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的一个代表人物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外交史教授马休·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他于2002年出版《外交革命：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和后冷战时代的起源》一书。在这本书中，康纳利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置于东西方和南北方的双重矛盾中考察，指出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斗争既包含东西方（美苏）对抗的因素，又包含南北方（殖民地人民与殖民主义国家之间、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矛盾的因素。康纳利详细描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发动争取独立的斗争时，既利用全球范围的美苏冷战矛盾，又利用地区性的种族与宗教矛盾，来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支持，孤立法国。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既争取东方（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比如1958年派代表团访问中国，又积极寻求南方（穆斯林国家和组织）的援助。结果，在法国人的眼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既有共产主义渗透的影子，又有伊斯兰教抵抗基督教的味道。
通过考察阿尔及利亚反法斗争，康纳利指出，仅用冷战的眼光来看待1945年后的历史是不够的，不全面的。在1945-1991这段历史中，除了东西方的对抗之外，还有南北矛盾，阿尔及利亚冲突就是这方面的缩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既寻求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和援助，称自己持反帝的立场，又呼吁阿拉伯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共同反对基督教文明，这种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南北矛盾的体现。冷战结束后，哈佛大学教授亨庭顿（Samuel Huntingdon）提出“文明冲突论”，一时名声大噪，吸引了很多眼球。这是因为很多人在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历史时，只是把这段历史简单地看成是一场自由民主制度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东西方冲突，而忽视了这段历史中所包括的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南北矛盾。在1945-1991年这段历史中，东西方冲突常常“劫持”和掩盖南北纠纷，而实际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南北冲突要比冷战时的东西方冲突历史更悠远，持续时间更长。实际上，亨庭顿所描述的那些“文明的冲突”，在冷战时期就一直存在着，只不过是人们没有注意罢了。人们如果意识到冷战时期存在的南北矛盾，就不会对亨庭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大惊小怪了。
康纳利着作的意义在于：它向我们提出应该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世界历史的问题。它提醒我们：战后世界的演进中有多种历史进程在起作用，其中，冷战和非殖民化运动是两个主要的进程，我们既要探寻这两个历史进程各自的发展脉络，又要考察它们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我们应该摘掉冷战眼镜看问题。
“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国际关系史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他于2005年发表《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形成》一书。此书一问世，就引起冷战史学界广泛关注，好评如潮，获得多个学术书奖。就像康纳利关注第三世界一样，文安立也把目光聚焦第三世界。他开宗明义地告诉读者，他在写作《全球冷战》一书时，脑子里就想着美国在伊拉克的泥足深陷，不能自拔。他认为，不了解冷战时期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争夺，就不能完全把握当今世界的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他批评过去冷战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倾向，认为过去学者们过多强调美苏在欧洲的对抗，过多强调他们之间的军事和战略的竞争，而忽视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忽视研究美苏是如何努力影响和改变第三世界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走向。文安立提醒读者，在冷战期间，如果欧洲那么重要，为什么美苏领导人要在第三世界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他指出，实际上，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才代表了冷战的最主要的方面、最核心的问题。在欧洲由于两个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峙，冷战冲突陷入僵局，取得新突破的空间和机会很少，而第三世界却是一个充满机会的竞争场所，是美苏两家推广和验证各自遵循的一套政治理论和经济发展场所。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不仅是为了获取军事优势（盟友、基地等），更主要的是希望通过干涉第三世界的内部事务、影响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来显示各自代表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合法性，来证明自己所信仰的价值观念具有全球适用性，来打击、诋毁对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因此，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代表了冷战冲突的核心和实质，即证明和显示谁代表的制度最好，谁代表的制度能更好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社会和经济问题。
文安立指出，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介入往往和当地的政治斗争缠绕、交织在一起，产生很多与美苏的初衷相矛盾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精英有他们自己的算盘，有他们自己的要求，他们并不是超级大国的驯服工具和应声虫。在美苏试图利用和摆布他们的时候，他们也竭力利用超级大国，试图从美苏手中得到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实现现代化，来对付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敌，镇压民众反抗，维持他们的权力和统治地位。结果，常常出现“小国操纵大国”（the tail wags the dog）的现象。冷战发展的时期正是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高涨的时候，冷战使非殖民化进程变得更动荡、更艰巨、更充满暴力和破坏性，使得第三世界的动乱、危机和革命，此起彼伏，一波又一波。大国的干涉使得当地社会的矛盾更加复杂，冲突的结局更加扑朔迷离。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冷战争夺，实际上代表了西方在后殖民时代对非西方的第三世界的继续干涉。
