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介绍西方地理知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从创刊号起就设有专栏，较多地介绍世界区域地理知识，也有些篇幅介绍地震、气候和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此外，一些专文以及个别新闻报道中也有叙述各国地理。迄至戊戌九月号，共载世界地理类文章达35篇，但主要是东南亚、南亚和欧洲各国的史地知识，涉及北美或美国的仅有《北亚米利加》、《地理全图之总论》、《列国地方总论》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还有地图若干。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较为详细地提到美国的只有两篇文章。一是道光丁酉年五月之《论》。该文共约880个字，简略介绍了“花旗国”的发现、独立战争的爆发，以及公会（国会）和魁首领（总统）制度等。二是1838年7月的《亚墨利加办国政之会》，该文也有800余字，介绍了美国的政治制度。
还有提及美国的是一些新闻类文章，如：“北亚墨利加兼列国殷殷兴隆，独有二邦与列国不相合。”其他相关新闻还有《亚米利加兼合国》、《北亚米利加合郡》、《华盛顿言行最略》，等等。
其他有关美国或北美的文章大多是在述及欧洲等国家的历史地理时稍有提及，比如《列国地方总论》、《欧罗巴列国之民寻新地论》、《新闻纸略论》。
通过新教传教士的传播和中美实际的接触，中国人对美国多了些了解。
1817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在向朝廷报告有关美国船只走私鸦片问题时，称美国来华货船较多，最为恭顺，并谈到美国没有国土，头人四年一换，并注意到美国政体与一般国家不同。谓及：
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贸易事务，任听各人自行出本经营，亦非头人主持差派。
但是，国人对美国的历史、地理位置、政制等情况，还是模模糊糊的，并不确切。被称为“一代硕学”的阮元在撰修《广东通志》时，尚“不知（英吉利国）何时占据北亚未利亚”，误把南北美洲混为一谈，把美国说成是在非洲境内，云：
利未亚为五大洲之一，其地……有马逻可弗沙、亚非利加、奴米弟亚。亚米利加即亚非利加，有陆路通小西洋之如德亚，今分南北。
这里，把当时称呼非洲的名字“利未亚”和非洲的全称“亚非利加”当做两个地名，而又把“亚米利加”和“亚非利加”当做一个地方，从而错误地认为“亚米利加”是陆路，与如德亚（即巴勒斯坦）相通，属于利未亚（即非洲）的一部分。更在《广东通志·外蕃传·案语》云：
利未亚，在欧逻巴之西南，……今之大英吉利、米利坚等国，皆利未亚也。
学问渊博而又关心世界大事的开明之士梁廷枏于道光年间修撰的《粤海关志》中沿袭旧说，把美国说成是在非洲。他写道：
若加那英吉利（即加拿大），若米利坚，则利未亚之地也。
显然阮元等人对美洲或美国的确切位置毫无所知。
叶钟进的《英吉利夷情记略》（约1834年）虽然没有上述错误，而且称誉美国“沃衍宜五谷，周亦数千里，人勤力作，常以余粮济各国”，但是对美国的历史沿革、政治体制等情况并不清楚。他把北美独立战争描述成：“英夷常起兵攻之，十余年不能胜。”对政制的描述则为：“设十二酋以理事，一酋死，复公举之……”林则徐到粤之前，同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人一样，对外国史地、世界形势几乎茫然无知，竟然以为都鲁机（即土耳其）属于美国。
在鸦片战争前，也有个别中国人亲历美国，归国后写有游记，主要是谢清高的《海录》。
《海录》1820年在粤刊刻，介绍了英、法、普、奥、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美利坚等国。在“咩哩干国”和“亚咩哩隔国”条下，简略地描述了美国和南美各国的情况。
虽然在“咩哩干国”条下，谢清高对美国的风俗、物产、交通工具等都有正确的介绍，但是谢清高又把美国说成与英吉利相同，“亦海中孤岛”，而且“疆域稍狭”，可见，所述内容并不确切。
上述情况表明，鸦片战争前，美国人到广州五十余年来，代表清政府在广州办理外事的两广总督们，并非没有机会了解美国，亦非没有碰到需要他们调查处理的和美国人有关的事。可是，他们缺乏了解外部世界的热情，致使虽知“省城有几国夷人”，但是除了应允遇事查明旗号办理以外，对发生在外洋的事概不过问，对发生在“内地洋面”而不能不问者亦不深究，借口“无从查考”，却无法把这些“夷人”完全分清。
中国人对美国依然认识不清，一方面源于闭关自守的环境中“天朝上国”观念的滋生，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人自己撰写的中文著述对美国的介绍不全面。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的出版物对美国的介绍，相对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而言，当然更加详细、准确，但是这些介绍比较零散，内容不多。而且在这些出版物中，除《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外，其他很少流入中国内地，所以它们的影响不是很大。系统介绍美国历史沿革、地理位置等各方面内容的当属裨治文（E.C.Bridgman）——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第三阶段，从19世纪中期（1840年）到19世纪末。
