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主要介绍“从1571年至1815年，以丝绸为主的大量中国货经菲律宾转口，通过‘中国之船’，横渡太平洋，进入拉美市场”。再如，《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发自埃及开罗的报导，题目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报导说：“近些年来，中国历代的航海史迹越来越多地被发现，中国和东南亚及非洲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热门之一”，“为了让这些曾被湮没的灿烂的中国古代航海业绩重放光彩，恢复其在航海史上的应有地位，中国航海协会、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在交通部远洋运输公司协作下，组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影片创作小组”；该小组在开罗向记者介绍，“影片将追踪法显、郑和两条航线”。
1985年，常任侠发表了《海上“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一文（《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主要讲述古代中国与日本、越南、柬埔寨等国的海上交往历史，同时阐述了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及其他各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同年，常任侠还出版了《海上丝绸与文化交流》一书，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展开叙述。书中论述了法显等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西方去求法的过程、海外花卉香料及珍禽奇兽在中国的引进、印度瑜伽对中国气功的影响等，但重点是讨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往。作者最后以一位艺术家特有的笔调写道：“浩瀚的海洋，辽阔宽广，海上的道路四通八达，它像一条条热情的手臂，伸向各个国家，将各国联结在一起。它传播友谊、文化交流，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86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朱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扬州》；1991年，又出版了陈高华等人的《海上丝绸之路》、夏应元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东洋篇》、陈瑞德等人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西洋篇》。1994年，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两本同类著作，即苏冰的《海上丝绸之路——西洋篇》和张建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洋篇》。199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迎胜的《丝路文化（海上卷）》。这样，“海洋丝绸之路”的概念就逐渐流行起来了。而且，对于这个概念的内涵，也越来越明确了。例如，陈瑞德等人的著作虽然主要讨论中国通向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南海航线”，但同时也认为，“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并不是唯一的航线。‘海上丝绸之路’还应包括驶向朝鲜、日本的东海航线，以至横渡太平洋驶向美洲大陆的太平洋航线”。
特别是陈高华等人所著的《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次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书中写道：“中国的丝绸通过许多途径向世界各地传播，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大动脉。一条是经中国西北新疆地区进入中亚，然后到达西南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条是起自中国沿海港口，经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海上丝绸之路。此外，由中国港口出发，横渡黄海或东海到达朝鲜和日本的航路，可以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线。”书中认为：大体上说来，唐朝中期之前，“陆上丝绸之路是丝绸外销的主要渠道，骆驼和马是运输丝绸的主要交通工具。海上丝绸之路虽不断发展，但总的来说占比较次要的地位。唐代中期以后，西域交通受阻，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陆上丝绸之路自此急剧衰落下去；后来时断时续，始终不能恢复原来的盛况。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取而代之，并日趋兴盛，成为丝绸外销的主要途径”。与陈炎、常任侠等人不同的是，作者明确提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终止的下限：“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对外关系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至此也就终结了。”全书把1840年之前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分为五大阶段，分别是：秦汉时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时期”、魏晋至唐五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时期”、宋元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时期”、明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时期”、清代是海上丝绸之路“停滞与逐渐衰落”的时期。这部著作讨论了中国古代的造船工艺、航海技术、远洋航线、国家政策、贸易商品、来华侨民、海外华侨、科技传播、文化交流等问题，几乎涵盖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所有方面。这部著作史料扎实，内容丰富，理论性很强，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奠基之作。
20世纪最后20年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繁荣，还得益于几股力量的强劲推动。
一、考古新发现
1978年之后，中国内地的考古学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重大考古新发现频频现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现的南越王墓。墓中出土了许多来自海外的文物，包括三支非洲象牙（其中最大的一支为126厘米长），一个装有红海乳香的漆盒，一只藏有药丸的列瓣纹银盒。
