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参加美国组织的“联合国军”，出兵朝鲜。英国和美国一样认为，苏联幕后策划了朝鲜战争的发生。因此，西方国家应坚决遏制苏联的扩张企图。英国军方认为，南朝鲜的失败将大大打击西方的“威信和信誉”，将不利于英国在马来西亚的统治。
英国尽管支持美国出兵干涉朝鲜，但却坚决反对美国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作法。英国许多政府官员对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决定，感到震惊和不安。他们认为这种作法是危险的。英国担心朝鲜战争的扩大将使美国的“泥足”深陷一场“错位的战争”，从而使欧洲防务松懈，给苏联可乘之机。1950年7月6日，艾德礼首相致杜鲁门总统，明确提出英国对朝鲜战争所“深为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担心苏联企图使西方陷入朝鲜半岛。
7月7日，贝文在给艾奇逊的电文中说，美国在朝鲜的“勇敢行动”可望获得“世界舆论的衷心支持”，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却很难指望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认可，因为他们反对朝鲜冲突的扩大。
在征得杜鲁门的同意后，艾奇逊于7月10日给贝文一份措词强硬的复电。艾奇逊拒绝在中国问题上让步。他指出，“以中共为先锋的共产主义目前已开始执行进攻亚洲的政策，其近期目的是朝鲜、印度支那、缅甸、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中期目标是香港、印度尼西亚、开罗、印度和日本”。艾奇逊声称，西方的“暂时让步”不可能改变共产主义的政策。第七舰队的任务是使台湾“中立化”，而不是占领台湾。
艾奇逊的强硬态度使英国外交部官员大为不满。在贝文生病期间，代理他处理外交部事务的肯尼思·杨格（Kenneth Younger）说：“目前好战分子似乎在美国占了上风。”英国应该告诉美国人：“印度、缅甸，可能还有其他亚洲国家，将必定会拒绝支持美国的台湾政策。”
7月15日，贝文再次写信给艾奇逊，阐述英国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重申分裂中苏的最好办法仍是保持中国和西方的联系。贝文强调说，西方不应该给中国留下这样印象，即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已经“不可救药”了，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再和西方建立联系了。贝文警告，西方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只会将中国进一步推向苏联。
英国尽管不断地向美国进行说服和劝阻，以抑制美国的政策，但出于英美关系的全面考虑，特别是英国对美援的依赖，英国又不愿过分地牵制美国政策，以免危及英美同盟关系。因此，在美军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时，英国政府并没有尽全力说服美国不要这么做。11月间，伦敦提出在中朝边境建立一个非军事缓冲区，以安慰中国人，但英国并没有努力说服华盛顿接受这一建议。
直到11月底，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大规模入朝参战，击退美军，杜鲁门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国进行核威胁时，英国才真正感到事态的严重性，英国官员对麦克阿瑟的骄横狂妄深为不安，担心世界大战的发生。12月初，艾德礼首相匆匆飞到华盛顿，和美国领导人举行会谈。
在会谈中，艾德礼要求美国同意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和中国谈判解决朝鲜和台湾问题。美方认为，英国提出的与中国人谈判的建议是“绥靖主义”，在美国国会和公众中是行不通的。艾奇逊说，他对与中国人谈判解决问题的前景不抱希望。他认为，目前是自1917年以来，西方和共产主义世界谈判的“最糟时间”。
英美华盛顿会谈还再次表现出双方在对待中苏关系问题上的分歧。艾德礼说，尽管中国已经介入朝鲜战争，但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这些分歧到一定时候将会导致中苏反目。艾德礼指出，“中国人确实是完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他们很可能不是苏联那样的帝国主义者”，中国仍有“出现铁托主义的机会”。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总是能吸收外来的新东西，中共很可能是打着红旗，但实际是另一回事。艾德礼再次表示，西方对中国采取强硬敌对态度，而将中国进一步推进苏联阵营的做法是不明智的。
对于艾德礼的这番分析，艾奇逊回答说，杜鲁门总统的顾问们持相同看法，他自己本人就一直在尽力执行利用中国民族主义、破坏中苏团结的政策；但问题是是否有可能采取这一政策。艾奇逊解释说，一个困难就是中苏分裂仍是一个长远的前景，而朝鲜战争则迫在眉睫。如果为了一个长远的目标，而使美国近期的安全受到损害，那是非常失算的。美国必须考虑其政策对日本、菲律宾以及其他国家的影响。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有利于美国执行在西欧的重建计划。最后，美国的国内舆论也得考虑。这时，杜鲁门总统插话说，台湾问题“在美国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蒋介石在美国有许多支持者”。
1951年1月，美国告诉英国，它准备在联合国提出一个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希望英国支持。英国反对美国草案中针对中国的一些严厉措施。由于英国的压力，美国不得不对其草案作些修正，降低草案中有关“惩罚”中国的条款的调子。总之，从1950年12月艾德礼访美到1951年1月，是朝鲜战争期间英国对美国政策发挥约束作用最大的时期。在这以后，一直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英国还时常对美国的强硬政策表示反对或保留。
日内瓦会议
1954年初，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柏林举行外长会议，决定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3月，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武装在中国的大力支援下，发起抗法斗争的决定性一战，即奠边府战役。
美国急于武装干涉印度支那，为法国解围。美国认为，一旦印度支那被共产党占领，东南亚的其余国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跟着倒下，落入共产党手中。4月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信给丘吉尔首相，要求英国支持美国在印度支那建立反共联盟的设想。在这同时，杜勒斯国务卿访问伦敦和巴黎，和法国官员磋商在印度支那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
英国拒绝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考虑干涉印度支那。丘吉尔和艾登并不相信美国印支政策中的所谓“多米诺”理论。他们担心，西方对印度支那的干涉，会破坏在日内瓦会议上谈判解决问题的希望。此外，英国知道，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反对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由于英国的反对，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之前，企图干涉印度支那的计划未能如愿。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丘吉尔保守党政府一再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考虑到英国这一态度，再加上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立场，中国同意和英国讨论改善两国关系的问题。
