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研究了古代中国的火计时工具及方法，如刻灼（一般是蜡烛）、更香（烧香计时）、香篆（烟火沿篆字蜿蜒前进）与盘香、长明灯等。不过，华同旭对韩振华的观点提出过异议，认为泉州宋船上的椰子壳并不是用来计时的，而是一般的生活用具。后来，王心喜对中国古代海船深水测量技术进行过探讨。
1980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章巽的《古航海图考释》，有力地推进了对古代航海图的研究。后来，朱鉴秋对中国古代航海图的发展做了全面梳理。他认为，唐以前还没有航海图，只是记载了一些航线，这些航线就是航海图的基础；到了唐宋则出现了航海图的记载，如贾耽所著的《海内华夷图》、傅墨卿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但现存最早的古代航海图是明代的《海道指南图》，而最为系统的航海图是《郑和航海图》；清代航海图的代表则是“旧抄本古航海图”。
其他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古代中国的航海知识。唐代民间科学家窦叔蒙所著的《海涛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潮汐气象学专著，但很少有人对此书作过研究。1978年，徐瑜发表了《唐代潮汐学家窦叔蒙及其<；海涛志>；》，对这部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气象学著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后来，陈占山探讨了《海涛志》在中国古代航海气象学发展史上的作用。杨熺对明代航海著作《海道经》中记载的天气歌谣进行了校注和阐释，认为它是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是古代航海气象知识的结晶。在古代中国航海文化中，祈风与祭海仪式是非常独特的。但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相关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吴文良在60年代所做的一些研究。到了80年代，李玉昆对此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20世纪后期，还有学者探讨过中国古代航海技术与外国航海技术的关系问题。例如，戴开元认为，最迟到公元九、十世纪，广东已经开始建造缝合木船，其技术可能是唐代定居于广东的波斯人、阿拉伯人或印度人传入的。由于这种船成本较低，所以在历史上长期沿用。陈占山研究了伊斯兰天文学对中国古代航海的影响问题。他把伊斯兰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初级阶段（唐宋时期）、高潮阶段（蒙元时期）、典籍翻译和编译阶段（明初）、结束阶段（清末）。
历史上，大量的天文人才来到中国，同时，伊斯兰历法和天文仪器制造技术也随之传入，许多天文典籍还被译成汉文。伊斯兰天文学不仅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对航海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陈延杭则研究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航海及造船技术的交流问题。他认为，中国三大发明（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传）于13世纪传入欧洲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16世纪，欧洲人的造船技术后来居上，并开始传入中国，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两种多桨快速战船（喇叭唬船和蜈蚣船）和一种火炮（佛郎机火炮），从而大大增强了战船的威力。
江道源和陈美明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对15、16世纪中西航海业进行过比较研究。他们认为，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上重农思想与重商主义的不同；功利追求上贵义贱利与逐财求利的不同；外域体认上西方夷邦与东方金地的不同；地理观念上地方说和地圆说的不同；交往气度上儒家风雅和宗教狂热的不同。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思想观念上的这些差异，造成了中国与西方航海业不同的发展前景，最终导致中国的闭关自守和西方向资本主义的迈进。后来，江道源部分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中国和西方在15、16世纪同样追求商品经济和市场，中国并不缺少追求资本主义的经济动力。
这样，江道源就从政治上去寻找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并且认为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扬威与逐富、抑商与重商、禁海与拓海、缉盗与纵盗、守土与殖民等政策上。正是政治权力的不同作用导致了以后不同的航海业前景和历史格局。
除了上述成果之外，还有许多著作也涉及造船业与航海技术问题，如金秋鹏的《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陈佳荣的《中外交通史》（学津书店1987年版），中国航海学会彭德清主编的《中国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唐志拔的《中国舰船史》（海军出版社1989年版），孙光圻的《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姚楠、陈佳荣、丘进的《七海扬帆》（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版），章巽等人的《中国航海科技史》（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辛元欧的《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席龙飞的《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王冠倬的《中国古船图谱》（三联书店2000年版），杨槱的《帆船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这些著作几乎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船舶发源地之一；中国帆船以长橹、艉升降舵、水密隔壁、车轮舟、木爪石碇、指南针等重大发明闻名于世；中国又领先应用铁钉连接、钉锔加固、拼接榫接、麻絮油灰捻缝、船底涂漆等造船技术，为世界造船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帆船经过历代发展，其技术性能与生产规模到明代达到巅峰状态，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就是其优秀代表。
3.关于主要港口的研究
（1）关于合浦港、徐闻港的研究
合浦、徐闻是汉代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在《汉书》中就有记载，但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其进行研究。20世纪后期，由于考古新发现的增多，同时也由于地方政府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日益重视，这两个港口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更加重要的是，关于这两个港口的研究，还涉及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的问题。
合浦现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濒临北部湾。主张合浦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的学者认为，古合浦港东连广信、番禺，西控交趾，北连中原和长江流域，南通东南亚和印度洋，是中国出入东南亚最近最便捷的海上通道。按行政区域来说，汉代的合浦郡下辖徐闻（今广东海康县）、高凉（今广东茂名、电白一带）、合浦（今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玉）、临允（今广东新兴县）、朱卢（今海南琼山县境），其管理区域相当于今琼州海峡至防城北仑河口乃至越南部分海域的整个北部湾绝大部分岸线和海域，古合浦县则是当今的环北部湾地区。无论是地理位置、考古发现，还是历史记载，都表明合浦港是汉代南海丝路最早最繁荣的始发港和贸易中心。2004年12月，北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其他单位在合浦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邀请了几十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合浦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