在文安立的笔下，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已经超出人们习惯认为的东西方冲突。从第三世界领导人的角度看，美苏都代表发达的西方国家，都希望将西方模式强加给落后的非西方国家，换句话说，在第三世界领导人眼里，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实际代表了南北冲突，即富国与穷国、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冲突。
“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代表人物就是弗吉尼亚大学外交史教授麦尔文·莱夫勒（Melvyn Leffler）。他在2007年出版的新作《为了人类的灵魂：美国、苏联和冷战》中，对美国的政策作了很多批评和检讨。在讨论导致冷战结束的原因时，莱夫勒认为，戈尔巴乔夫起了主要作用，因为主要是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里根的作用是次要的。里根的作用并不在于他对苏联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强硬政策，使戈尔巴乔夫害怕和恐惧，而在于他能够赢得戈尔巴乔夫的信任。里根在他总统第一任期内，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推动星球大战计划，支持阿富汗的反苏抵抗力量，虽然他在私下也曾致信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连科，建议美苏举行限制核武器的谈判，但里根在第一任期内推行对苏强硬政策只是加强了苏联的不妥协立场。里根并非固执己见到底之辈，他在第二任期内，调整了对苏政策，从强硬转向对话，和戈尔巴乔夫举行多次高峰会议，保持密切沟通，建立相互信任。导致里根在第二任期对苏采取缓和政策的国内和国际因素包括：国内为了缓解预算压力；国外为了缓解西欧国家的压力。
莱夫勒赞扬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两人表现了渴望和平的决心和勇气，能够超越他们各自前任的局限性，克服身边一些持强硬观点的顾问的反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核武器问题、常规武器问题、德国问题、东欧问题）达成一致，结束冷战。戈尔巴乔夫做的让步多，但里根也作出一定回应。
总之，“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特别是康纳利和文安立的作品，通过其对冷战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争夺的原因、影响和后果的深入考察和分析，弥补了“新冷战史研究”第一波学者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展现了冷战作为一个全球现象的全面图景，从而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冷战作为全球史的了解和认识。
文化冷战史
在“新冷战史研究”中，除了以上学者侧重从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的角度开展讨论和探索外，还有不少学者将目光转向了社会和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可以叫作“文化冷战史”（Cultural Cold War）研究的热点。这些学者指出，冷战是一场全方位的较量，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体育，不一而足。比如，冷战双方在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时，不仅充分利用政府的资源和力量，还尽量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和潜能，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出版商、记者、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演员、运动员等社会精英，在国内和国际的公开场合，宣传各自的文化特色，展示各自制度的优越性，一方面激发本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国家认同感，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争取民心，赢得民意。
很多学者注意到，冷战双方开展的宣传攻势的一个核心就是形象塑造和角色定位。形象塑造和角色定位既是一个国际工程，即向外部世界表明：“我们这个国家代表了什么样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制度以及我们在世界上要扮演什么角色，”也是一个国内工程，即向国内民众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是谁，我们具有什么信仰，我们在国际斗争中应该支持谁、反对谁。”
西方学者对美国开展的文化冷战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对美国宣传战和心理战的研究方面，学者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有：美国政府是（1）如何宣传和利用自己的“软实力”（soft power）的？如何通过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来争取民心和民意（“winning hearts and minds”）？如何影响或引导国内和国外的舆论对美国冷战政策的看法？（2）如何组织和实施宣传战和心理战，如何为行政部门的宣传机构和项目争取国会拨款；（3）如何动员和协调政府、私人基金会和知识分子（包括学者、艺术家等）三位一体，打文化冷战；（4）如何处理同媒体的关系，如何与媒体互动等等。代表性的着作有：
阿克隆大学外交史教授沃尔特·希克森（Walter L.Hixson）于1997年出版的《分开帷幕：宣传、文化和冷战，1945-1961年》。此书讨论了1953年美国新闻署的建立，描述了该机构是如何通过介绍美国书籍、报纸、杂志、电影等文化商品，来向国外传播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希克森指出，美国新闻署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开展文化冷战的主要工具。他提醒读者，美国新闻署常常是有选择地向国外介绍美国文化，比如不在国外的展览会上展出反映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现象的内容。
肯尼斯·奥斯古德（Kenneth Osgood）：《全面冷战：艾森豪威尔在国内和国外的秘密宣传战》。此书说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宣传战是全方位的，既在国内进行，影响国内舆论，动员美国民众支持政府的冷战政策，争取国会对其冷战政策的支持（主要是拨款）；又在国际展开，向世界各国谴责共产主义暴政，宣传美国价值观，扶植亲美势力和舆论。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外交史教授劳拉·贝尔蒙特（Laura A.Belmonte）：《推销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的宣传和冷战》。此书对美国的宣传战进行了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即宣传战究竟说了什么？有哪些主题（themes）？在哪些方面和苏联的宣传针锋相对？通过分析美国政府的宣传战内容，我们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美国的冷战政策，更可以进一步认识究竟什么是美国文化、究竟何为美国人（American ide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