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十年（1966-1976年）中，武伯纶的《唐代广州至波斯湾的海上交通》（《文物》1972年第6期），大概是中国大陆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唯一的一篇学术文章。文章主要根据保存在《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贾耽的《皇华四达记》，介绍了唐代广州与波斯湾之间的海上航线。文章说：贾耽的这部著作，“是我国劳动人民和亚非各国人民，在一千多年以前共同努力，开辟这一段海上交通的真实记载，也是研究我国在唐代和亚非各国文化交流、友好往还的珍贵史料。在目前大好形势下来研究《新唐书·地理志》的这段古代史料，觉得格外有兴趣”。这篇文章除了引述冯承钧所译的《马可波罗行纪》和岑仲勉的《隋唐史》外，没有提及国内外其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利用多少中外文史料，更没有提出或解决多少学术问题。但是，这篇文章的问世，表明当时中国大陆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并没有完全中断。
“文革”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文章略多一点，主要有郭沫若的《出土文物二三事》（《文物》1972年第3期）、豫博的《日僧邵元在我国所撰碑文铭考略》（《文物》1973年第6期）、王仁波的《遣唐使和中日文化交流》（《西北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周一良的《介绍两幅送别日本使者的古画》（《文物》1973年第1期）。
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中写道：1970年，陕西西安市郊出土了两瓮唐代文物，“已考定为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因安禄山之乱逃奔四川时，邠王李守礼的后人所窖藏”，其中有五枚日本“和同”银钱。郭沫若认为：“邠王所得‘和同’银钱，与《开元通宝》金银钱及其他珍宝同时窖藏，看来是日本遣唐使所献的‘贡品’由朝廷颁赐的。”元代，日本僧人邵元于搭乘商船在宁波上船，游历过许多佛教圣地，后久居河南登丰少林寺，曾接任过首座僧职。邵元在中国生活了21年后返回日本。1973年，在少林寺塔林中发现了邵元所撰塔铭。《日僧邵元在我国所撰碑文铭考略》通过介绍现存我国境内的三件邵元所书碑文塔铭，说明了中日两国之间悠久的历史关系和浑厚的传统友谊。
周一良的《介绍两幅送别日本使者的古画》则主要研究了日本所藏的两幅古画。一幅是所谓的《荣西禅师归朝宋人送别书画之幅》，日本收藏家一直认为，这幅南宋古画中所描绘的是送别日本僧人荣西，而周一良认为，画中的送别对象并不是荣西，“很可能是重源或这些无从考核的日本僧人”。另一幅日本京者天龙寺妙智院所藏的明代绘画《谦斋老师归日域图》。谦斋是日本僧人策彦周良的号，他于1539-1541年、1547-1550年作为使节两度来到中国，都是在宁波登陆上岸的。他的汉文日记《初渡集》和《再渡集》，生动地记载了宁波及运河沿线的社会风情。《谦斋老师归日域图》是策彦周良于1550年离开宁波启程回国前，一批宁波文人赠给他的送别之作。画上，宁波的城门与城墙依稀可见，江边上有四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对着站在船头缓缓驶离的策彦周良拱手送别。画上还有一些表达恋恋之情的诗作。
从上面这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文革”期间关于古代中日关系的文章，主要发表于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后。或者说，正是由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动，才使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重视。此外，还可以看出，这些文章都是围绕着考古文物而展开的，即使是王仁波的《遣唐使和中日文化交流》，也介绍了日本于1971年发现的高松塚古坟以及章怀太子墓。所以说，“文革”期间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力量是考古发现。1973年泉州沉船的发现，更加说明了这一点。
1973年，在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发现了一条宋代沉船。1974年6-8月，对条沉船进行了考古发掘。1975年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关于泉州湾宋代古船的消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8月，《人民画报》刊发了关于这艘沉船的一组照片。同年10月，《文物》发表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后来专门设立了泉州湾古船陈列馆。
被挖出来的沉船残长24.20米，残宽9.15米，“海船底部的结构为尖底，头尖尾方，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形”，“这艘海船共有13个船舱，基本保存完好。根据海船的长度、宽度和深度计算，其载重量在200吨以上”；“船舱出土的遗物很丰富，有香料木、药物、木牌（签）、铜钱、陶瓷器、竹木藤器等”，而“出土数量最多的香料木和胡椒等，都是我国从南洋诸国进口的大宗货物”。《文物》于1975年刊发考古简报的同时，还刊发了厦门大学历史系撰写的《泉州港的地理变迁与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以及王曾瑜的《谈宋代的造船业》等研究文章。《泉州港的地理变迁与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一文认为，这艘沉船中的许多货物来自东南亚，甚至印度洋周边地区，例如“乳香，其产地在阿拉伯半岛中部；龙涎产地在非洲”，“从出土的这些历史文物可以推定，海船的航线是东南亚诸国及至波斯湾一带。这一条航线，唐代以来就已航行，并不是宋代新开辟的，宋元以来不过航运更为频繁，规模更加巨大罢了”。
正当中国大陆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被“文革”摧残得奄奄一息，濒于灭绝之际，发现了泉州湾宋代沉船，从而为研究古代中国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海外贸易提供了极其宝贵而可靠的实物依据。这样，借助于这艘沉船的发现，中国大陆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逐渐复苏了。在“文革”即将结束之前，《厦门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叶文程的《从泉州湾海船的发现看宋元时期我国造船业的发展》，另一篇是林春的《中外人民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
这两篇文章都是通过研究泉州湾沉船来讨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两篇文章也预示着，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春天”也即将到来。
最后，我们介绍一下1949年之后港台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虽然两岸自1949年之后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但是，两岸学术界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在主题上却是非常接近的。例如，五六十年代，大陆出版了一批关于关于中国与亚洲国家历史关系的论著，台湾也组织出版了这样一批著作，主要有《中韩文化论集》（1955年）、《中日文化论集》（1955年）、《中越文化论集》（1956年）、《中国外交史论集》（1957年）、《中泰文化论集》（1958年）、《中日文化论集续编》（1958年）、《中菲文化论集》（1960年）等。台湾学者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尽管角度不同，甚至在更加深入，但得出的结论却与大陆学者的论文非常相似。例如，陈文石在《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本上，1965年）说，朱纨到了浙江福建沿海后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结果“衣食于海者失其凭依，士大夫家亦骤失重利，是故皆甚恶之”，“朱纨徒以严急执法，不能就海禁政策与广大沿海贫民生计根本问题上检讨议处，实为失策”。而同一时期大陆学者胡代聪等人也认为，朱纨的海禁政策一方面得罪了“豪门势族”，另一方面“使沿海地方居民的生计受到影响”。海峡两岸学者的说法，是多么的相似。
在台湾的诸多学者中，有两位特别突出，一位是方豪，另一位是全汉昇。方豪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出版了《中西交通史》（1953-1954年）、《中国天主教人物传》（1967-1973年）等论著。1969年，他自己刊印了《方豪六十自定稿》。这些论著的内容，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不过，方豪的研究成果，在大陆长期不为人所知。1987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方豪的《中西交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