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出席中国、越南、老挝三国党的会议。在会上，越南、老挝领导人介绍了北越、南越、老挝的形势，特别谈到美国如何把南越作为进攻社会主义的基地、防止社会主义发展的基地、作为“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等情况。周恩来在听取了东南亚局势的介绍后，指出：东南亚是世界矛盾最集中、斗争最尖锐、革命条件最成熟的地区，美国企图把南越、老挝、泰国作为一条战线，以“特种战争”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用经济利诱和政治颠覆的手段，企图破坏缅甸、柬埔寨的中立政策，但美国的这些阴谋不断受到挫折，而且面临彻底失败的危险。然而，美国对东南亚的侵略不会罢手，当前美国可能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强化“特种战争”；二是把“特种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美国在南越和老挝直接出兵，轰炸或进攻北越。但不管美国采取哪一种措施，中国必将出面支持东南亚人民的斗争。
周恩来在发言中，既深刻地分析了局势，又详尽和具体地提出斗争的任务。他建议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做好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将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政治上应坚持两次日内瓦协议，不断揭露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为，并利用美国和法国的矛盾，广泛建立统一战线；军事上，要积极加强军队建设，巩固根据地，打歼灭战，一个一个地砍敌人的手指头，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争取三五年或更长时间，在不断胜利中解决问题。我们的斗争方针是，尽一切可能把战争限制在目前范围之内，同时积极准备应付第二种可能的情况。应对第二种可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
1964年8月2日和4日，接替肯尼迪出任总统的约翰逊制造了所谓“东京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开始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次年3月，约翰逊又派遣3500名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这是美国第一次出动地面部队，直接进入南越参战，是美国在印度支那战争升级的重要一步。约翰逊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进一步威胁，中国领导人决定全力以赴，援越抗美。中国在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的同时，还通过多种渠道，向美国政府表明中国援越的决心。1965年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达四点警告：（1）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予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为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反抗，战斗到底；（3）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4）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
由于阿尤布·汗后来推迟访问美国的计划，周恩来委托他向美国传递的四点警告未能转达，因此，1965年6月8日，周恩来又委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美国转达这四点警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的警告，使约翰逊总统在印度支那推行战争升级政策时，有所顾忌，不敢肆意妄为，比如他在战争初期，否决军方要把轰炸目标扩大到中越边界，在海防港布雷，派兵进入老挝截断“胡志明小道”等主张。约翰逊总统要打击越南民主共和国，但不愿因此而与中国交战，他对朝鲜战争时杜鲁门政府由于无视中国要求美国在朝鲜不要越过三十八度线的警告而导致中美兵戎相见的教训，记忆犹新。约翰逊总统非常重视周恩来的警告，极力避免与中国交战，所以他在制定打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计划时，表现的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一事实说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的警告极大地支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抗美救国斗争。
1967年3月29日，范文同总理和武元甲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就越南形势交换意见。在会谈中，周恩来表示：越方提出“边打边谈”原则上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战争打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有所接触。他指出：中国有句俗话，行路百里半九十，就是说，已经走了九十里路，最后剩下十里更困难。爬山也是这样，比如喜马拉雅山，最后一段路是最难爬的。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要动员全世界人民来支持你们取得胜利。
1969年，胡志明由于长期辛劳，积劳成疾，病情恶化。他要求中国派医生到越南，协助越南医生为他治病。越南劳动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周恩来非常关心胡志明的病情，他和中国卫生部的专家们一块精心挑选经验丰富的医生，组成医疗班子，拟定治疗方案，并派遣专机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械。9月2日，胡志明因病不治，撒手人寰。周恩来于9月4日赶赴河内吊唁。
中美缓和与中越隔阂
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给中越关系带来凉意，尼克松政府希望通过打“中国牌”，来加强美国同苏联争霸时的战略地位和筹码，来为美国从越战脱身寻找出路。在中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适应抵御苏联威胁的当务之急，还有助于逐步解决台湾问题和扩大中国的国际交往。正与美国势不两立、浴血奋战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对于中国突然与美国握手言和的举动，深感不安和困惑。实际上，在中美会谈中，周恩来拒绝美方提出的中国在越南问题上帮美国说话、向河内施压的要求，拒绝将台湾问题同越南问题挂钩，即中国在越南问题上作河内的工作以换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和周恩来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谈，就广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间等。在7月9日的会谈中，双方谈到印度支那问题。基辛格提及美越巴黎和谈，说有两个障碍阻止了和谈迅速取得成果：（1）北越要求以推翻南越西贡政权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2）北越拒绝同意在美国撤军时在全印度支那停火。基辛格重申美国的立场：只要北越同意停火、释放美国战俘、承认南越西贡政权，美国就可以立即撤军，结束战争。基辛格补充说：对南越西贡政权的国际地位的保证，可以由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作出。但周恩来并没有接受基辛格的建议而承担对南越西贡政权的国际地位的保证。他批评美国支持南越吴庭艳政权破坏1954年日内瓦会议关于在越南举行选举的协议，指出美国应该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扩大负责。基辛格希望在印度支那得到一个维护美国的体面和尊严的解决办法。周恩来回答说：美国把军队从印度支那全部撤走，就是体面，就是光荣。周恩来重申中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1）美国，以及其他跟随美国向印度支那派遣军队的国家，必须从印度支那撤军；（2）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
