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说法，可以用来说明晋国，但却不能用来说明秦国和楚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出身蛮夷，没有中原的宗法传统，也没有礼乐文化，所以根本没有形成所谓公室。没有公室也就谈不上什么“减公室”。至于“土地兼并”，对于秦、楚更不合适。因为秦、楚两国根本就不是在土地增加以后才改用郡县制的，而是一开始就采取郡县制。
最能够解释秦、楚郡县制的，还是那两点：一是出身蛮夷，没有封建根基；二是战争立国，除了采用郡县制别无他法。正因为此，秦、楚到了战国时代都成了强国。而东方的各诸侯国，都面临着如何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过渡和转变的问题。转变快的，就能变得强大；转变慢的，就早早地亡了国。
五张羊皮换国相
本身没有公室，又推行郡县制，再加上功利主义的国家气质，这就使得秦国在人力资源政策和人才战略上比较开明和宽容。公室的缺乏，保证了秦国没有靠血缘关系把持国家权力的特权贵族阶层，这也就为平民的上位铺平了道路。既然靠血缘关系分配权力的原则失效了，才能、本领这些“客观标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任用官员的原则。总之，“任人唯亲”失去了基础，比拼才艺的选秀自然就在秦国登上了历史舞台。
除了这一深层的文化因素外，现实也不允许秦“任人唯亲”。残酷的斗争现实，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秦国早期在实行郡县制的军事集权主义的同时，还必须选拔那些既能领兵打仗，又擅长农业生产的人去做郡县的地方政府领导人。试想如果让那些没有耕战本领，只是酒囊饭袋的王室贵族上位，烂泥扶不上墙，即使给他权力，他们也不会运用权力。如此一来，好不容易得到的土地，马上就又会被犬戎抢夺回去。
所以说，秦从一开始就有任用异姓贤士的传统。而不是像东方各国那样，直到面临威胁了才被迫慢慢改变。纵观秦国的发展史，那些为秦国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臣能士，不仅不属于王室亲族，而且连国籍都不是秦国的。百里奚、商鞅、范雎、吕不韦、李斯，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不是秦国本土培养出来的，而是来自那些自认为文明的东方诸国。这些人，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原因无法容身于自己的母国（比如吴起、商鞅），才另寻出路的；另一方面，是因为秦国唯利是图，唯功是用，大开方便之门，不拘一格纳人才。秦国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拳脚的平台，只要你有本事，在这里绝对不会怀才不遇，是金子肯定会发光；而东方国家的那些能人异士一生的梦想就是出人头地，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样，他们能够各取所需，互通有无，东方的人才于是都跑到秦国去了。
秦国吸纳人才、招募贤士，还应该从秦穆公说起。秦穆公是秦德公的小儿子，成公的弟弟，姓当然是嬴了，名字是任好。他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有名有姓的秦国国君。穆公继位时，秦国已经有近百年的积累，由弱变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西方大国。在西部的根据地稳固以后，作为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秦国君主，穆公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打出一片天地，成就霸业，就不能窝在黄河以西，而是要东进，插入中原腹地，与诸夏会盟，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于是，秦国从穆公开始，东进的号角开始吹响。
但是，对于当时的秦国来讲，最欠缺的却是人才，尤其是管理国家的人才。
秦是草莽出身，耕战立国，虽然不乏骁勇善战的将领，但却缺少管理国家的人才。能守城，能杀敌的人估计不少，但能为国家作出长远规划，提出发展战略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在穆公之前，秦国出兵打仗，都是国君亲自率兵出征，他一个人既是将军，又是统帅；既充当文官，又担任武将。马上君主，御驾亲征，固然表现了秦人骁勇善战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反映出了此时的秦国没有什么帅才。
东进就要和中原的各诸侯国打交道，最起码要先混个脸熟。所以，婚丧嫁娶、外交活动开始频繁展开。虽然襄公建国，已经可以和各诸侯国进行各种各样的外交活动了，但那仅仅是有了资格而已，别人要不要跟他打交道那是另一回事。直到秦穆公时代，秦国和中原诸夏各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才正式铺开。和东方国家的接触，也为秦国发现、吸纳东方的人才打开了方便之门。
公元前655年，秦穆公派公子絷到晋国代自己去求婚。晋献公把大女儿许配给秦穆公，还送了一些奴仆作为陪嫁。在这些陪嫁的奴仆当中，有一个叫百里奚的人。百里奚本是虞国的亡国大夫，很有才能。穆公打听到了这一消息，急忙去请他来，却得知百里奚已经逃到楚国去了。秦穆公想用重金赎回百里奚，但又怕欲盖弥彰，楚人不给。于是派使者到楚，说：“秦国的奴隶百里奚逃到了贵国，请允许我方用五张公羊皮将他赎回。”楚国一看这个人如此不值钱，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就答应了秦的要求。当七十余岁的百里奚被押回秦国时，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枷锁，与他商谈国事。百里奚说：“我是亡国之臣，哪里值得君公垂询！”穆公说：“虞君不用你，才使你被掳，这不是你的过错。”然后坚持向百里奚讨教，两人一连谈了三天，穆公十分高兴，就封了百里奚为国相。由于百里奚是用五张公羊皮赎回来的，所以人们称他为“五羖大夫”。
七十多岁的百里奚，半截身子都入了黄土，秦穆公却待他如上宾，还让他担任总理的职务。由此看来，秦国当时确实没有什么治国安邦之才。秦穆公和百里奚谈了三天三夜，可想谈话的内容绝不是如何带兵打仗，如何学习农业知识把庄稼种好，而是秦国在下一步如何发展的战略问题。如果这样的人才在秦国多如牛毛，穆公何必要对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恩宠有加呢？就在今天，高级官员七十岁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和百里奚谈话之后，穆公龙颜大悦，大手一挥，立马封百里奚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穆公如此震撼地破格提拔异姓外国人，在当时貌似也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可见秦国公室宗族并没有左右政治的权力和势力。这样的事情对于看重宗法文化的中原诸夏各国来说，绝对是不可想象的。
自秦穆公重用百里奚开始，秦国也就开了重用外国专家的先河。接着又从戎得到了由余，从宋国迎来了蹇叔，从晋国抢来了丕豹和公孙枝。后来，李斯跟秦王嬴政谈到秦穆公的这种用人政策时，极尽溢美之词，说这五个高人，都不是秦国土着，穆公大胆启用他们，结果就兼并了二十多个国家，称霸西戎。当时在秦国，百里奚是国相，蹇叔是上大夫，丕豹、公孙枝、由余都是大夫。除了这五人之外，像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白乞丙都是秦国对外攻占的主要将领。这充分说明，秦穆公时期秦国的军政大权都由外来人才掌控着，而不是宗族公室。
秦国重视人才的思想，如果发生在后来的战国时代，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战国是一个弱肉强食、狼性生存的年代，诸侯国之间靠实力兼并侵吞，利害关系已经没有了丝毫的遮羞布来遮挡。各国为了不被别人灭掉，纷纷打破自己国内的贵族统治，求贤纳士，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但是在春秋时期，能够破除宗法传统，大胆利用外国专家的，却只有秦国一家。
秦国就是这样，无论是搞郡县制，还是管理人力资源，他总是快了一个节拍。
到战国时期才在其他国家出现的东西，秦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套用马克思同志评价中国文化的一句话，其他诸侯国是正常的儿童，而秦国是早熟的儿童。早熟是成熟，但却没有经历必需的发育阶段。正是这种过早的成熟，让秦在战国时期鹤立鸡群，但也正是这种发育不良的成熟，为秦统一中国后旋即灭亡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