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与东方国家的对比，我们很容易看出秦国人才政策的优势。中原各国标榜宗法文化，强调血浓于水，在人力资源管理上自然是“任人唯亲”。在他们看来，只有自己的儿孙和亲戚才是最靠得住的。其他人再有本事，但是不可靠（最起码看起来不可靠）也不能用。秦国就不一样了。因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不深，秦国信奉的是“拿来主义”，只要能为我所用，我就大胆任用，不管你是皇亲贵胄还是平民布衣。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人才政策，使得秦国迅速强大了起来。但同时，也为以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过于急功近利，有时候无异于饮鸩止渴。社会的规律比自然的规律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施加的惩罚往往会滞后。违背自然规律所受到报复虽然立竿见影，往往还是可以亡羊补牢的。而违背社会的规律，一般不会受到马上兑现的惩罚，可是当惩罚来临的时候，就会势不可挡，让人追悔不及。秦国在人才政策上的工具主义，只能由后来的大秦帝国来买单了。
彻头彻尾的“拿来主义”
人才之所以成为人才，就因为能为我所用。相反，虽然很有才能，但不愿意为我所用的人，或者虽然为我所用，但又朝三暮四，不能忠诚如一的人，对秦国来说就不是人才了，而是敌人，那就势必除之而后快。于是，一方面重视人才，另一方面又迫害人才，构成了秦国人才政策的两条路线，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拿孟尝君来说吧。公元前299年，秦国当时在位的是秦昭王。他听说孟尝君名满天下，是一位明星级人才，就拿本国的王子泾阳君当人质请孟尝君来秦国。孟尝君到秦国后，昭王厚待孟尝君，并封他做国相。可昭王手下的人却说：“孟尝君生在齐国，又在齐国当国相，你对他再好，他的心思也不会在你这里，他心里想的还是齐国。你封他这么大的官，给他这么大的权，他如果想着法子为齐国谋利而损害我们秦国的利益，那秦国可就要倒霉了。这样的人尽管很能干，但不能为我国所用，还不如没有。”秦昭王感觉这话说得有道理，于是脸色一变，不仅撤了孟尝君的官，还把他押进大牢，企图杀掉，以免后患。不要忘了，秦国还有一个泾阳君在齐国当人质呢！如果秦王杀了孟尝君，难道就不怕齐国杀了泾阳君？可对秦国来说，这些都无所谓，齐国如果想杀泾阳君，那请自便，这根本不能成为束缚住秦国手脚的理由。
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出了秦国的用人风格。东方来的这些所谓的“客卿”，在秦国眼里都不过是工具，是可用而不可靠的。能为我所用就用，不能为我所用就杀。
暂时有用暂时不杀，什么时候没用了再杀，没有一点人情味儿。
始皇帝元年（公元前246年），秦国东进中原，占领了周王室的旧地荥阳，大军开到韩国边境，韩国危在旦夕。韩惠王为了能够自保，设下了“疲秦之计”，想诱使秦国将人力、财力用于大办水利，以解燃眉之急。于是，他派了着名的水利专家郑国星夜兼程，赶赴秦国，说服秦国在北部群山间开凿一条西引泾水东注洛水的渠道，用来灌溉关中沃野千里的土地。当时的关中连年干旱，军用粮草供应不足，秦兵无法继续东进，秦始皇正在为粮草而苦恼，郑国的建议正中下怀。秦王求利心切，不惜耗费巨大的资财，挑选了精壮劳力，投入“西水东调”的工程。
修建这条渠道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时间长，耗资多，不可能马上见到效益。韩国的这个“疲秦之计”，只不过是让秦国暂时放慢了东进的步伐，对秦国本身来讲，并不见得伤筋动骨。而就在这条渠修到一半的时候，秦国识破了郑国的意图，要杀掉他。于是郑国上奏始皇说：“你们现在要杀了我，没有关系，其实，我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了，因为你们为了办水利工程，没有出兵打韩国，等于说是我让韩国的灭亡推迟了几年。不过，你们要知道，这个水利工程一旦完成了，可是秦国子孙万世的利益啊！”
听完了郑国的话，秦始皇改变了主意，当场释放了郑国，让他把修渠的工程继续下去。工程完成后，秦国增加了四万多顷的农业生产土地，环境改善，经济增长，国家社会更加富庶，为统一六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条长达三百公里的渠道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郑国渠”。
这里，仍然是秦国功利主义的用人政策在起作用。郑国没有打算效忠秦国，却替秦国修下了造福后代的郑国渠，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对秦国来说，管你什么主观客观，只要能给秦国带来实惠，我就重用你。如果你不可靠，等用完了再卸磨杀驴。据说，郑国修完了水渠后，果然被处死了。
同样命运的还有韩非子。韩非子是法家着名的代表人物，专攻国家的富国强兵之道，颇有见地。当年，有人把韩非子写的书籍呈给秦始皇，始皇读后，豁然开朗。特别是《孤愤》、《五蠹》这些篇章，更是引起了这位千古一帝的强烈共鸣。他大声赞道：“额滴神啊！寡人要是能够与这个人见上一面，游玩一场，那死而无憾了！”从那个时候起，秦始皇估计就把“韩非”两个字深深地刻在了脑子里，就像曹操把张飞的名字写在了袍襟上一样。