会上还讨论了古合浦港的具体地点、合浦港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等问题。
徐闻位于广东省雷州半岛上。经考证，徐闻古港位于现在湛江市徐闻县的三墩港一带，正是在那里发现了200多座汉墓，出土文物近600件。不少学者认为，汉代徐闻港应当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2001年，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文史馆、湛江市人民政府、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和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等有关各方组织召开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并到徐闻县进行实地考察，会后出版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为《岭南文史》2002年的增刊。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汉代的合浦、徐闻都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因为它们在汉代本属一郡，商人及航海者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港口。我们认为，在讨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时，应当根据汉代的历史背景，而不能从现代的行政区划及思想观念出发，否则会使研究视野局限于地方利益的狭小范围之中，甚至将这种研究引入歧途。
（2）关于泉州港的研究
泉州在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唐五代时更加突出，到了宋代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非常活跃，进入元代达到了顶峰。元以后开始衰落，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20世纪前期，学术界就开始研究泉州的海外交通问题了，此后一直不断。即使是在十年“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特别是由于1974年宋代沉船发现，使泉州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焦点。1980年之后，出现了研究泉州的新高潮，以致出现了“泉州学”的提法。
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活动。多国学者乘坐“和平方舟”号考察船从意大利威尼斯出发，途经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于1991年2月到达泉州，并在泉州召开了以“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一活动有力地肯定了泉州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1997年，国外有人声称发现了一部13世纪意大利人的手稿《光明之城》。1999年2月，泉州海交馆专门召开了“《光明之城》手稿的发现及其研究”的座谈会，并发表了系列文章。虽然黄时鉴等学者有力地证明了《光明之城》是部伪作，但此书客观上引发了泉州研究的新一轮热潮。
总体上说，20世纪80年代对于泉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沉船研究，包括对沉船的结构、工艺、材料及船上商品的研究；②海外贸易研究，包括海外贸易兴盛的原因、外贸商品、外贸规模等；③外贸制度与外贸管理的研究，包括市舶司制度、“蕃坊”问题等；④对外文化交流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泉州的伊斯兰教与天主教问题；此外，还有人物研究。
90年代对泉州的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所拓展，代表性的文章有曾丽民的《泉州与琉球的民俗关系》（《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韩振华的《宋元时代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古迹》（《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李金明的《明初泉州港衰落原因新论》（《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韩振华的《宋代泉州伊斯兰的清净寺》（《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玉昆的《宋元时期泉州的香料贸易》（《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理查德·皮尔逊和李旻的《泉州及其海外贸易的考古学探究》（《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王连茂的《泉州学与海交史研究刍议》（《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2期），叶恩典的《獭窟港在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2期），林德民的《泉州东门窑产品及其外销》（《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2期），李玉昆、李秀梅的《中斯友好与泉州锡兰王裔》（《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2期）等。
进入21世纪，泉州市积极开展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连续召开了学术会议，并且出版了《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第一至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005年），以及《泉州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论文集。这些论文集，反映了21世纪泉州港研究的新进展。
（3）关于广州港研究
与其他几个港口相比，广州港的最大特点是从秦汉开始一直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没有中断过。18世纪中期，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使广州成为官方唯一指定的对外通商港。鸦片战争的爆发，又与广州有着密切的关系。
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所以，20世纪的中外学者一直比较重视对广州的研究。1980-2000年，学术界对广州港的研究更是持续升温，所探讨的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对广州港历史地位的研究。朱非素根据考古资料认为，广州（番禺）是在汉代开始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星的，尽管当时广州只是一个“都会”，而不是正式港口。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不仅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还是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僧侣往来皆从广州港出入。到了唐宋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东西方贸易更加频繁。中国陶瓷等商品大多通过广州港运往东南亚、南亚、波斯湾和北非等地。随着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大量来到广州，广州伊斯兰文化也兴盛起来。贸易的发达致使唐政府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宋政府设置了市舶司，元政府沿用宋制。到清代时，广州是少数几个被指定进行贡舶贸易的港口之一。乾隆年间，广州更成了中国唯一的外贸港口。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这种贸易局面才发生改变。广州港的兴衰反映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轨迹，这也正是广州港的重要地位之表现。
张难生、叶显恩认为，广州确立在南海交通中的枢纽地位，应是在吴晋南朝时期，此后，广州港的重要地位逐渐凸现出来，到唐宋时达到顶峰。程浩探讨了港口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认为广州港促进了广州的对外开放、推动了广州的经济发展、加快了广州的城市建设、提升了广州的都市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