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私心，有了阶级，就有了不平等；有了不平等，就有了统治的必要；有了统治，就有了政权。而国家正好是统治和政权的代名词。这个时候，最早靠霸占剩余猎物发家的那个领导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权力，仅靠道德和风俗习惯是做不到的。于是，所谓的礼乐文化就被制造了出来。说白了，礼就是划分等级，把社会中的人划分出层次，哪些人是上等人，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哪些人是下等人，只有辛苦地劳作才能勉强糊口。这就为社会财富的分配设定了一个规则。所谓的乐，就是要大家都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阶级划分，安于自己的地位，别动不动就造反。当然，这个时候，统治者也会假惺惺地说要讲道德，但那只是作秀，他只让你讲道德，自己却不讲。一旦你不听话，他们就会马上换一副面孔，对你施展赤裸裸的暴力镇压。你一不小心，被人家卖了，可能还给人家数钱。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随着从氏族到部落、从部落到国家的变化，社会分配权力和财富的规则也开始重新设定。原来是大家共有、公有，不分你的、我的，现在却要分出上等人和下等人。不然，没有规则，没有标准，大家乱抢、乱夺，整个社会就会失去控制。
这么看来，不同的社会组织，所依仗的信任系统也是不相同的。古代的氏族部落，社会组织规模较小，仅凭血缘关系就能应付。而由部落过渡到国家以后，虽然表面上仍然宣扬血缘关系，但是，血缘关系背后还需要有礼仪法度作后盾，一旦大家翻脸不认人了，就要靠权力来摆平。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就是这样，虽然表面上大家还是兄弟，暗地里其实是在拼实力。权力的膨胀，让大家可以完全不顾亲情。
“和平演变”效果好
扯远了，再回到刚才的那个故事。由余对秦穆公所讲的这番话，既说出了氏族部落和国家这两种社会组织的不同，也道出了游牧民族屡屡战胜中原王朝的关键。
靠着血缘和风俗习惯联系起来的游牧民族，还停留在部落阶段，大伙儿不是远亲，就是近邻。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的成本是很低的。根本不需要规章和制度，也不需要搞什么礼乐文化教育，只要首长保持一颗慈爱的心，把子民当成自己家的娃，那就够了。这样，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人没有什么区别，正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管理一个大国和做盘小菜差不多。这种部落组织，上下同心，上行下效，内部的凝聚力和效率远远大于靠礼乐法度组织起来的东方诸侯国。它们虽然短小，但却无比精悍；虽然有一天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但在特殊时期，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致对外的军事力量，对中原诸国来说是绝对的威胁。
东方的诸侯国，无论在国土面积上，还是人口数量上，都远远胜过了西方的游牧部落。如果说前者可以看作是一个规范化管理的大企业，那后者只不过是家族式的小作坊。管理一个部落，只要能讲亲情、谈道德，凭借风俗习惯就足以维持它的高速运转。而管理一个国家，仅仅讲亲情、谈道德是大大不够的，还要讲名分，讲秩序，讲规矩。做什么事也不能只靠风俗习惯，还要建立礼仪法度。于是，随着组织的扩大，它内部的结构也肯定会越来越复杂。家族式的小作坊，员工都是自己家人，根本就不需要规定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时候上班，也不需要定什么工作纪律，大家同心协力干就是了。可大企业就不行了，员工多了，管理的成本就会提高，那不仅要规定奖惩制度，工作纪律，还要有企业的理念、企业的发展战略、企业的文化，等等。
由余的这番话引起了秦穆公的思考。他意识到：西戎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通过政治手段，纯粹军事手段是行不通的。