秦始皇为了能够见到韩非，便急切地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本来没有任用韩非，在形势急迫的情况下，知道秦王欣赏韩非，就派他出使秦国。秦始皇见到韩非，开心得一塌糊涂。但高兴归高兴，欣赏归欣赏，秦始皇并没有因此就信任并重用韩非。可见，战国末年的秦国，君王已经将个人的喜好和国家的利益区分得非常清楚。后来，韩非多次上书劝秦始皇先打赵国，后打韩国，由此遭到了李斯和姚贾的非议，他们向始皇煽风点火说：“韩非是韩国公子，现在大王你要兼并诸侯，他肯定是向着韩国，而不会为秦国考虑，这是人之常情。大王你不用这个人，在秦国留得久了，再放他回韩国，那会留下后患的，不如编个罪名杀了算了。”秦始皇听了觉得有道理，虽然感到可惜，但还是把韩非交给了法官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逼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表忠心，可又没有机会觐见，结果，一代人才就这样囚死在了秦国的监狱里。
韩非客死秦国，很多人都认为是李斯和姚贾害死的。所以，后来秦二世胡亥杀掉李斯，也被认为是他罪有应得。其实，李斯、姚贾这些人怎么可能左右秦始皇的意志和想法？秦始皇之所以下令处死韩非，是有自己的考虑的。秦始皇极其欣赏韩非，认为他是大才，但这并不代表这个人值得信赖。而韩非后来几次要求不要先攻打韩国，他的嫌疑就更大了。韩非和郑国不一样，郑国为秦修建郑国渠，贡献出来的是实物，是“物质成果”，对我有利还是没利，一目了然。所以，即使你不可靠，也没有关系，只要你的成果可用就行了。正因为这样，郑国虽然心里只有韩国，秦始皇也没有杀他，而是继续任用。但韩非就不一样了，他是个知识分子，有用处的就是他脑子里的那些思想。而思想是看不见的，动机是没办法捉摸的。韩非子的建议可能真的有道理，但是他心眼里到底怎么打算的，估计只有神仙老子知道了。韩非在监狱里几次上书向始皇表明心迹，秦始皇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并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李斯在当中千般阻挠，不让秦始皇和狱中的韩非沟通交流。在秦始皇眼皮底下，李斯没有这个能耐，更没有这个胆子。
吕不韦被杀、韩国的“疲秦之计”败露之后，秦始皇曾经一时雷霆震怒，大下“逐客令”，把吕不韦的那些宾客全部削官夺爵，赶出了秦国。“逐客令”的下达，自然和吕不韦事件有关，但说到底，是秦国对东方这些客卿的不信任达到了极点。
后来李斯上书，从秦穆公重用百里奚、蹇叔说起，历数秦国接纳客卿的成效，又说奇珍异宝、声色犬马这些物质享用的东西，也都是秦国从东方获取的。在李斯的苦苦规劝下，秦始皇这才取消了“逐客令”，而李斯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迹的。
可是，李斯在这里把包括自己在内的东方人士和奇珍异宝、狗马声色对等起来，实在有点自轻自贱。正如我们上面说的，物质的东西是冷冰冰的，没有思想，没有意志，永远被人役使，供人享用，是可以奉行“拿来主义”。可人不行，人有思想，有意识，内心深处可能对你忠诚，也可能不忠诚，不仅可以用自己的才华为秦国出力，但也可以用这种才华让秦国败落。因此，对于这些外国专家，秦国一直是心存芥蒂的。孟尝君、郑国、韩非这些人都不能被秦国容纳，商鞅、范雎、张仪、吕不韦、李斯这些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结局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商鞅车裂，范雎退绌，张仪被逐，吕不韦被杀，李斯腰斩。这些人，打理国家是好手，却不会打理自己，下场不是身败，就是名裂。
李斯的话说对了，秦国就是把这些人当成了和奇珍异宝、狗马声色相同的东西，所以铲除起来没有一点顾忌。何况，这些东方专家为秦国效力，为的也不过是自己的功名利禄和身家性命，而没有忠君爱国的念头（沙丘之变，李斯为自保，竟将秦帝国的江山拱手让给了胡亥和赵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秦国虽然不拘一格纳人才，但在人才政策上始终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些外国人教育成可用又可靠的人。这么大一个国家，竟然没有一人值得信任，这是秦帝国的悲哀，也是秦始皇的痛处。
教育是靠文化来完成的。权力和法律虽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却无法改变人的思想和观念。但是，秦国功利主义的国家气质决定了他对人文教化的漠视。秦国在招纳东方人才的同时，其实也注意吸收了东方的文化。可他借鉴东方文化，却是有选择性的。功利主义决定了秦国吸收进来的只能是产生于三晋的法家思想，而不是诞生于齐鲁之地的儒学。儒学重教育、轻功利；而法家轻教育、重功利。法家思想在秦国的扎根，让他骤然强大，而这种思想所造成的文化和教育的缺失，又让他忽然倒塌。而这，正是我们下面一章所要谈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