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肯定派并不就此偃旗息鼓，双方继续进行论战。1992年年底，王氏兄弟与宋宝忠出版了专著，其中第八章为“殷人航渡美洲”，坚持之前的观点。该书提出，牧野之战后有25万殷商军民分二十五部族五路东渡美洲，在中美洲重建家园，定都拉·文塔。这些殷人后裔在美洲墨西哥形成殷福族，即印第安Infubu人，他们至清末依然有华侨意识。而印加帝国即为殷人的一支后裔所建，意为“殷家”；殷移民念念不忘殷地安阳，相约见面问候“殷地安”，此即“印地安”人名称的由来。该书的论断颇具奇幻色彩。之后，作家冯英子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王氏兄弟的研究是国际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之后他又撰文介绍殷人东渡的状况，但基本是《中华祖先拓荒美洲》一文的缩写。此外，蔡培桂从“东”字字形的起源进行分析，认为此与殷人东渡美洲有直接关系。许辉通过对两者的历史年代、文物、宗教、文字符号及遗传基因等方面的对比介绍，揭示史前太平洋两岸文化的相似和相同绝非偶然。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殷人东渡美洲于史有证。
进入21世纪，“殷人发现美洲”说依然得到国内部分学者的坚持。刘树人认为先民们迁徙到美洲与古海平面变迁，即第四纪晚期大陆冰川不断溶化，海平面不断上升有关。大约距今14000年，海平面回升到-100米，从亚洲到美洲在白令海峡确实存在阿拉斯加陆桥；到了距今12000年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海平面上升到-60米时，该陆桥仍然存在；到了距今9000年左右，海平面上升到-25米时，陆桥开始沉没，但水很浅，特别是冬季结冰，两岸迁徙也并非难事；到距今7000年以后，处于人类文明的前夜时，海平面至少比现在低5～6米，只要依靠简单工具如“筏”、“独木舟”就可以到达美洲，因此，中国许多先民从这时开始到达了美洲。刘树人的最终目的，是要说明中国很早以前也是一个航海大国。还有人提出，在美洲出土的文物中，有一片碧玉上的字符看起来与中国商代的象形文非常相像，因此是中国人最先发现了美洲，印第安人来自中国。
3.“法显航渡美洲”说
此说最早发轫自章太炎，但自他在民国初年提出后，并没有得到当时学界的响应。1949年以后，“慧深东渡扶桑”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此说基本上无人提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有学者开始对法显的生平及其著作《佛国记》展开相关研究，出现了一批成果。20世纪世纪90年代，此说开始盛行。1992年，正值世界各国共同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之时，连云山推出了《谁先到达美洲——纪念东晋法显大师到达美洲1580周年》一书。书中提出，从上古时代以来，中国和美洲就保持着密切的海上联系，古代中国代借助于又大又坚又好的海船，如履平地往返于太平洋两岸。连云山声称，最早发现美洲的不是哥伦布，而是生活于他之前1000多年的中国东晋僧人法显。此说得到国内多家媒体的重视，几篇长篇报道写道：法显才是美洲的真正发现者，哥伦布不过是“西方的法显”而已。还有人发表论文，支持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更有人对“法显航渡美洲”说的由来进行了梳理，指出，这种说法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提出了，只不过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关注。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法显航渡美洲”说。张箭从航海技术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出发，对连云山的“法显航渡美洲说”提出质疑。他认为，连云山书中所提出的中国古人横渡太平洋的航程其实是向壁虚构，法显的墨西哥-青岛之行也是破绽百出，耶婆提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之说更是穿凿附会，因此“法显航渡美洲”纯系子虚乌有，美洲古代文明发展与旧大陆各文明民族的文化传播毫无关系。袁维学详细分析了法显在《佛国记》中的记述，认为连云山认定耶婆提乃是美洲之墨西哥的看法并不准确，耶婆提当是梵语的对音，是汉语翻译过来的地名，应是爪哇或苏门答腊；法显乘坐的也不是中国商船，理由有四：一是法显在《佛国记》中对船的归属无只字记载；二是法显离开耶婆提时，改乘另一条商船，船上大多是婆罗门；三是法显乘坐的并非是一个由三条海船组成的船队，而只是一条大船，后拖一条小船；四是如果法显乘坐的是中国船，为何不直接回国，而要在并不崇佛的耶婆提呆五个月？因此法显乘坐的是外国商船，法显所到的是亚洲，而非美洲。薛克翘主张，耶婆提就是“爪哇岛”的音译；法显也不是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中国人；法显是中外文化交流开宗人的提法亦似欠妥；法显也并没有到达过美洲。
21世纪之后，关于法显是否到达美洲的问题依然受到热议。2010年，在纪念法显航渡斯里兰卡1600周年之时，此说更加受人瞩目。刘树人认为，根据《佛国记》的记载，法显于412年随中国商船队自锡兰返国，因遇大风穿越太平洋航行105天，到达名叫“耶婆提”的国家，可能系今天中美洲墨西哥南部到危地马拉一带，比哥伦布早1080年到达美洲。该船停靠5个月，补充粮、水等食物，返程时再次穿越太平洋航行115天，最后到达今青岛崂山登陆。还有一些学者认可了这种说法。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法显所到达的是东南亚地区，而非美洲。刘宁认为，法显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卓越的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并返回的大师，对佛教事业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法显在归途中所到达的地方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郭永琴看法与此同样。逄文昱认为，法显到过的“耶婆提国”即使不能确定其为爪哇或者苏门答腊，也当位于东南亚成熟的商业航线上，而绝不会在美洲。因此“法显航达美洲说”是对原始史料刻意误读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无中生有的虚妄之论。
4.“郑和首先环球航行发现新大陆”新说
进入21世纪，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又出现了新的说法，即认为明代的郑和发现了美洲。2002年，英国人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环球航海的人，他率领的船队比哥伦布早72年发现新大陆，比麦哲伦先100年绕行世界一周，比达伽马领先一步到印度，比库克早到澳洲，其航线一度延伸到了南极。孟席斯的证据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首批探险家所依据的世界地图，实际上来源于郑和的环球航行；二是郑和在7次远航期间，记载并描绘了世界各大洲特有的动物，如印度的狮子和大象、非洲的斑马和长颈鹿、南美的狄捺美洲豹和磨齿兽，而且郑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留下了刻有经度和纬度的石碑；三在美洲的居地民，有些体制与文化特征与中国人有关；四是在郑和船队可能到达的区域发现了有中国特征的沉船遗骸、瓷器、陶器等；此外，第一批到达美洲的欧洲人发现了一批中国“常见”的生产工具以及亚洲所特有动植物。加文·孟席斯的论点若成立，那么包括世界航海史在内在整个世界近代史都将被改写。
