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政府对此间局势的发展无动于衷。裨治文评论道：
……一些西方国家……还没有作出适当的努力去建立一个高尚的外交可以依靠的基础，即高尚的、无可指责的道德品格基础。在中国人的眼里，我们的品格是下流的……现在省城没有外国国旗飘扬，外国政府的代理机构也没有一个悬挂国旗。西方各国的领事法规和领事惯例显然重视维护他们的国旗不受侮辱，而私人的越轨行为，则让私人去负责。但不幸的是，这些法规运用到中国事务上来，至今都是所有罪责归咎于西方政府。无怪乎有些代表不满意他们所负的职务。令我们诧异的是，他们不立刻辞去委托，辞去所有职务，直至他们能在于己于国都体面的局面下才履行公职。如果西方政府要求他们的代表执行极可能招致公愤的方针和包庇个别不法分子的罪行，那么，从开始到现在，采取上述的做法，是再聪明不过的选择。
裨治文认为，自禁止鸦片以来，鸦片贸易之所以仍能在中国大行其道，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地方官的庇护。他写道：
有些人员监视每箱鸦片的交接，从中收过箱费；而有些人则远离走私现场，听任禁令不行，私贩猖獗，从而每年收受包庇走私的贿赂……受贿的不单是衙门中低级官吏，而且有蓝顶的高级官员，甚至红顶的水师提督。总督对鸦片走私，不能说是一无所知……实际上，自1780年到1839年，清王朝先后发过45道禁烟令，结果仍然禁而不止，这与清廷官员的腐败不无关系。我们从上述文字中可感觉到裨氏对鸦片贸易之所以猖獗的分析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西方中心观。
裨治文等传教士还纷纷著文讨论吸食鸦片的危害。裨治文用文字展现了鸦片吸食者的生活从健康富裕变成穷困潦倒，以示抗议使用鸦片。他说：
吸烟祸害的帷幕只拉开一些，暴露出来的毒害就使人触目惊心了。然而，我们不得不相信，暴露出来的不及真相的二分之一，不，其实不及千分之一。
正因为对鸦片贸易的批判，所以当林则徐奉命到广州严禁鸦片时，裨治文极力支持。
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后，广州对外贸易局势随之逐渐紧张。《中国丛报》对此连续跟踪报道。裨治文本人则以“鸦片贸易危机”为主题在《中国丛报》上连续刊登文章，翻译相关官方文件等。
林则徐在3月10日发出两道谕帖。一道给各国夷人，说明通商之利，贩烟之罪，例禁之严，私犯无望，饬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不得丝毫藏匿，并须“出具”夷字、汉字合同具结，保证“嗣后来永远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声明法在必行，“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另一道给行商，历数他们勾结夷人、欺蒙官府的罪行，责令于三日内，将上述二事——缴烟、具结办到，否则即“择尤正法一二，抄产入官”。到5月份，清廷共缴获英美鸦片走私两万余箱鸦片。
1839年6月15日，林则徐在虎门销烟。裨治文和美国商人查理·金夫妇以及弁逊（Benson）得到林则徐邀请观看。这在林则徐的一篇奏章中可以得知，文中称：
……并有咪唎坚国之夷商别治文、弁逊等，携带眷口，由澳门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师提标游击羊英科递禀，求许入栅瞻视。臣等先行钦奉谕旨：准令在粤夷人，共见其闻，咸知震聋，曾经出使晓谕，是以该夷等遵谕前来，且查夷商经等，平系做正经买卖，不贩卖鸦片，人所共知。因准派员带赴池旁，使其看明切土授拦及撒盐燃灰诸法，该夷人等咸知一一点头，且时时掩鼻，旋至臣等厂前，摘帽敛手，似以表其畏服之诚，当令通事传谕该夷人，从此作正经贸易，获利无穷，万不可冒禁营私，自投法网。该夷人等倾耳敬听，俯首输诚，察其情形，颇知倾心向化。随即公同赏给食物，欢欣只领而去。
裨治文之所以能被林则徐邀请观看，可能是由于裨治文的学生梁进德被聘为林则徐的译员，从而使林则徐对裨治文主张禁烟言论有些认识，对美国颇有好感。因此裨治文与林则徐的接触时间比其他传教士多。
裨治文曾受林则徐所托，要求送信给义律（Captain Elliot）。当时，裨治文要求在知道信件内容的前提下才做信使，遭拒，裨治文也拒绝做普通邮差。林则徐随后同意写信，但当裨氏准备离开时，信件尚未写好，所以，最终没有发出。此事说明林则徐想通过裨治文与义律接触。
林则徐还请裨治文代呈递照会给英王，嘱禁英人制造鸦片及贩卖鸦片，虽为裨治文婉拒，但该照会被裨治文译载于《中国丛报》。
1839年9月，林则徐致函裨治文，约裨治文到虎门口，会见其代表。裨治文于9月11日到镇口会晤钦差大臣的代表，但没有公布谈话内容。