秦穆公私下里向内史廖询问铲除西戎的对策。内史，估计就是古代君王的智囊和参谋，相当于今天的秘书处，专门用来出谋划策。内史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尽管此人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有为这个人立传，但惜墨如金的他还是在《秦本纪》里郑重地记下了内史廖对穆公的回答：“戎王住在偏僻闭塞的地方，没有听到过中国的音乐。您不妨给他送去一些歌伎舞女，来削弱他的志气。同时您还应该挽留由余，疏远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耽误他的归期。戎王会感到奇怪，必然会怀疑由余。君臣间产生了不信任，那我们就能擒获戎王了。要是戎王喜欢这些歌舞，就一定会懈怠政事。”
给戎王送美女，让他夜夜笙歌，沉湎酒色，荒芜朝政，从而削弱西戎的国力和战斗意志，这不就是三十六计中的美人计吗？挽留由余，让戎王对他起疑心，从而把这样一个贤臣收为己有，这不就是离间计吗？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内史廖给秦穆公的建议，不仅仅是计谋，而是对西戎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性方案。试想，送去几个女人，就能让西戎国力衰弱、战斗力下降吗？没有了由余，西戎就会立马完蛋吗？如果真是这样，这几个美女的作用也太大了，由余的地位也太高了。历史的兴衰大势永远都不会系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哪怕这个男人再有才能，那个女人再有姿色。
美人计和离间计，不过是引子罢了，这里还有一个“二虎竞餐”式的扔骨头战术。把一根骨头同时扔给两只老虎，就会产生一个分配问题：哪只老虎应该吃这根骨头？秦穆公送去的歌妓舞女就是骨头。西戎没有见过东方的美女，自然会觉得稀罕。可这些美女数量毕竟有限，该如何分配呢？绵诸戎还处于部落时期，以纯朴的道德治国，讲究的是天下为公，没有名分尊卑，大家才能强有力地凝聚在一起。现在，来了红颜美人，如果都让戎王独享，那各个酋长肯定会有意见。这么一来，就必须分出个先后，排出个次序，规定哪些人有资格享受这些东方美女，哪些人没资格。这样一搞，规矩、名分这些东西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何况，秦穆公送给西戎的，还不仅仅是美女。美女的背后，还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那就是以礼乐为代表的文化精神。内史廖遵照秦穆公的指示送去的是“女乐二八”。周朝乐舞以八人为一佾（行），二八就是二佾。周王朝的文化是礼乐文化。
礼乐，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政治地位，等级非常森严。前面说过，诸侯和卿、大夫如果使用八佾歌舞，就是大逆不道。
等级对于权力者来说是一个致命的诱惑，因为它可以直观地告诉大家自己高高在上和无以伦比的地位。正因为这样，才有晋文公“请遂”的事情，也才有虞奚不肯接受赏给他的城池而非要马匹上佩戴的繁缨的事。而西戎国内本来并没有等级，更没有名分。可现在秦国把“女乐二八”当作骨头扔了过来。美女不是老虎，真正的老虎是美女背后所承载的等级名分和文化精神。当西戎的戎王和酋长们品尝到权力的滋味，就会在自己的部落中划分等级，制定名分，并趁机瓜分公共财产。
由美女到音乐，从音乐到礼仪，从礼仪到名分，从名分到等级，西戎社会开始向国家的管理方式靠拢。但一个还处于部落文明的游牧民族要用东方封建国家的管理方式，正如一个家庭小作坊或者生产规模不大的企业套用了大企业规范化、标准化的制度。这么一来，管理中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骤然上升，内部凝聚力减弱，生产效率也会下降，而标准化管理带来的优势又赶不上自身的损耗，那距离破产也就不远了。
果然，西戎就这样被瓦解和分化了，实力变得越来越弱。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秦军出征西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包围了绵诸，在酒樽活捉了绵诸王。接着又乘胜前进，二十多个戎狄小国见势不妙，都争先恐后地举手投降。秦国在西线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至此，秦国国土大大扩展，国界南到秦岭，西达狄道（今甘肃临洮），北至朐衍戎（今宁夏盐池），东抵黄河。
