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与中国有关的两种成瘾性消费品是茶叶和鸦片，正是这两种主要商品使中国卷入了全球化大潮之中。然而，茶叶在西方的命运与鸦片在中国的命运截然不同。……英国工业革命与饮茶盛行的时间几乎重叠，可能不是偶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痴迷于鸦片而不能自拔，不仅耗费了大量财富，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中国人成了真正的‘东亚病夫’，也直接导致了中国19世纪的危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商品贸易，无论是丝绸、瓷器、茶叶，还是其他商品，都是由各国商人贩运的。中国与欧洲的海上贸易，是通过中国与欧洲各国家之间具体的贸易往来而实现的。抽象的中西贸易或中西关系并不存在。因此，要研究中国与欧洲的海上贸易，就必须探讨中国与欧洲各国的历史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与欧洲各国历史关系的研究不断加强，这是中国大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国与欧洲主要国家历史关系的研究继续受到重视，例如中国与法国历史关系的研究。1980年，张芝联发表了《历史上的中法关系》一文，简明而生动地介绍了中法两国早期交往的历史及中国在文化艺术上对法国的影响。文章回顾了法国第一次遣使来华及1698年法国第一艘商船“昂菲德里特”来华的过程，指出中国和法国之间的真正关系是从17世纪开始的。作者在评价17、18世纪法国来华传教士及其影响时认为：“十七、十八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在传教方面的活动收效很小，但他们在沟通中法两国文化方面却起了不少作用。”后来，耿昇在《从法国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看17-18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一文中，对“安菲特利特号船”来华的缘起、过程及贸易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不仅如此，学者们还对中国与欧洲一些小国家之间的历史关系也进行了研究，而此项研究在1980年之前极少有人论及过，基本上是空白。例如，1981年，夏鼐发表了《中国、瑞典友好关系的历史》（《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8期）、王禁声发表了《中国瑞典交往史话》（《人民日报》1981年9月6日）。此后陆续有文章发表，如章文钦的《清代广州的瑞行》（《历史大观园》1990年第6期）、蔡鸿生的《清代瑞典纪事及广州瑞行商务》（《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龚缨晏的《哥德堡号沉船与18世纪中西关系史研究》（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与葡萄牙历史关系的研究在前面已经作过回顾，中国与英国历史关系的研究在下面有专门一节，中国与西班牙历史关系的研究可见本书下编第四章，这里主要介绍一下1980年之后关于中国与荷兰历史关系的研究情况。
荷兰是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来到中国的欧洲主要国家。17世纪的荷兰是个航海大国，被称为“海上马车夫”，掌握了东西方海上贸易的主导权。当时，荷兰还占领过台湾。这样，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荷兰与中国的关系就更加重要了。1978年之前，大陆学术界的研究，主要围绕荷兰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而进行的。进入80年代后，学者们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深度不断拓展。
80年代初，学者们开始关注清荷联盟攻台这一以往被忽略的问题。康熙年间，在清朝统一台湾的过程中，荷兰殖民者曾多次派遣舰队，打着“支援大清帝国”的旗帜来华。胡又环在《康熙初年荷兰舰队来华目的》一文中对荷兰人的真实目的进行了分析。邓孔昭在《1662-1683年清荷关系探讨》一文中认为，清廷在利用荷兰殖民者的军事力量攻打台湾时，还是意识到让西方殖民者卷入中国内战所可能导致的危险，所以对荷兰人保持了一定的警惕。
80年代，学者们也开始研究中荷之间的海上贸易问题。例如，陈小冲在《17世纪上半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扩张》一文中考察了17世纪中荷之间的海上贸易，指出：这一时期“中国贸易已经成为荷兰殖民者开拓远东贸易的重心所在，打开对华贸易之门是荷兰殖民者努力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作者以1624年为界，将17世纪荷兰对华贸易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走私或转贩等方式的间接贸易，商品来源不稳定，数量也不太大；后期是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台湾成了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前期荷兰要同葡、西竞争，后期要与郑氏海商集团竞争。所以荷对华贸易的过程，也就是排斥、打击对手以图建立自己商业优势的过程。这也反映了17世纪西方殖民者相继东来后远东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
20世纪90年代后，关于中荷早期历史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受到重视，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黄谷在《康熙朝中荷官方交往》一文中通过分析康熙时期的中荷两国官方关系，认为自康熙至道光朝不到200年间，中西方力量的对比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然而清廷对此毫无察觉。这个历史的遗憾，不能不归结为清初对外决策的失误。蔡鸿生对清代广州的荷兰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广州荷兰馆作为清朝前期唯一的驻华机构，不仅从事贸易活动，而且在外交事务和文化交流中也发挥了独特作用。该文将清代史籍中关于荷兰馆的诗文作了梳理和整理，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资料，而且还使读者真切地体会到当时的中国人对荷兰馆的看法。章文钦的《明清时代荷兰与广州口岸的贸易和交往》一文以明末、顺康、雍乾、嘉道四阶段考察明清时代荷兰与广州口岸的贸易和交往情况。
李金明在《明代海外贸易史》一书中考察了荷兰殖民者在中国沿海一带活动，并强调其骚扰、屠杀的行径对明代海外贸易的消极影响。聂德宁的《明末清初中国帆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关系》一文，考察了明末清初中国商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了富于启迪意义的新解：“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商船的贸易关系，向来是以牺牲中国商船的生命财产为前提的。对中国商船来说，摆脱被欺凌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起强大的海上武装，与荷兰人相抗衡”，“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的郑成功及其海上武装力量，成为中国商船海外贸易利益的主要保护者，为了使中国海商免遭欺凌和榨取，郑成功不惜与荷兰殖民者抗争，先是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实行贸易禁运的制裁，继而举兵将荷兰殖民者逐出台湾，收复了被荷兰侵占38年之久的失地”，郑成功不仅是中国海商利益最重要的保护人，而且更是反抗西方殖民侵略，维护祖国完整的伟大历史人物。