裨治文参观销烟现场后，“有撰为夷文数千言，以纪其事者。大意为天朝法令，足服人心”。其“夷文”就是指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写的关于这次观察的极为详尽的报告。报告前半部分讲检查销烟的情况，后半部分描述了林则徐接见他们的经过。在参观中，裨治文发现，“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加忠实的了”。
裨氏等人的观点和他们关于鸦片贸易种种弊害的报告，无论是对美国社会舆论，还是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们的报告对于美国人民的深厚宗教意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舆论几乎一致指责英国用武力为后盾把鸦片输入中国，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于1841年12月发表同情英国的演说，他说：
中华帝国的基本政策是反对商务。……它闭关自守，拒绝与他国有商业交往。它不予他国平等地位，不承认其独立，自以为地球中心之天朝上国，而视其他各国为蛮夷藩属……我认为这才是中英两国政府间真正的争执所在。一般人以为英国进口若干箱鸦片，被中国以其违法而缉获遂引起战争的说法，我认为是错误的。这不过是一桩偶发事件，但不是战争的原因，正如同将茶叶投入波士顿海湾不是美国革命的原因一样。真正战争的原因是为了叩头（kotow）。
亚当斯的演讲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指责。《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的编辑认为这篇演说立论荒谬，竟拒绝将之刊登于该杂志上。
至于美国政府的公开政策，则反映在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上。
《望厦条约》明确规定鸦片为违禁品。条约第三十三款规定：
合众国民凡有……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
这项条款的签订，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参与中美谈判的裨治文等传教士的功劳。
第三节 《中国丛报》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讨论
裨治文虽然强烈反对鸦片贸易，但是笔者发现他对鸦片战争，却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即一方面希望中国战败，相信战败后的中国一定会开放；可是从基督教道德出发，又不希望用流血的方式解决。这也可从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撰写的文章中看出。
1840年初，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记载他与林则徐等人的交往：
在去年六月和九月两次访问镇口时，对或许会发生战争，曾作为会谈的一个题目。我们方面极力主张，目前存在的纠葛，不应当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每次争论都常常给我们反复地回答说：打仗不怕！
打仗不怕！当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显然准备孤注一掷于“战争的运气”，令我们很是痛心。
可见，裨治文希望能尽力避免战争，也不主张欧洲人到中国来占领土地，他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中国的人民沦于外国人的统治，相反，我们乐于看到他们享有完全的自由和幸福”。
但在禁教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夹缝中，传教士推广福音的工作收效甚微。因此，裨治文等传教士一方面强烈地谴责鸦片贸易，并不断报道“鸦片贸易的种种弊害”；一方面又希望采取武力，使中国能尽早向他们这些西方人“开放”。
裨治文认为使中国“开放”的方式有二：一是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二是西方各国联合起来。《中国丛报》上刊登了不少关于如何使中国“开放”的文章。从他为这些文章所作的编者按语中可清楚地了解到裨治文的态度。
早在1834年12月，广州的全体英侨呈英国国王书，要求派军队和军舰来华，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裨治文对此发表评论说：“我们衷心希望他们能达到他们所提出的全部要求。”一个月后，裨治文又说：“根据中华帝国日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裨治文提出英、法、美联合起来“打开并建立能在良好的规则下与中国自由交往，而外国人能受尊重”。