这些来自异域的文物，是汉代中国与西方海上联系的有力见证。
与海上丝绸之路直接相关的考古发现还有古代的海船。1978年之后的主要发现有：
1.宁波发现的宋代海船
1978-1979年，在宁波东门口的古代海运码头发现一艘北宋时期的木船，残长9.3米，残高1.14米，用松木、杉木、樟木等建造。在船的主龙骨上，有两个长方形小孔，俗称“保寿孔”，每个小孔内各有6枚北宋早期铜钱，共12枚，包括“景德元宝”、“天圣元宝”、“皇宋通宝”等。
从上述数据来看，这条宋船与宁波、温州的著名木船船型“绿毛眉”相似，应当是“一艘尖头、尖底、方尾的三桅海船”。
宁波出土的这条宋船，有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特点。一是船上装有用半圆木做成的减摇龙骨，在现代海洋船舶上依然经常可以见到类似的装置。在国外，减摇龙骨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头25年，所以，宁波宋船表明中国应用减摇龙骨的时间，“比国外大约要早七百年”。二是壳板采用先进的削斜接与子母口接法。当时的发掘者写道：“宋代船壳板一般采用平接法，这次发现的木船船板采用削斜接法，此种做法使船板的接头跨度增大，穿过一个隔舱或一条肋骨。不但使船板接头牢固，而且增强壳板抗拉强度的性能，胜于平接。横向壳板接法采用了子母口榫合，其工艺优点是增强水密程度，减少漏水渗水现象增强抗撞击的能力。足见造船匠师们的精心设计和制作之细巧。”遗憾的是，宁波东门口出土的这艘北宋古船早已毁掉了，我们只能在照片中一睹原貌。所幸的是，2003年10-12月，在宁波和义路又发现了一艘古船，时代为南宋时期。该船出土时已残破。残长约9.2米，最宽处约2.8米，深约1.15米，船板厚约50毫米。部分龙骨残存，还可分辨出9道船舱壁。经研究，这是一条“港内和近海小型交通运输船”，船板用杉木建造，龙骨选用荔枝树，隔舱板则为香樟木。这条古船的发现，再一次证明宁波在古代海上丝绸中的重要地位。
2.山东蓬莱海防战船与韩国古船
山东蓬莱北部的登州港，是唐朝中国通往日本、朝鲜的主要港口。宋朝在些始建水军基地“刀鱼寨”。“明洪武九年（1376年）明朝廷利用‘刀鱼寨’的旧址，在南部截断海湾，将海湾环成港口‘小海’。‘小海’外环筑城墙，名‘备倭城’，又名‘蓬莱水城’，成为明、清水军基地。”1984年，在蓬莱水城发现一条古代木船。全船尖头方尾，呈流线型。全船残长28米，船体最宽处残宽5.6米，残高1.2米，共有14个舱位，是“是我国目前发现最长的海船”。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一艘近海快速海防战船，但对于其年代等问题尚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元代用于巡视海防备倭的战船”。另有学者认为，这是一艘明代的防倭战船，“该古船仍属黄渤沿海的平底船”，“船型应属沙船”。还有学者提出，这种轻型快速海防战船，就是浙江沿海常见的“刀鱼船”，俗称“钩槽船”。由于这艘沉船的木材“均由南方出产”，因此，“可基本肯定此船为南方所造，并由海道来蓬莱”；“也许该出土古船是元末盘踞明、温、庆元三郡的方国珍投降后，由其子亚兰向朱元璋所献的四百二十艘海舟中的大型刀鱼战棹”，被朱元璋用来充实到登州，以防备倭寇。此外，曾经有人认为它是元朝准备攻打日本时所造的战船之一。
2005年，在蓬莱水城又出土了三条古船。这样，1984年出土的那艘战船就被编为一号船，而2005年出土的三艘古船则分别被编为二、三、四号船。二号船残长21.5米，残宽约为5.2米。主龙骨为松木，残16.2米，采用钩子同口结构与首尾部分样连接。左右两侧各有10排船板，分别由松木、榆木、杉木制成。残存的隔舱板有13道，全船复原后共有15个船舱。这艘呈流线型的沉船在船型上与“短肥型”的货船有着明显的区别，“与宋朝‘刀鱼战棹’瘦长船型极其相似，应是沿用‘刀鱼战棹’船型改进的明朝战船”，它与1984年发现的蓬莱战船以及浙江象山所发现的明代古船在船型上是相同的，而且“其建造地应为江、浙一带”。
蓬莱三号船（最初曾被称为“蓬莱1号韩国古船”）残长残长17.1米，残宽6.2米，龙骨长8.6米，用松木制成。翼板、船板也都是松木。残存的隔舱板共有8道，全船复原后共有10个船舱。据研究，这是一艘建造于元末明初的平底船，而且在“废弃前已破漏不堪”。由于这是一艘弃船，所以船上遗物不多，包括中国北方瓷器，韩国所产的陶瓷，以及松籽等。更加重要的是，该船具有三个特点：“未见龙骨”；“外板采用鱼鳞式搭接方法连接”；“外板的边接缝处采用‘木钉’连接为主，以铁钉连接为辅”。这些正是高丽古船的特点。因此，研究者认为它是“在韩国造的高丽古船”。另一方面，这艘古船也具有韩国古船所没有的特点，例如，“高丽古船通常是用‘驾龙木’来保证船舶的横向强度，而不使用横舱壁”，但蓬莱三号船却没有“驾龙木”，而是像中国古船那样采用了横向舱壁。蓬莱四号船（最初曾被称为“蓬莱2号韩国古船”）仅存4块残底板，但“构造技术与用材与三号船比较接近”。出土时已受毁坏，没有发现什么文物。有研究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迄今，各地发现中国古代船舶有50余艘。蓬莱出土的韩国古船是中国境内第一次发现外国古船，填补了海外交通史研究的空白”。
200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蓬莱古船》一书。同年，国内外学者曾聚会蓬莱，对蓬莱出土的4艘古船进行了研讨。2008年10月，在蓬莱举行了“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于200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成果，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90年，山东还专门建立了登州古船博物馆，向公众展示蓬莱出土的古船及相关文物。
曾有学者提出，蓬莱三号船“主要航行于中国北方和朝鲜半岛地区”；由于“外板受海蛆蛀蚀，舱内已开始进水，虽经舱内的临时修复，但已不能长期航行返回高丽，因此最后只能遗弃在蓬莱水城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蓬莱所发现的韩国古船，向学术界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两艘韩国古船是在中国建造的，还是在高丽建造的？它们为什么会停泊在蓬莱水城内？它们是民间的商船，还是外交使节所乘的官船？更加重要的是，这两艘古船的发现，对东亚造船史上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例如，传统上认为，韩国古船是没有隔舱板与肋骨的，而蓬莱1号韩国古船中却有6-7个隔舱板，每个隔舱板的前后部都有肋骨。2007年，中国和韩国的两位学者对蓬莱古船在东亚造船史所提出的挑战进行了很好的概括：“根据专家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总结出蓬莱高丽古船的几个特点：首先是具有韩船的结构特点——船底是由长槊贯通的3条平衡木材组成的，舷板采用了搭接法并用皮槊来进行连接，首桅是可以向后倾倒韩式船桅；其次还具有中国古船的特点——底板的中间部位设置了补强材，安装了隔舱板提高船体的横向强度，主桅可以向前倾倒。但是在隔舱板前后都设有肋骨的做法和所使用的软质的桐油石灰捻料，迄今为止在中国古船上并没有发现，因此它具有独特的特点。”这些学术难题，不仅涉及东亚造船史，而且还涉及海上丝绸之路其他问题的研究，很值得各国学者继续共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