为表彰秦穆公的赫赫战功，周襄王还派了中央特派员召公带了金鼓送给秦穆公，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祝贺。至此，秦国的西患基本上解除，可以专心致志对付东方的中原王朝了。
一切老大说了算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大概三十岁左右。齐景公和晏婴来到鲁国，景公问孔子：“过去秦穆公国家弱小，地方偏僻，他竟然能够称霸，请问是什么缘故？”
孔子回答说：“秦穆公国家虽然小，但他的志向却很远大；地方虽然偏僻，可他的行为却公平正直。他从囚犯中起用百里奚，亲手提拔了他，还赏给他大夫的爵位，只和他交谈三天，就把政事全托付给了他。就凭这些才能，即使称王都没问题。他只是称了称霸，成就太小了。”
其实，孔sir在这里只说对了一半。秦国在秦穆公时发展壮大，固然有秦穆公个人的因素。但在根本上，则是由秦国的政治结构所决定的。让我们像电影回放一样回顾一下前面的一些场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赎回了将近七十岁的百里奚，还任命他为国相，封爵为大夫。在当时的秦国，这个任命，为什么没有遭到反对和阻挠？秦穆公决定偷袭郑国，战略完全错误，虽然百里奚、蹇叔苦苦规劝，但为什么最终无法改变他的决心？孟明视等三名将领屡战屡败，秦穆公不但不加以惩戒，还委以重任。这种做法，在当时为什么还是没有遭到反对和阻挠呢？当年，岐下野人三百余人偷吃了秦穆公的宝马，按照秦国的法律应当处死，可秦穆公非但不依法办事，反而赏给他们酒喝。这种做法，为什么没有人非议？
国君的决定和政策，贯彻得如此顺畅，只有一个解释：没有人能抗拒君主秦穆公的权力，即使手下的人有意见，也只是意见而已，是没有办法改变君主决定的。
秦国是一个军事化国家，采取的是军事化管理体制，军政大权全归君主一人所有。
就这样，君主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政策，能够高效率地被贯彻和执行，不会受到阻碍。
这种政治结构的优势是明显的：如果权力掌握在一个英明的君主手中，并且被充分地行使，那么，这种权力的贯彻执行就会展现出惊天的威力。在秦穆公执政时期的秦国就是这样。秦穆公独揽国家大权，英明神武，雷厉风行，上行下效，在位时间长达三十九年，使得秦国迅速地崛起和壮大。到了后来，秦孝公力挺商鞅进行革新变法，靠的也是手中的绝对权力。而且，秦孝公在位也长达二十三年（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这才使得商鞅的变法内容能够在秦国得到巩固，被后代秦王所延续。
话说回来，这种政治结构的缺陷也是易见的：绝对的权力一旦落到了昏庸的君主手里，或者说，贤明的君主一时犯糊涂，造成的灾难也可能就是致命性的。秦穆公改变东进的政治战略，不远千里偷袭郑国，导致崤山一战，全军覆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就是个人的权力没有得到监督和制衡的恶果。对此，英明的秦穆公认真而深刻地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意识到：权力是一个危险但又充满诱惑的东西，它就像人手中的利斧，砍树树就倒，砍人人会伤。一旦错误地运用，造成的灾难将是毁灭性的。
那么，如何补救这种“人治”的缺憾呢？秦穆公当然不会像后来的秦孝公那样与时俱进地进行政治改革和变法，把权力交给法律，因为这两个人所面临的局势是不一样的。在秦穆公看来，如果想让权力运行在健康的轨道上，避免灾难性的运用，唯一的办法就是任用贤臣，多听听他们的建议。其次就是多吃脑白金让自己的头脑时刻保持清醒，同时要提高自身的能力。为此，秦穆公在崤山之战后写下了一篇着名的《秦誓》：古人说：人只顺从自己的意愿，就会多出差错。责备别人不是难事，受到别人责备，还能让它如流水一般地顺畅，就非常困难。我心里的忧虑，不在于别的，就在于光阴如梭，一去不复返。
古道热肠的智谋之人，我会责备他不顾我的忌讳顶撞我；而眼前的智谋之士，我却把他们当成亲信了。遇有大事要咨询年老的重臣，才不会出现差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