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和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周恩来都立即飞赴河内，向越南领导人通报中美会谈情况，重申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希望得到越方对中美改善关系的理解和支持。1971年7月11日，基辛格结束秘密访问，离开中国。基辛格前脚走，周恩来后脚（7月13日）就到了河内，马上向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政府总理范文同通报基辛格访华的情况以及就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中美之间交换的看法。周恩来向越方表示：“我向基辛格声明，关于越南和平问题的谈判是在巴黎，而不是在北京。我们只想作些推动工作。”1972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送走尼克松后，又于3月4日再次专程奔赴河内，向黎笋、范文同等越南领导人介绍中美高级会谈的内容。周恩来说：“从1955年开始，中美谈判已经历了16年，当约翰逊总统扩大侵越战争时，我们停止了与美国的会谈，美国停炸越南北方后才得以恢复。1970年美国在柬埔寨策动‘三·一八’政变后，我们又停止了会谈。这都是从支持印支人民抗美救国斗争考虑的。这次我们同尼克松会谈提出了四项原则，其中两条是：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任何一方都不能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不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我们向美方表示，坚决支持越南南方提出的‘七点和平倡议’，支持印支高级会谈发表的声明。如美国不停止侵略战争，中国决不停止对越南和印支人民的支援。如美国不接受越方的意见，战争就不会终止，远东局势也不会缓和。”
尽管周恩来推心置腹，苦口婆心，但越南领导人不为所动。他们当面虽然没有表示反对，但背后却对中美和解深为不满，对中国产生怀疑和怨恨。河内报刊发表了大量社论和文章，虽不公开指名道姓，却都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联美反苏”，“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越南《人民报》发表题为“‘尼克松主义’一定破产”的社论，影射中美会谈。就此事，周恩来于1971年7月20日，批告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同年，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南方外长阮氏萍、越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长黄明鉴时，指出：“基辛格访华刚走，我就立即去河内，把情况告诉亲近的兄弟党，等于把我心都掏出来了。新中国成立22年来，美国仍不承认中国，中美谈判16年也没成果，现在基辛格、尼克松主动到中国来谈判，就等于他们承认了错误。赫鲁晓夫可以去美国谈判，但我周恩来并未去华盛顿，你们可去巴黎同美国谈判，为什么我们不可在北京同美国谈判，我们仅要求美国尽快撤军，我们并未出卖朋友。”但是，当时的越南领导人不相信周恩来的解释，坚决反对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
1973年，美越签订“巴黎和平协定”，美国从印度支那撤军。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越南实现统一。中国反对越南在印度支那谋求霸权主义，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同志加兄弟”变成“对手加敌人”。
结论
周恩来所面对的中越关系，是中国外交关系中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越关系中，既有团结合作的一面，又有摩擦分歧的一面。一方面，中共领导人同情并支持胡志明领导的革命，为越南的抗法、抗美斗争提供了大量支援。另一方面，中共领导人反对越南在处理与老挝和柬埔寨的关系时，居高临下，包办代替，输出革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抵制越南对待老挝和柬埔寨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他认为：老挝和柬埔寨与越南的情况不同，两国的王国政府还有一定的民心，两国的多数民众要求的是民族独立，而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印度支那三国各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各有自己明确的国家界限，越南不应该无视这种界限而推动成立以越南为主导的印度支那联邦。周恩来主张：印度支那三国应该彼此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
每当中国调整和大国的关系时，都会对中越关系带来冲击和负面影响，比如19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和1970年代初的中美和解。每当越南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外交政策调整表示困惑、不解和抱怨时，都是周恩来出面耐心作解释，尽力维护中越团结。但结果都不理想，不管周恩来如何努力去说服越方，越共领导人都坚持认为中国在调整与大国的关系时，只顾中国自己的利益，牺牲了越南的利益。
导致中越摩擦的原因，既有现实中因为两国国家利益相左而产生的新纠纷，又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阴影。越南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国家，他们由于国家势单力薄，在遭遇外部强权（先法国后美国）干涉时，不得不寻求外援，请求中国支持，但他们又不想给外界留下一个跟着中国跑的印象。周恩来充分意识到越南人的民族特点。总地来说，他在处理越南问题时，能够以平等的态度看待越南人，和胡志明建立了深厚的个人情谊。周恩来知道中越关系中历史包袱的沉重，勇于正视历史上中国曾经侵略过越南的事实。他在1956年访越时，专程去二征王庙献花。但在少数场合，特别是当中国外交政策受到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支配时（比如60年代初期），他对越南人也会表现出强加于人的倾向。在中苏争论激化的时候，周恩来对胡志明在中苏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表示不满。他没有能够设身处地从胡志明的角度看待问题，没有能够理解胡志明在中苏分裂中所处的尴尬困境。
（本文最初于2008年4月提交给在南开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发表在徐行主编：《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感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徐行教授邀请我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