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举行的万隆会议是发生在20世纪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有29个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出席。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备受瞩目。在会议期间，周恩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求同存异，广交朋友，努力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恐惧，使很多亚非国家人士对新中国外交刮目相看，印象深刻。
1950年代中期（1953-1955年）是中国外交较为成功的时期之一，也是最能反映周恩来外交思想和风格的时期之一。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中印两国关于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的谈判开始之时，向印度代表团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次完整表述。在这以后的几年中，周恩来恪守这些原则，积极推动中国的和平外交攻势，寻求打开中国的外交局面。他代表中国参加了两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即日内瓦会议（1954年）和万隆会议（1955年），使中国在国际场合的多边外交中崭露头角，独树一帜。他在制定和执行中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新近公布的中国外交档案，探讨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外交活动和实践，揭示他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体现的独特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由来已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初见端倪。作为中共党内负责外交事务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为中共的初期外交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并通过他的外交实践积累了很多经验。1944年夏，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周恩来将对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的接待工作看作是中共外交工作的开始，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在这份为中共外交政策奠定基本立场的早期文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周恩来日后进一步完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周恩来在文件中指出，这次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的到来“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在涉及中共外交的基本原则时，周恩来强调，共产党人从事外交活动“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要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树立“中国的新人典型”；必须警惕近百年中国外交史“排外”和“惧外媚外”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
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共识。毛泽东在建国前夕也多次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某些提法。比如，1949年4月30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就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不久，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再一次重申“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
1953年12月，在中国和印度就中国西藏地方问题进行谈判时，周恩来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政府的主张向印度提出，很快得到印度政府的认同和支持。两国于1954年4月，正式将这些原则写进双方达成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同年6月，周恩来出访印度和缅甸，“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被写入中印和中缅两个联合公报中。6月27日，周恩来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书面谈话，进一步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他指出，中印两国所确定的五项原则，“不仅对我们两国适用，而且对于亚洲的其他国家以及对世界一切国家都能适用”。“如果这些原则在亚洲更大的范围内适用了，那么，战争的危险便会减少，亚洲国家合作的可能便会扩大”。
1954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充分认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8月24日他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你们问，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能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两个月以后，毛泽东在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会谈时又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毛泽东的话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代表了当时中共领导人中间的共识。
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在得到亚洲国家的普遍赞扬的同时，却引起一些美国官员的担心，他们害怕美国在和中国争夺亚洲民心的竞争中败下阵来。1954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局政策设计顾问查尔顿·奥哥本（Charlton Ogburn）在评论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时，批评该委员会在评估国家安全政策时忽略对中国和平外交攻势的关注。他忧心忡忡地指出，中国在争取亚洲民意和舆论同情的竞赛中已经跑在美国前面，中国对美国在亚洲地位和威望的挑战，不是来自直接的军事进攻和渗透，而是来自文化上的吸引力。中国正在通过其改变贫穷、实现国家统一和提高国际声望的努力，在亚洲国家赢得崇敬和支持。奥哥本认为，二战以后美国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包括在援助方面重欧轻亚、在印度尼西亚独立问题上态度含糊不清、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没有平等对待亚洲人，使美国作为平等、自由和反帝的领头国家的形象大打折扣。
英国官员也对美国政府在处理亚洲事务时过分强调武力威慑和军事干涉的做法表示不满和担忧。1954年8月8日，英国负责东南亚事务的高级专员（the British Commissioner General for South East Asia）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在一份讨论美国的亚洲政策的备忘录中指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亚洲实行的大棒政策使美国在亚洲的朋友越来越少，招来的批评却越来越多，美国在亚洲的威信正急剧下滑，除了得到几个在亚洲影响力有限的盟友（泰国和台湾）的支持外，美国在亚洲实际上是很孤立的。
