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俄国档案馆采取收缩政策以后，俄国学者及研究机构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大量专题性档案集，其中引起冷战史研究者注意的内容有：1945-1954年苏联的核计划，共产党情报局历次会议记录，苏共二十大与非斯大林化，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宫廷政变”，至1960年前克格勃的工作，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活动，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书刊和新闻检查制度，1956年匈牙利危机，中近东的冲突，还有苏联与美国、德国、奥地利、芬兰、以色列及东欧、非洲的关系等等。作为苏共高层决策的档案，出版了1945-1953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部分历史文件，1954-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部分会议记录和决议。至于中苏关系，已经出版的三部文件集则公布了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共815件之多，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这些文件集对于冷战史专题研究十分重要，需要注意的是编者的选择未必全面，有些关键性档案还要研究者通过其他渠道获取。
第三，俄国档案馆开放初期，许多国外学者或研究机构纷纷赶赴莫斯科收集档案，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机构捷足先登，花重金复制了大量俄国档案，其中专门收集冷战时期档案文献的主要有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国家安全档案馆。此外，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和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也收藏了大量俄国档案。以这种方式收集的档案文献虽然显得分散零乱，查找起来也颇费工夫，但其最大的好处是研究者自己有选择权，而不会受制于人。
在俄国档案馆收缩的同时，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馆开始陆续对外开放。笔者最近去东欧和中欧七国访问，参观了二十多个档案馆。那里的国家档案馆和外交部档案馆在几年前已全面开放，特别是前共产党的档案，没有解密期限制。这种状况，对于研究者了解冷战时期铁幕另一边的情况，尤其是涉及华沙条约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及东欧各国与苏联关系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俄国和中国档案管理政策紧缩的不足。目前在冷战国际史研究较多利用的有捷克、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档案，以及德国档案馆收藏的东德档案。一些国家的冷战史研究机构也收藏和整理了大量专题档案，如匈牙利中欧大学社会档案馆收藏的自由欧洲电台档案，匈牙利冷战研究中心所从事的项目：1945-1991年苏联集团活动年表、1988-1991年共产主义瓦解与冷战结束、匈牙利与东西方关系等。还有很多研究机构与冷战国际史项目或平行历史项目（PHP）合作，在这两个中心的网站或杂志上经过公布他们整理的各国档案，其内容涉及共产党情报局、华沙条约组织、苏南关系、阿南关系、中朝关系，以及罗马尼亚与华约关系、罗马尼亚与中美关系正常化、南斯拉夫与冷战、南斯拉夫与匈牙利事件的专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东欧各国档案的开放将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其意义不亚于90年代俄国档案的解密。这一点，非常值得引起注意。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正在策划收集、整理和翻译东欧档案的项目。
在亚洲，经过若干年的整顿，目前台湾的档案开放最为规范，使用也十分便利。应广大学者要求，内容丰富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几年前已从台北郊区的北投外交部档案馆移至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目前已经基本完成数位化整理，至1975年以前的所有档案均制成可供下载的PDF格式，使用者也可以上网查询目录。此外，“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国民政府”目录中也有大量涉及冷战历史的档案，为了方便使用者，“国史馆”今年已在台北市内开设阅览室。香港大学的主图书馆则是亚洲地区收藏美国、英国档案（缩微胶卷和缩微胶片）最多的地方。
根据《国家公文书公开法》，自1976年以来，日本政府分21批陆续解密了外务省所藏战后的档案。目前档案的解密时间已到1972年，从解密的卷宗主题看，首先是有关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和日美关系的文件，其次如日本对东南亚各国政策、对中国海峡两岸政策、对朝鲜半岛政策，以及日本与阿拉伯世界各国、拉丁美洲各国和欧洲各国关系的档案，都已基本解密。此外，日本学者还注重整理和出版美国政府最新解密的对日政策档案。
韩国的国家档案馆也是对外开放的，但很少看到韩国学者直接引用韩国档案，据说是因为卷宗管理混乱，不易查找，外交通商部也没有专门的档案馆。不过，韩国学者也做出了很大努力。有关朝鲜战争及此前的档案，韩国本身的文件大部毁于战火，但学者们注意收集和编辑了主要参战国的档案。如美国文件：原主文化社1993年编辑、出版的《1945-1948年驻韩美军军政厅官报》、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1995年编辑、出版的《美军政期情报资料集（1945-1949年）》等。中国文件：将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基层部队的文件、命令、战士家书等编辑、影印成册，成为一套很有价值的文献集。俄国档案：把在朝鲜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900余件档案影印出版，其中主要是顾问团关于朝鲜领导人的背景、朝鲜政治经济状况、朝鲜人民军的情况以及战争各阶段进程给莫斯科的报告。此外，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还在整理有关战俘问题的历史文献。
以威尔逊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为主要牵头人，通过到当事国举办或邀请当事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正在一致努力，敦促越南、蒙古、古巴、印度和朝鲜政府打开他们那里档案馆的大门。特别是2009年5月在新加坡召集的亚太地区各国档案馆负责人的会议，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档案馆均表示了积极态度。显而易见，这些国家档案的解密，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际也公布了档案法，解密年限为30年。但是迄今为止，档案制度及其管理方式几乎还停留在原地，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且不说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与近年来的俄国相比，中国大陆的档案管理、开放和利用，也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
其一，开放程度极其有限，特别是中央一级和各国务院主管部门的档案，根本就没有对社会开放。据说在1998年档案法修订和公布以后，有关机构还下达了“十不准看”的内部规定，照此排列下来，可以对公众开放的有研究价值的档案就所剩无几了。甚至南京的第二档案馆，尽管都是民国时期的文件，一般学者也很难看到。省级档案虽然好一些，但也有类似现象，而且很具中国特色——人际关系超于法律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主管部委都是决策机构，那里的档案不开放，对冷战时期中国的决策过程当然是无从了解的。不过，也有例外，外交部的档案已于2004年对社会公开，到目前为止已经分三批解密了1949-1965年的档案。不仅一般中国公民，甚至国外学者亦可前往查阅。
