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在海峡对岸的台湾，20世纪80年代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就在大陆开始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后不久，台湾学者也使用了这个概念。1986年8月，全汉昇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第十七届院士大会上作了题为《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演讲。全汉昇认为：“把中国丝绸运往西方世界去的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一共有两条，而不是一条。头一条是汉代东西方丝绸贸易的商路，以陆路为主，东起长安，经河西走廊、天山南路、葱岭，西抵大月氏（今阿富汗）、安息（波斯，今伊朗），再向西抵达条支（今伊拉克）、黎轩（又作黎靬）或大秦（即罗马帝国）。第二条是海上丝绸之路，指的是十五、六世纪间世界新航路发现后，把中国丝绸运往菲律宾，再转运往美洲的太平洋航道，及把丝绸运往印度、欧洲的印度洋、大西洋航道。”虽然全汉昇在文中也说：“中国丝绸由海道输出国外，在汉代已经开始”，但他十分明确地把“海上丝绸之路”界定为“十五、六世纪间世界新航路发现后”的东西方海上贸易航道，所以，他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定义不同于大陆学者。大陆学者普遍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始于汉代。我们也不清楚全汉昇使用“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是否受到大陆学者的影响。
20世纪最后20年，曹永和、李亦园、张彬村等学者的不断努力下，台湾“中央研究院”将“海洋发展史”确定为重要研究方向。而海洋发展史，则与海上丝绸之路密不可分。所以，台湾“中研院”的海洋发展史研究，实际上强化了台湾学术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从1984年开始，“中研院”连续召开以海洋发展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并且出版《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到2008年，已经出版了十辑，主编者分别是张炎宪、吴剑雄、张彬村、朱德兰、刘序枫、汤熙勇等人。《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中的文章，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许多方面，包括政治、经济、考古、文化等。而且，一些文章直接回应大陆学者的相关观点。例如，张彬村在《十六至十八世纪华人在东亚水域的贸易优势》中认为，华人之所以能够长期掌控东亚的海上贸易优势，原因有四个，即：不平衡的市场需求、中国市场的封闭性、华人在东亚水域的散置网、大规模经营的不经济（Diseconomy of Scale）。文章在讨论中国帆船贸易在19世纪走向衰颓的原因时写道：“上海复旦大学的田汝康教授写了两篇文章，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具代表性的总结：华舶的小规模经营和组织不利于资本的积累；造船技术受到清朝封建政权的压制束缚因而难以改进；海贸事业受到政府的抑制，与欧洲海贸事业受到政府的扶持形成强烈对比；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门户大开，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共同扼杀了中国盛极一时的帆船贸易。就本文的分析而言，田汝康所列举的原因，除了最后一点之处，其余的原因可以说都还有待商榷。同时，就最后一点而言，中国被迫开放门户给欧洲商人，与其说是肇因于中国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协作，不如说是肇因于中国农业社会对西欧工业社会的屈服。”这样的观点，对于大陆学者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可惜当时的大陆学者难以读到这类文章。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两岸交往的不断密切，台湾学术界的研究动态不仅能够比较及时地被大陆学者所掌握，而且，台湾不少学者的论著还在大陆公开发表。例如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所发表的《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等文章。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一农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2006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东亚海域一千年》，其作者正是目前在台湾主持海洋史研究的陈国栋。近年来，台湾还出现了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年轻新秀，例如方真真，她根据西班牙文献而撰写的《明末清初台湾与马尼拉的帆船贸易》（2006年）以及《台湾西班牙贸易史料》（2006年）等著作，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粗略地勾勒出了20世纪中国学术界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概况。下面，我们简要对21世纪头十年（2001-2010年）大陆学术界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动态作一简要的考察。
进入21世纪之后，大陆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日益兴旺。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年（2001年），中国大陆就出现了研究丝绸之路的高潮。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昇曾这样写道：2001年10月28日-11月2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联合云南省社科院等单位在昆明召开了“西南、西北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这是“全国首次将研究西南、西北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进行多学科和多视角的比较研究，被学者们戏称‘炒三丝’”，这样，“2001年下半年以来，国内有关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讨论会异常火爆。这股滚滚大潮由云南开始，波及到了湛江、宁波和广州等港口城市，使2001年成为全国令人瞩目的‘丝绸之路’年”。
导致中国大陆出现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热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海丝申遗”（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提出。
1972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次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负责《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实施。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决定世界上哪些文化遗产可以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被选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地方，则成了世界级的名胜，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提高知名度，并且带来可观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这样，各个国家都积极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1985年，在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上，罗哲文、侯仁之等知名学者提交提案，建议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同年11月，我国正式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熣灿，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历史文化遗产则是其中非常独特的一种。早在1992年，泉州就着手策划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了。2001年，泉州启动了“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工作。2002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泉州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
