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输往美国的另一种大宗货物就是茶叶。曾丽雅等人考察了茶叶与早期中美贸易的关系。文中写道，早在殖民地时期，随着英国移民的大量涌入，饮茶习惯也带到了北美，并建立了出售中国茶叶的市场。但此时茶叶贸易主要控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殖民地商人受到制约，双方矛盾尖锐，最终导致了“波士顿倾茶事件”，从而揭开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后，中国茶叶被大量输往美国，美国商人还将中国茶叶转运到欧洲国家，以换取银元及工业制品。早期茶叶贸易给美国带来了厚利，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有利影响。苏宁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中美茶叶贸易的历史，指出：1784年到18世纪末是中美茶叶贸易的肇始期，此时贸易量不稳定，常出现波动。19世纪前半期是中美茶叶贸易的初步发展时期，中美茶叶贸易不仅在贸易量上大增，而且茶叶品种也发生了变化。
中美通商之初，美国采购的华茶主要是武夷红茶。随着贸易的发展，购入的华茶也由原来的一些低档产品转变为较为高档的红茶小种。1800年以后，绿茶大批输美，到了1810年，美国的红、绿茶进口量几乎相等。随后，绿茶所占的比重超过红茶。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通过中美《望厦条约》、《天津条约》等条约，取得了一系列贸易特权，华茶进口量飞速增长，到19世纪末，中美茶叶贸易达到顶峰。1895年至1905年间，茶叶在中美贸易中所占的地位日趋下降，最终让位于丝货。中美两国通过茶叶贸易不仅发展了两国的经济关系，而且增进了两国民众的互相了解。梁碧莹的专著《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也讨论了中国茶文化走向美国的历程及对中美两国的影响。
早期中美贸易期间，美国商人为扭转贸易逆差从事过非法的鸦片贸易。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是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李守郡认为，鸦片贸易是美国资产阶级的一种侵华活动，并不断破坏着早期中美贸易，毒化了早期中美关系。在几十年的鸦片贸易中，美国鸦片贩子以肮脏的鸦片，破坏中国的法令，使鸦片贸易不断扩大，加剧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危机。他的这种观点，与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很多学者的观点一脉相承，主要基于“帝国主义侵华”的理论模式。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美国人的对华鸦片贸易数量有限，危害也没有英国来得大。项立岭认为，美国商人的鸦片贸易量不大，也没有解决多少支付问题；美商所贩运的鸦片价值，在美国全部对华贸易中所占比例也很少。翟国璋具体分析了1817年各国的对华鸦片贸易情况，认为从事对华鸦片贸易的主要国家是英国，美国等国数量很少；1817年美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不会超过1900担，估计接近800箱，即占总数的18％左右。梁碧莹认为，鸦片贸易是早期中美贸易阴暗的一面，因其高额的利润，鸦片战争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商人都参与了鸦片贸易，但中国仍然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何大进对早期英美对华鸦片贸易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无论在所获利益、鸦片贸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还是在对待鸦片贸易的态度上，英美两国都是不同的。英国在早期对华鸦片贸易中获利甚丰，且对它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美国则相反，鸦片贸易对美国正常对华贸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远大于英国。因此，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持积极支持态度，甚至为此不惜诉诸武力，而美国政府则持反对态度。当然，美国政府真正关心的，并不在于是否要禁止鸦片贸易，而是企图在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上，显示出与英国的区别，以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赢得更加有利的侵华地位。
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关系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何大进深入分析了鸦片贸易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利弊及对传教活动所造成的影响。他认为，鸦片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早期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不少烟贩也从中攫取了惊人的暴利。但由于当时鸦片贸易的主要产地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所控制，在早期中美贸易中，美国商人输华鸦片无论在各国对华鸦片贸易的总额中，还是在中美贸易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都是极为有限的。鸦片贸易对美国商业造成了消极影响，它影响了早期中美之间的和谐关系，破坏了正常的贸易秩序，影响了美国其他商品的对华输出，对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宗教文化活动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造成的“悲惨后果”进行了报道，并且“大声疾呼反对鸦片毒害”，对美国社会舆论及美国政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甘开鹏认为，19世纪30年代，日益猖獗的对华鸦片贸易不仅迫使清政府采取严厉的禁烟措施，而且来华美国传教士也对鸦片贸易进行了强烈的谴责。美国传教士的反鸦片言论对美国的国内舆论以及政府决策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仇华飞深入考察了美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立场。他指出，早期美国政府对美商走私鸦片确实采取过放任自由的态度，因为鸦片走私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美国向中国大量输出白银而造成的白银匮乏问题；但当中英因鸦片问题即将爆发战争时，美国政府权衡利弊，改变了默认鸦片贸易的态度，转而采取符合清政府禁烟政策的立场。美国政府反对美商走私鸦片的立场在《望厦条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不过，美国政府的立场不能体现在美国商人的实际行动中，事实上，美国商人走私鸦片活动在19世纪从未停止过。他在后来出版的专著《早期中美关系研究》中，对这些观点作了更多的叙述。