其二，中国的高层档案文献主要是经专门机关挑选和编辑后出版的，其优缺点如上所述，是十分明显的。此外，在中国，只有极少数机构的研究者得以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直接使用中央一级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一般学者只能从他们的研究着作中间接引用一些重要史料。且不说这种状况对广大学者来讲是十分不公平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于疏忽或受其观点和水平的限制，片面以至错误地使用了档案文献，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
其三，中国没有专门的档案解密机构，也没有规范的和科学的解密程序，某一文件是否可以开放和利用，往往是主管人说了算，于是便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同样一件档案，在这个档案馆可以看，在另一个档案馆就不能看；甚至在同一个档案馆，这个馆长批准查阅，另一个馆长却予以拒绝。更为可怜的是，中国许多档案是否可以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进度和深度——竟取决于一个档案保管者的知识和政策水平。
中国限制档案开放的做法，最终受害的是中国自己。同一个事件，你不解密，人家解密，结果是研究者只能利用国外档案进行研究，不仅话语权旁落，也往往难以全面掌握历史真相。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中国有关档案管理和利用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不严谨，一方面在于档案管理者的观念需要根本转变：档案文献属于国家还是属于社会？查阅和使用历史档案是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力？档案管理者对档案文献的责任，是重在保管收藏，还是重在为社会提供和利用？虽然这两方面的改进，在中国均非普通学者力所能及，但是作为档案的使用者，中国的冷战历史研究者也不能只是被动地、消极地等待。在期待中国档案文献进一步开放，期待中国档案制度提高其公正性、公平性和法律化水平的同时，学者也必须而且应该努力有所作为。充分利用地方档案进行个案研究，就是一个突破口。面对21世纪学术研究发展的国际化和公开性前景，中国学者只有在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方面开拓出一个新局面，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目前的条件下，应该说，研究者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且也是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的。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都已经收集了相当数量的档案文献，如果这些单位联合起来，对于中国学者利用档案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各国档案的解密和利用推动着冷战史研究的深入，反过来，冷战史研究的发展也推动着各国档案的解密，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运动。综合利用各国档案文献研究一个专题，的确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特点。自不待言，研究双边关系要利用双边档案，而各国档案的解密则为学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资料来源。如研究中苏关系时人们发现，由于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特殊关系，在后者的档案馆里收藏着许多涉及中苏分裂时期苏共与东欧各党的往来函电，而这些材料无疑是判断苏联立场和态度转变的重要依据。同样，俄国外交部档案馆中保存的苏联驻朝使馆的大量电报和报告，也是研究中朝关系不可或缺的史料。至于研究冷战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危机，就更离不开对多边档案的利用了。以朝鲜战争为例，在目前冷战历史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关于这个专题所发表和披露的各国档案数量最多，范围最广。惟其如此，朝鲜战争研究才在前几年形成了高潮，成为冷战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个课题。其他像研究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印度支那战争、匈牙利事件、台海危机、柏林墙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核武器问题等等，亦无不如此。总之，对于读冷战国际史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来说，没有档案文献的题目是不会去做的，做了也不会通过。
3.研究者学术关怀的重点集中在重建历史事实
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就学术关怀而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先和重点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构建历史事实。
在过去的冷战史研究中存在不同学派（如传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等），其区别主要是观点不同，而对基本史实的认定则没有根本的分歧。冷战结束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即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缺失，过去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不想看到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往往是片面的、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被歪曲的。现在，双边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到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对立也淡漠了，人们才发现，原来冷战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以往理解的那样。例如，过去研究者以为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1950年1-2月曾在莫斯科秘密会面，从而产生了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共谋论”解释。现在我们知道了，金日成4月10日到达莫斯科，而毛泽东在2月17日已经离开了那里。没有这种对史实的重新认定，研究者就无法了解朝鲜战争爆发的复杂过程和真正原因。还有，过去人们都认为，在波兰十月危机初期，是毛泽东的反对立场迫使赫鲁晓夫做出了从华沙周围撤兵的决定。现在我们知道了，在10月19日和20日苏共中央决定放弃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在华沙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新的史实认定并不否定中国后来在促成苏波关系缓和方面所起的作用，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却很可能导致对中、苏、波三角关系的简单化理解。类似的案例在新冷战史研究中比比皆是，整个冷战历史的过程正在重建，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学者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