根据中国代表团俄文翻译师哲的回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帮助中国同英国的接触，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亲自在苏代表团驻地设鸡尾酒会，请周恩来和艾登出席。此次宴会打开了中英交往的门路。在这以后，周恩来和艾登在日内瓦进行了几次互访。
周恩来和艾登的助手们也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举行了多次会谈，讨论中英关系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英国驻华代表杜维廉在回忆录中说，他和中国代表团的宦乡、乔冠华、龚澎等人，举行了“融洽”的会谈。此外，在日内瓦，周恩来还会见了英国工党代表、前贸易大臣哈罗德·威尔逊。
中英在日内瓦谈判的一个结果是两国建立代办级关系。代办的任务是谈判建交，并处理两国间的侨务和贸易问题。由于英国在联合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仍持不明确态度，中国认为，中英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总之，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会后，两国贸易往来开始增多。不久，艾德礼率领英国工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结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五年中，与美国遏制中国的敌对政策相比，英国对华政策表现得比较谨慎和实际。1950年1月，英国承认了新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危机期间，英国都对美国的战争冒险政策发挥了抑制作用；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建立起代办关系。此外，英国还对1954年中美日内瓦会谈起了中介作用。综观这一时期的中英关系，有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了英国对华政策。
第一，经济因素和维持殖民大国地位的考量在英国决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英国在华仍有许多商业利益，英国希望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香港和新加坡、马来亚共同构成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帝国，而殖民帝国的存在对英国既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又有重要的政治利益。从商业角度看，英国的远东殖民地为英国提供重要的原材料和市场。作为英镑区成员，它们对支撑英镑的国际地位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从政治角度看，英国的远东帝国是英国维持其大国地位的重要象征，具有很大的心理价值。出于对这些因素的考虑，英国领导人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采取了“留一只脚在门内”的政策，希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来保留英国在华影响，维护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
第二，战后英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和中东，相比之下，远东的战略意义较小。英国希望美国专注于欧洲防务，担心美国一旦卷入亚洲的冲突和战争，就会泥足深陷，不能自拔，从而无暇顾及欧洲，使欧洲防务出现漏洞，让苏联有机可乘，浑水摸鱼。这是英国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危机期间，尽力约束美国的军事行动，努力缩小战争规模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从维护英联邦团结的政治角度出发，英国很重视英联邦的亚洲成员国，特别是印度对中国的态度。1950年，英联邦成员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国相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印度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同情中国革命，反对西方干涉亚洲事务，反对美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扩大战争的行为。印度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影响了英国的立场。
第四，从分裂中苏同盟的目标出发，英国领导人认为，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开展贸易，是保持西方在华地位，抵消苏联影响的最好办法；而美国对中国的强硬高压政策，只会将中国进一步推向苏联。
第五，英国人讲究经验主义、重实际的性格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与美国外交强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做法不同，英国外交比较实际，较少受观念形态的支配。英国承认新中国只是接受一个客观现实，而不是指望通过承认来表达某种“道德评判”。与此相反，美国的承认政策中却包含许多“道德”因素，中国要获得美国的“承认”，必须先在行为上满足美国的“道德”要求。不符合美国“价值标准”的东西，美国就不能接受，就要加以改变。英国人重实际的特点使英国能较快地接受中国革命的现实。此外，英国决策人也较少受国内反共极右集团的制约，在对华政策上比较主动。英国国内没有像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那样的亲蒋势力。
尽管英美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许多分歧和矛盾，但英国也不愿和美国完全背道而驰。在英国领导人的眼里，英美同盟的重要性要大于英国在华利益。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为削弱。战后，英国要保持其国际地位，遏制苏联，并恢复国内经济，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因此，在中国问题上，伦敦经常不得不屈服于华盛顿的压力，不得不配合美国对新中国的遏制政策。这明显表现在英国对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以及对“两航”飞机问题的处理上。
必须指出的是，英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所采取的既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又保留国民党席位的政策，表现出英国日后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的苗头。英国的这一做法表明英国领导人低估了中共要统一中国的决心和愿望。它只能有碍于中英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本文最初发表在《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上，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