中国对亚非会议的重视
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印度、印度尼西亚、锡兰、缅甸和巴基斯坦的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开会，讨论召开一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中国立即表示支持。同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中国赞同召开亚非会议的设想。12月1日，毛泽东向来华访问的缅甸总理吴努（U Nu）表示：“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12月28日，科伦坡五国在印尼素有“雨城”之称的茂物开会，商讨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的问题。在会议期间，围绕是否邀请中国出席亚非会议的问题，五国领导人意见不一。缅甸总理吴努首先提出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印度总理和印度尼西亚总理支持这一倡议，但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和锡兰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Sir John Kotelawala）却对中国偏见很深，疑虑重重，反对邀请中国出席亚非会议。有鉴于此，吴努明确表明，如果不邀请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他就将退出科伦坡五国会议；如果不邀请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他本人就不去万隆。最后，他的建议获得通过。
科伦坡五国总理在茂物会议上宣布，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将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尼万隆举行，会议的目的是促进亚非各国的亲善与合作，商讨与会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问题，讨论有关民族主权、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问题，评估亚非国家和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同月，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致电周恩来，代表五个发起国政府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亚非会议。次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准备了《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报请周恩来批准。该草案指出，亚非会议的召开“具有历史性意义。如果这个会议能够开好，有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势必对会议产生重大作用。茂物会议协商定出席这次会议者，共计三十个国家。有兄弟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有‘和平中立’国家，也有追随美国对我敌视的国家，其中情况是很复杂的。因此我国必须采取主动而慎重的态度，以便使会议发挥积极作用。在会议过程中，我国应集中力量孤立美国势力，大力争取‘和平中立’国家，并设法分化追随美国对我敌视的国家。亚非会议，就和缓亚洲局势来看，是日内瓦会议的继续发展。但亚非会议的内容与日内瓦会议内容毕竟不同。估计亚非会议会场上的发言和辩论不会像日内瓦会议那样纠缠，但会场外协商和会外活动一定更加频繁。因此，我代表团必须配备足够的活动力量”。周恩来批准了这份草案。
1955年1月22日，周恩来向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表示，中国感谢五个科伦坡会议国家为筹备亚非会议而作的努力。2月10日，周恩来复电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表示：中国政府赞同亚非会议的目的，对于能够有机会同其他亚非国家一起为这些目的而努力，感到荣幸。中国政府决定应邀派代表团出席会议。
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亚非会议，把会议看作是争取中立国家的一个好机会。1955年3月22日，刘少奇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国际形势报告时，特别强调争取中立国家的意义和重要性。他指出：“对于中立国的作用要有充分的估计。对于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妨碍美国的战争活动，动摇美国的某些同盟国和仆从国，特别是扩大和平区域和抵制美国组织侵略性军事集团的阴谋，中立国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重视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各国独立的国际会议。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这个会议对于促进亚非各国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在亚非地区扩大和平势力，争取更多的亚非国家接受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对这次会议感到十分恐慌并力图从会外会内进行破坏的缘故。”
毛泽东非常重视万隆会议，4月5日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的方案。这一方案指出，亚非会议是首次没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在回顾了近期的国际形势以后，方案指出，美国正在组织和扩展各地的侵略集团，力图加强对亚非国家的控制，并企图通过它在亚非会议中的仆从国来破坏会议，而大多数亚非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独立、发展经济的愿望。有鉴于此，方案建议，中国参加会议的总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方案特别强调：“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争取使五项原则为亚非地区的更多国家所接受，从而扩大和平地区，建立集体和平，并力求亚非会议能发表一个和平公约或维护世界和平的宣言。”中国政府组成由周恩来为团长和首席代表的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
周恩来在万隆的表现
4月17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抵达万隆。他在机场发表的谈话中指出，中国代表团抱着对于和平与友好的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针对美国对会议的敌视，周恩来说：“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但是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在4月18-19日大会一般性发言中，一些亲西方国家（伊拉克、菲律宾、泰国和土耳其）抨击共产主义是“独裁”，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指责中国对邻国搞“颠覆活动”，说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对邻国构成“威胁”。他们的讲话使大会的气氛骤然紧张，很多代表担心会议将因此爆发激烈的争吵。中国如何反应成为会议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