几乎与此同时，广州、宁波等城市也着手进行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从2000年起，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组成了“海上丝绸之路专家考察团”到有关港口进行调研，撰写了《应当重视“海上丝绸之路”开发》的建议。
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还成立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并且组成了由黄启臣负责的写作班子，着手编纂《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此书于2003年正式出版。2002年2月10日，顾涧清在《广州日报》上发表了《海上丝绸之路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章。广东省有关部门还专门设立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作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特别委托项目。这一项目的最终成果为顾涧清等人所著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一书，于2008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宁波市人民政府也十分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于2003年成立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并且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2006年，由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及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主编的《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后，扬州、蓬莱、湛江、漳州等中国沿海城市也纷纷以不同的形式开展了“海丝申遗”的工作。
“海丝申遗”提出后，各地的热情很高，但缺乏相互之间的合作。倡导并参与广东“海丝申遗”工作的顾涧清这样写道：“2002年，我在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工作期间，就曾经为联合研究和申报海上丝路文化遗存事宜，专门考察和积极联系过浙江的宁波、江苏的连云港、福建的泉州和广西的北海等地，当时的意向和认同程度不一，有的地方还为单独申报做了大量工作。”在这种背景下，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单位举办的“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2月8-10日在宁波召开，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通过了《宁波共识》，呼吁广州、宁波、泉州等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城市联合进行“海丝申遗”。《宁波共识》共有五条，分别是：
（1）“面向21世纪，在建构海洋文明和中国进入WTO的历史潮流中，大力弘扬源远流长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历史的机遇和时代的选择”。
（2）“观照中国3万多公里海岸线上珠串似的商港，在不同时期都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著名港口，它们以其独有的价值，成为‘海上丝路’上的璀璨明珠。沧海桑田，经过自然和社会淘选，不少港口已经消失或虽尤在而却失去了昔时的显赫地位。留存下来的，其中影响大，历时长，迄今仍起开放港口作用，且有史可考，丰富遗迹可寻且保护完好的，在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当推广州，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当推宁波，介于两都之间，则为泉州”。
3）“宁波历史悠久，文化昌盛，从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时期进行的我国最早水上活动，到唐宋以来跻身中国著名港口之列，直至当代正在建设中的洋洋东方大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宁波“无愧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和兴盛港之一”。
（4）“广州、宁波、泉州同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港城都具有浓厚了文化底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鉴于目前三城市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态势良好，因此，本次会议建议待条件成熟之后，由广州、宁波、泉州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拟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适宜的”。
（5）“出席研讨会的中外学者将继续愿意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为宁波深入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学术等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尽可能的帮助”。
《宁波共识》之后，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城市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及可行性，而且，各相关城市的政府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2009年4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在无锡举行，论坛确定将泉州、广州、宁波、扬州、蓬莱五城市作为“海丝申遗”的城市。这样，中国的“海丝申遗”工作就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港口城市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进入21世纪后，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各港口城市通过“海丝申遗”而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过程中，从而成为推动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蓬勃开展的强劲力量。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各城市政府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具体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资助相关研究，二是举办不同形式的学术研讨会，三是资助出版研究著作。现在，中国大陆几乎每年都有若干个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型学术研讨会。
学者及地方政府普遍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广州、登州、扬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城市都曾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任何一座港口城市都无法代表整个海上丝绸之路。目前有些学者所争论的是，中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是哪里。主要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认为是广西合浦，第二种认为是广东雷州半岛上的徐闻，第三种认为是广东番禺（广州）。2004年12月，广西有关部门还举办过规模较大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多方论证广西合浦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论文全文可见科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不过，持另外两种观点的学者也很多。我们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应当放宽视野，实事求是，而不能囿于地方的局限。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海洋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不仅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而且，还通过大众传媒使全社会普遍关注海上丝绸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