刘涛从金融的视角探析了19世纪上半期美国商人汇票与鸦片走私之间的关系。随着19世纪上半期对华鸦片走私的兴起，各国商人越来越需要方便、高效的资本汇划手段以转移鸦片走私所获得的利润。美国商人从1810-1811年度起向广州市场提供汇票，受到了鸦片走私商的广泛欢迎。通过汇票对鸦片走私贸易的渗透，美国商人参与到了印度鸦片对华走私的利益分配链条中，并且分享到大量的鸦片走私利润，从而扭转了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他指出，汇票对美国的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替代白银，节约了贸易成本；规避了弱势美元的贸易风险，增强了美国商人实力。这也是美国推行金融贸易一体化战略的开始。尽管这篇文章不长，但视角比较独特，颇有启发意义。
早期中美贸易集中在广州，因此研究早期中美贸易，必然会涉及广州。尽管美国独立之前与中国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早在殖民地时期，随着大量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从广州被转运到北美，使很多北美人对广州也是有所了解的。美国在独立后的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派遣“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从此广州成为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与古老的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口岸。20世纪80年代，尽管学者们在研究早期中美贸易时会论及广州，但并没有突出广州的特殊地位。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对广州在中美早期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较多的关注。李金明指出，在早期中美贸易中，美国商船一般沿好望角向东航行，最后到达广州。从波士顿出发的船只，绕道合恩角，横渡太平洋，将太平洋西北岸获得的毛皮运往广州销售。美商从广州运回国内的货物，以茶叶为最大宗。但从广州输出的茶叶并非完全满足本国需求，大部分被转运到其他国家。美商输入广州的货物，主要为毛皮、檀香木、白银，1805年起开始走私鸦片。美国商人通过对广州的贸易，赚取了大量利润，成为美国早期资本原始积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中美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北皮南运”，即美国商人把美洲西北海岸出产的毛皮通过北太平洋航线（主要途经夏威夷群岛）运至广州销售。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讨论清代的毛皮贸易时，往往只关注中俄之间的毛皮贸易，而忽略了中美之间的“北皮南运”。20世纪末期，学者们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例如，周湘指出，“北皮南运”典型的模式是由美国东海岸出发，绕合恩角再向北驶往西北海岸，搜集一定数量的毛皮之后，在夏威夷群岛作短暂停留，接着前往广州，换回中国货物，穿越印度洋绕好望角后横渡大西洋，返回新英格兰的港口（波士顿或纽约）。由于航线迂回及受到季风影响等因素，完成一次美国-西北海岸-中国广州-美国的三角贸易，至少历时三年。通过“北皮南运”，突出了广州在环太平洋经济网络中的地位，强化了广州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周湘的这篇文章，在研究“北皮南运”上具有开拓性意义。
梁碧莹对广州在早期中美贸易中的地位进行过比较系统的考察。她认为，早在殖民地时期，北美居民就已经获知广州。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标志着中美贸易的开端。刚开始广州人把美国人误认为是英国人，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新兴国家的公民，称之为“花旗国人”。广州商人和地方当局对美国人以礼相待，给他们提供贸易上的方便，美国人也为此深表感谢。美国人采取了种种措施，努力发展对华贸易，例如改进船舶性能，增加货物品种。为了便于开展对华贸易，最早来到广州的美国人还积极探索新方式来处理对华商务和人际关系。
梁碧莹在其专著《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中进一步分析了广州在早期中美关系中的地位，认为广州是中美关系的肇始地；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最早都是通过广州这个窗口了解对方的；广州又是美国第一批新教传教士涉足的地方，第一所由美国人创办的西式医院也出现在广州。
2.关于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研究
随着中美经济贸易的兴起，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逐渐开展。在鸦片战争之前，中美之间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是美国来华传教士。他们为了在中国打开传教的新局面，采取了种种措施，如兴学、行医、译书、办报等。同时，这些传教士们还热情地向美国介绍中国文化。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的这些文化活动，对于1840年后的中国及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是研究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问题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比较深入，研究视角也很多元。中国自20世纪初期开始出现一些关于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的著述，但大多出自教会人士之手，很少能算得上是严格的学术著作。1949年之后，大陆学术界基本上依据“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模式”来看待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对他们在医疗、文化、教育、出版等方面的活动关注得很少。
20世纪世纪80年代后，国内学术界对于外国传教士的研究逐渐摆脱了简单化、模式化的倾向，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研究成果的数量大增，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研究范式上都有突破。顾长声于1981年出版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是全面研究外国来华传教士的拓荒性著作，该书记述了自鸦片战争至1949年外国主要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过程，被学者们所重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研究外国传教士的热潮。熊月之撰写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把早期欧美基督教传教士作为传播西学的主体，深入探讨了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各种活动，并且对他们作了中肯的评价。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从现代化角度出发，专题考察了美国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2000年，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出版，为新世纪深化对外国传教士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上述这些开拓性的著作，都涉及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