中国人比较准确，而且比较多地了解美国，是在鸦片战争后。
1840年和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更多中国人睁开了眼睛。统治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感到有必要修改对外政策，学会和外国打交道，开始主张了解外洋情况，培养外事人才。中国人了解美国及至世界的途径增多。也就是在此阶段，中国才开始真正认识美国。
了解的渠道，首先是西学的书籍和报刊越来越多。新教传教士继续向中国传播西学，译介了许多书籍，创办了许多报刊，其中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两次重版。这些报刊书籍传递了大量有关美国的信息。
中国人了解美国的另一个渠道是中国人走向世界，亲眼目睹西洋文明。
18473传年第一批留学生包括容闳在内的三人赴美，到1872年则有首批官派留学生30人赴美。期间，清政府多次派人到欧美游历。从1876年起，清政府还开始在欧美各国和日本派驻公使和领事。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出洋游历章程》，当时出洋人员均须撰写出使、游历日记，抄送总理衙门，以备刊刻。正因为如此，这些出使游记也就有了特殊的价值，成为中国人了解美国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这些介绍，还是显得比较分散、凌乱。
以上两个渠道中提供的美国知识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其中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仍是中国了解美国的重要材料。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合省国说》、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书都以《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为重要参考资料。到19世纪后半叶，不少中国学者就是以裨著为底本校释其他史地著作，日本、美国、中国三国史家在撰写中文美国史著作时也都曾受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影响。
因此，在中国人了解美国的历史中，裨治文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是一部较为重要的著作。
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又从何而来呢？美国著名学者泰特·丹涅特（Tyler Dennett）说：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几乎是从零开始的。
建国前的美国与中国没有直接往来。由于美国与欧洲国家存在着文化渊源关系，欧洲对中国的一些认识影响着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随着“中国皇后号”来华，中美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从间接走向直接。
但是这种认识还是非常有限的。美国人把亚洲看做一个整体，称它为东印度，……美国的许多开国元勋，对中国也知之甚少。在他们生涯的后期才偶然碰到中国这个题目，并发现它是新的未加研究过的问题。开国总统华盛顿甚至长期相信中国人是白种人，直到1785年，一个记者纠正了他的这一错误观念。
在这有限的认识中，传教士是较为重要的传播者。
最早来到中国的美国商人、冒险家和海员，对中国的兴趣只是做生意。他们的知识水平限制了他们对中国古老文化的认识。而19世纪30年代，继商人和海员之后，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可以说，美国人开始较多地接触中国人和了解中国是从传教士开始。“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国人是通过传教士的眼睛来观察亚洲的。”而第一位来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不遗余力向中国人介绍美国历史、西方文化的同时，写了大量英文文章，向美国介绍中国。著名的《中国丛报》就是裨治文主编的。
总而言之，早期来华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是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传播者。
可是，目前学术界对鸦片战争前来华的早期新教传教士的研究十分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