进入21世纪后，荷兰人在台湾海峡的活动依然是研究的热点。李金明分析了17世纪前期荷兰人在台湾与澎湖设立据点的背景，考察了荷兰人所从事的对日本及欧洲的贸易情况。徐晓望探讨了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与福建商人围绕着台湾海峡控制权而展开的争斗，颇有见地。林仁川的《评荷兰在台湾海峡的商战策略》一文，从商战策略层面研究了荷兰人在台湾海峡的商业贸易活动，角度非常新颖。作者认为，荷兰人来到台湾海峡时，各国海商集团已经群雄鼎立，各自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为了打破已有的贸易格局，荷兰人采取了和战结合、各个击破、海上拦截等一系列商战策略，力图在东亚贸易网络中占一席之地，但终未如愿，“最后在郑成功部队围攻的炮声中，于1662年灰溜溜地退出台湾海峡，结束了东亚商业霸主的美梦”。李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大量的荷兰文献，勾勒出17世纪台湾地区对外贸易网络的形态及建构过程。文章认为，17世纪20年代荷兰人占据台湾后，便开始积极介入以往由华商和日商建构的贸易线路，并将它与东南亚、南亚的贸易航路相联系，最后构筑起庞大复杂的商业网络。台湾的大员商馆在这个贸易网络中扮演了中转站的角色，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不可或缺的贸易基地。此外，华人在这个贸易网络的构建进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德霞在《浅析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氏海商集团之商业关系》一文中分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氏集团之间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竞争的复杂关系。
在17世纪的中荷海上贸易中，茶叶是最为重要的商品。在上述研究中国茶叶远销欧洲问题的论著中涉及这个问题。此外，还有些文章是专题研究了荷兰人在华茶西传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茶叶在中荷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庄国土在《十八世纪中荷海上茶叶贸易》一文指出，荷兰人不但最早把中国茶叶介绍到欧洲，而且是18世纪70年代以前最重要的中国茶叶贩运国。张应龙在《鸦片战争前中荷茶叶贸易初探》一文中讨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运销中国茶叶的过程，中国帆船贸易在这一过程中所作的贡献，巴达维亚和广州这两个港口在中荷茶叶贸易所起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内地的中荷关系史研究中，海外学术成果的译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1989年，荷兰的路口店出版社出版了荷兰学者包乐史的《中荷交往史1601-1989》，翻译者是庄国土、程绍刚。1989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此书作者包乐史、庄国土对17世纪中期来华的荷兰人尼霍夫所写的《荷使初访中国记》进行了翻译与研究。2010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包乐史的新作《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此书的翻译者是赖钰匀等人。包乐史在这部著作中，通过考察三个18世纪的重要港口城市（广州、长崎、巴达维亚），对中外海上贸易进行了新的探讨。不过，要更进一步研究中荷关系史，进一步研究中国与欧洲的海上贸易，就必须掌握与利用荷兰文献等欧洲原始资料。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够培养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三、关于中英早期关系史的研究
在欧洲诸国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英国。正是英国殖民者发动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脱离原先的发展轨道，被迫踏上了向现代转型的艰难道路。
早在19世纪中期，少数几个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就着手探讨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历史关系。魏源在其名作《海国图志》中这样写道：“故今志于英夷特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此后，对中英关系的研究逐渐展开，直到“文革”期间才基本停滞下来。
“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对早期中英关系史的研究重新兴起。尤其重要的是，早期中英关系史涉及开放与闭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与中国现实社会中的改革开放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研究早期中英关系，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1.关于“闭关政策”与“洪仁辉事件”的讨论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刚刚拉开，戴逸以一个历史学家特有的时代敏锐性，在中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一文。这篇文章只有5000字，但高屋建瓴，气势宏大，激情洋溢。文章首先点明：“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是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的历史现象”，同时勾画出当时中国的实际景象：“发展趋于停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死气沉沉，封建统治阶级抱残守缺，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自命为‘天朝上国’，不肯睁眼看看汹涌澎湃的世界历史前进的潮流”。面对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清政府顽固地坚持闭关政策，这一政策的内容是“一方面限制中国人民出海贸易，或在外国侨居，禁止许多种货物出口；另一方面，对来华的外国人也作了种种苛细而不必要的限制和防范”。戴逸认为：“反动、落后的闭关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几个世代的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这种政策既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又不能妨碍侵略国家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闭关政策是慢性自杀政策，对国家和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戴逸还以生动的历史事实说明，“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并没有随着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败而结束，而是“流毒甚深，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进步”。文章最后的结论是：“重温一百多年前的这一段历史，接受教训，解放思想，继续破除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偏见，积极展开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先进，赶超先进，是非常必要的。”这篇充满真知灼见的文章，虽然写于30多年前，但依然散发出强烈的时代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