1836年2月，美商查理·金在《中国丛报》上发表题为《与中国人订立条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对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进行了抨击，主张使用武力与中国订立条约。该文写道：
……对于这样一个目空一切、独断独裁、半开化的政府，如果我们要依照基督教国家所惯用的规则，去把那些横加在我们和中国人交往的路上的障碍撤除的话，我们真不知要怎样办才好。就中国政府来说，我们越向它表示要亲善，他们却毫无例外地越看不起我们。和天朝有过交往的外国人，都曾被这样的幻想迷惑过。欣慰的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唯一的受骗者而已……我们不能通过词谦语卑的禀帖而取得什么；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文明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
裨治文为该文写了编者按语：
我们完全同意我们的通讯员所说的，“我们还要学习应该怎样来对待”一个高傲的、半开化的、专制的中国政府的这句话，不过我们仍以为西方的国家，大不列颠、法兰西、美利坚以及其他等国，用不着再迁延，而应该立即与中国开辟一条友好交往的坦途……我们是主张强有力的和有决定性的办法的……1837年6月，《中国丛报》又刊登查理·金向美国国会提出的“美国在东亚设立领事馆的计划纲要”，裨治文在文后作按语：
我们认为，我们的读者所提出的建立领事馆的意见是可行和理想的，对于维护和平和保障国际权益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诚心希望它能被立即实施。假若美国国会能派几艘最好的船远涉南太平洋，到这些东方水域考察，他们也会为建立有效率的领事馆而备受鼓舞。
对执行这样的计划再也不应耽搁拖延了，美国荣誉和利益之所在，以及它对别国和别国人民的义务都要求它作如此之一举……
在裨治文等传教士看来，中国人违背了“爱邻人如爱己”的戒律：它自命为地球上的水陆中心，至尊主体；它将与之发生任何关系的国家一律视为其专制君主奉命维谨、纳贡称臣的外夷。因此，各国有义务说服中国人履行其权利和义务。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是，难以说服。说而不服，唯有征服，对此，裨治文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论述。他说：
国与国之间是互相负有义务的。而中国，在她与别国的关系上，是公然触犯要爱你的邻居如同爱自己这条法则的。中国这种态度，各国可以而且必须劝谏她，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
在中外局势紧张之际，裨治文极力主张西方各国联合起来解决危机。
他说：
我们应当有一个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已经到来，它的标志就是，努力以西方世界联合起来的道德力量，用不可抗拒的压力，去冲破长期以来把中国和最文明最和平的基督教各国隔绝开来的高墙。……过去所作改善与中国交往的努力，其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这种努力是各图私利，他们没有依照国际公理与正义的普遍原则。欧洲各国使节，是单独争夺利益的代表。由一个各国组成的联合使团，进行对华贸易，就会呈现一个不同的面貌。它就不再是谋求狭隘利益的分裂的一组。这是西方世界对付中国，也是为了中国最好的办法。
鸦片战争爆发后，裨治文等传教士欢欣鼓舞，他们充满激情地欢呼道：
千百万……异教徒中间创办……传教事业，现在只有一个障碍了，而那个障碍是政治性质的，它可能在一天之内被除去。
裨治文则说：“对（基督教）完全信仰自由迟早就要到来了。”他非常关注这场战争。他在《中国丛报》上迅速报道战况和交涉的全过程，而且还编撰了每月大事记。他认为鸦片战争的结局将是英国打败中国，中国将向外国开放。
他说：
我们正处在新时代的前夕，一场伟大的革命开始了。我们长时间地哀叹身边的荒凉，因为福音才是唯一的补救物，但是，现在，上帝已经开辟了一条能够传播福音的大道。
但是出于基督教道德的约束，裨治文又希望战争不要长时间地拖下去。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战争结束，传教士们欢呼胜利。裨治文预测，“中央王国”——“天朝上国”——古老的、长时间与外隔绝——现在与地球上其他国家站在一道，与他们组成一个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