加文·孟席斯的观点提出后，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各类媒体、社会公众的强烈兴趣。有的报纸杂志认为他的“新说”客观上对郑和研究进一步走向世界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为研究郑和带来了新的活力，引发人们重新探索郑和航海史实、进一步审视郑和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加文·孟席斯本人曾应邀来华，先后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以“睦邻友好，全面开放”为主题的“2002年郑和学术研讨会”和以“世界的郑和”为主题的“第二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并且分别在南京、昆明、北京进行了4场学术报告和座谈，详细介绍他的“新见”。
在学术界，有部分学者对孟席斯的“新说”持肯定态度。毕全忠以新发现的明代冯梦龙和祝允明的记载为依据，支持孟席斯的观点。他说：“祝允明的记载为孟席斯的见解提供了重要佐证，问题解决了一半。问题的另一半是找到直接证据，尽管很难，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马超群认为郑和船队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明朝初期中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郑和时代中国有世界一流的造船水平；郑和船队掌握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
但更多的学者对孟席斯的“新说”提出质疑，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没有动因。当年哥伦布是为了前往东方而意外“发现美洲”，而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和亚洲西部伊斯兰国家建立友好睦邻关系。
二是地图。中国人当时绘制地图的系统和西方人不同，比例尺也不一样，中国没有经度的概念。
较早提出这种质疑的是宋正海。他认为孟席斯的许多观点实际上是他本人的主观推测，很难得到可靠材料的证实。如果郑和真的进行过环球航行，则必然会强烈冲击中国传统的地平大地观，但这种冲击现象在明清地球观中，特别是在西方地圆说传入中国后引发的两种地球观的激烈斗争中未见反映出来。宋正海写道，就郑和船队的规模、装备、技术等航海能力而论，确实比绕过好望角的达·伽马船队强得多了，但从理论上讲，郑和船队不可能进行环球航行。因为第一，从未发现有关郑和船队到达美洲和环球航行的线索；第二，郑和船队没有地理大发现的动因；第三，中国传统地平大地观从根本上否定环球航行及其东行西达、西行东达的可能性；第四，传统的小范围大比例尺制图系统没有经纬度和地图投影，无法消除地球曲率引起的制图误差，故很难绘制世界地图，也就无法指导美洲发现和环球航行。不过，他也提出不能排除郑和船队中一些离队船只到达过美洲。范金民通过对中文史料的考察，指出孟席斯所谓洪保、周满、周闻到达美洲的航线，看来只是凭空虚构出来的航线，并未真实存在过。迄今为止，也未发现任何可以支持孟席斯“新论”的文献或其他记载，孟席斯的“惊世之作”没有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新证据，因此孟席斯的新论对于郑和研究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根本不可能因此而改写郑和下西洋的历史。
张施娟和龚缨晏深入分析了被孟席斯视作可以证明郑和船队绕过好望角的“最早、最关键的线索”《毛罗地图》，指出在这幅著名的地图中找不到与郑和船队有关的任何直接证据。廖大珂研究了孟席斯所依据的另一幅地图《罗兹地图》，认为这幅地图是欧洲地理大发现的产物，主要源于葡萄牙人的资料，地图上的“大爪哇”和“小爪哇”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爪哇岛和南方大陆的混乱认识，与郑和下西洋没有关系。
总体上看，关于“中国人最先发现美洲”的种种说法都曾在学术界及社会公众中引起过热烈的讨论，但经过多次比较彻底的学术争论，反对说渐占上风。不过，在未来的岁月中，关于这一议题的争论将还会出现。
二、关于1840年前中国与拉丁美洲海上交往问题的研究
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殖民者不仅侵占了拉丁美洲，而且还开辟了太平洋航线，从而使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拉丁美洲地区。从16世纪后期起，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往来逐渐频繁，丝绸、茶叶以及陶瓷等中国传统货物通过太平洋航线运送到拉丁美洲地区，而美洲的白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特殊货物，也开始大量流入中国。此外，美洲的农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烟草、花生等）也陆续传入中国。中国与美洲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与世界都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国内关于拉丁美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66年“文革”开始，是拉丁美洲史研究的草创时期。
50年代主要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世界史专业课程，其中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是讲授的重要内容。但学术研究并不深入，所发表的各类文章主要介绍拉美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60年代初，在一些高校开设了专门研究拉丁美洲历史文化的课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还成立了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的拉美史研究逐渐步入正轨。不过，这一时期大陆学术界对拉丁美洲的研究主要以“革命”为主题、以阶级斗争为纲，研究深度不足，研究范围有限。“文革”时期，拉丁美洲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遭受巨大挫折，研究中断，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