员的培训，以及他本人在中国海军中的地位——为了去除确立地位的障碍，他甚至向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表示，为了祖国的利益，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国籍。换言之，就是可以暂时加入大清国籍。
对于这位琅总教习，李鸿章是很满意的，所以在物质上给予了每月700两白银的高薪。要知道，作为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也不过月薪280两，加上每月420两的船俸才得以与琅总教习并驾齐驱。至于左右翼总兵，每月只有132两的月薪，加上每月198两的船俸也不过330两。此外，在精神奖励上，李鸿章送给了琅总教习一个响亮的称号：大清国北洋水师副提督。
就是这个副提督的头衔惹来了麻烦。对李鸿章而言，这个副提督是个荣誉称号。可是，琅威理当了真。光绪十六年（1890年）秋，北洋舰队巡泊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上岸。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下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这下可惹急了琅威理：“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何为而撤提督旗？”刘步蟾索性交了底：《北洋海军章程》白纸黑字，明文规定，舰队仅设一名提督、两名总兵，根本就没有“副提督”的官位编制员额。您当的哪支舰队的“副提督”？
“弼马温”的真面目被戳穿。琅教习认为自己受了愚弄，一怒辞职，回他的“西洋花果山”去了。
大清水师的训练因之大受影响，中英关系也因此撞上了一个暗礁。
琅教习去职后，以“老震旦”为笔名，在《北华捷报》上愤怒地表示：“希望当此消息传抵英国之时，海部立即下令召回在中国海军服务之所有英员——因为李鸿章匆促地接受琅之辞职，并未与女王陛下政府协议。”更预言：“中国以后也许可以请到他国之人帮忙。不过，那些不顾自尊而只为薪金的人，如果没有适当的知识，恐怕亦将无助于中国。行见中国的战舰不久将变为破铜烂铁；中国的水兵将变为散漫无纪的流氓。那时侯，中国的较高当局以及天津海校里的绅士们，便将会以高价聘请外国的朋友去救援了。”
11月4日，英国政府正式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人为北洋海军顾问以代替琅威理的建议。并召回在旅顺港服务的英籍洋员诺加，同时宣布不再接收中国海军留学生。
海军竞赛日本反超
琅威理的去职无疑在管理与训练层面削弱了北洋水师。同时发生的另外几件事情，则进一步削弱了这支刚刚得到远东第一舰队桂冠的部队。
首先，虽然在中法战争之后，大清国成立了所谓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表面上这标志着近代海军终于在大清国得到了制度性的确立。可实质上海军衙门和大清国的其他中央机构很相似。它由一名亲王领导的总办。下设一满一汉两会办，一满一汉两帮办。他们带着一群介于文秘和公务员之间的办事员处理日常事务。
这些办事员的教员，培训和选拔，既无机构的支撑，也缺乏制度的维持。大部分人员就是书吏，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更悲哀的是，他们也确实不需要这种专业知识。
从职权上讲，海军衙门主要负责和平年代的海军军政管理。而这个管理又是通过沿海督抚，尤其是南、北洋大臣和两广总督间接实施。这就注定它无法有效改变大清海军分权过甚的缺陷。到甲午战争爆发时，虽然大清国在名义上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大水师，但它们从不曾被纳入过一个统一的指挥体系之中。它们是太平洋天国运动后，伴随着地方实力派的崛起，而生产的分权象征，而非一个统一的中央海军战略的体现。仅此一点，就已严重削弱了中方的战力。
又由于大清国没有参谋本部，海军衙门也不是一个作战指挥机构，这就注定了战争一爆发，大清海军还是无法得到专业而高效的指挥，与陆军的合作亦面临同样问题。
其次，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十年，正是世界海军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