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的管理来说，这种高压态势也是不足取的。一味地压制人的肉身，而不去占领他的灵魂，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管理成本的骤然升高。既然老百姓都需要看着，监视着，那么，就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负责看管，负责监视。同时，这支官僚队伍也需要被监视，被看管。就像黄仁宇先生说的，当时的秦国，人人都是警察，个个又都是小偷。这种管理体制，在国家比较小的情况下还可以应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还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种管理国家的方式肯定走不远。
内心深处的信念是必不可少的。人一旦有了信念，就用不着支付巨大的管理成本，用不着强迫和压制，自然而然地就会迸发出强大的力量。都说秦国的军队是虎狼之师，这是靠鞭子打出来的，是靠爵位和金钱诱惑出来的，而不是靠仁义道德激发出来的。干得好，杀的敌人多，就给胡萝卜吃；干得不好，等待他们的就是大棒。但是，就是这么一支军队，一旦遇上有着强烈信念的仁义之师，也未必是对手。公元前260年，秦国和赵国在长平大战，赵国战败，四十万大军投降，一个不落地被秦将白起全部给活埋了。第二年9月，秦军乘胜围困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危在旦夕。这时候，魏国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带来魏军抵制秦军。信陵君在临出发时下令说：“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都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一人的，归家奉养父母。”就这样，信陵君组织起了一支八万人的仁义之师。这支队伍也是敢死队，但和秦国的敢死队不一样，他们不是冲着功名利禄去的，而是被信陵君的仁义所感动，所以才甘心求死。结果怎么样呢？碰到了这样的军队，秦国的虎狼之师丝毫没有占到便宜，大败而归。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诸葛亮也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无论是兵法，还是政治，都讲究要俘虏人的心。
攻心为上，就是要上思想政治课，给百姓灌输符合自己统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不是一味地硬打压。在战场上，最高明的战术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费一刀一枪就杀人于无形；在政治上，最高明的手段就是软硬兼施，而且要“软”在先，“硬”在后。这里的“软”，就是教化，就是思想灌输，入头脑，入教材，入课堂，让老百姓宁肯死也不敢犯上作乱，也不愿意揭竿而起。文化教育和道德训诫，之所以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成本最低。对于这一点，就连法家的头号代表韩非也承认。他说：“禁止奸邪的办法，最高级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最后才是禁止奸邪的行为。”可惜的是，我们的大秦帝国并没有找到用于教化老百姓的思想资源，结果走上了不归路。
荀子的预言
商鞅变法后大约七八十年，赵国的老牌儒学专家荀况到秦国旅游。作为一个关东人，荀况第一次到秦国，印象非常深刻，就把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了下来：秦国四面有险要的边关防守，关中地带山林茂盛，河川纵横，原野谷地肥美，物产丰富，是天然的旅游胜地。我在那里看他们的风俗，百姓纯朴，音乐高雅，服饰朴素，人人都敬畏和顺从官府，保留着古代的民风。进入都邑的官府，只见官员们严整肃然，人人恭俭敦敬，忠信尽职，毫无不良陋习，如同古代的模范官员。我进入国都咸阳，看到士大夫们忠于职守，出私门入公门，出公门入私门，不会为了私事走旁门左道，不拉帮结派，不结党营私，办事为人都廉洁奉公。真是古代的士风啊！我观察秦国的朝廷，他们进行有序的讨论，把所有的事都办妥了，没有一件遗留，整个流程运转秩序井然，好像没有人管理一样，真有古时的朝廷之风啊。可以说，秦只经历了四代就成就大业，并不是一时侥幸，而是天时地利、政通人和的结果，是形势的必然啊！
荀况看到的景象，可以说是秦国法治的结果。表面上看起来，民风敦朴，秩序井然，有法可循，有条不紊。但是，这种景象的出现，靠的不是文明教化，而是严刑酷法。秦人是游牧出身，本来就民风敦朴，再加上法律的束缚，自然循规蹈矩，没人敢越雷池半步。
商鞅一开始推行新法的时候，老百姓也是不习惯的，或者说是不能忍受的。于是，老百姓当中就有人骂骂咧咧，发牢骚，而且人数还不少。但是，商鞅制定的法律只能遵从，是绝对不允许诋毁的。私下里乱说话就是有罪。于是，商鞅把那些私下里说新法坏话的刁民全部抓起来治了罪。这是杀鸡给猴看。果然，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诽谤新法了。甚至有人还违心地鼓掌说新法实在是好。正是这种外在的高压和强制，使得秦国的法律成了让人“敢怒不敢言”的酷法。老百姓心里不爽，商鞅当然知道，但他不在乎。只要你不胡说八道，老老实实的，管你心里怎么想。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商鞅为了推行新法，不知道杀了多少人。据说，每年秋天都要在渭水河边惩处囚犯，鲜血把渭水都染红了，真是惨不忍睹。
不过，商鞅变法确实起到了作用，最起码在特定的战国时代发挥了作用。说到底，商鞅变法的实质，就是要把整个国家全部的资源，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全部集中起来，一致对外。在秦国，没有个人，只有国家；没有家庭，只有朝廷。这正是秦国在战国时代取胜的关键。秦国因为变法富强了，但老百姓却遭了殃，个个都变成了没有信仰和寄托、表情麻木的杀人机器终结者。
反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说荀况。荀况是赵国人，但是打小就在齐鲁小学念书，所以他身上同时具有“齐鲁之学”和“三晋之学”的血统。正因为这样，荀况成为了战国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况是当时的儒家掌门，但他没有像孟子那样迂腐地只讲仁义，而是强调“礼治”和“霸道”。翻开《荀子》，我们所看到的已不再是那些真诚的道德说教，而是现实而冷峻的社会分析，同时，我们也可以在书中“富国”、“强国”、“王制”、“王霸”、“君道”、“大略”这些词眼里看到一个思想家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功利野心。
但荀子的理论也不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更不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作为儒家宗师，荀况从来就没有说人文教化不重要。在他看来，尽管人在本性上是恶的，但通过礼乐的教化和约束，人能够从恶变善，从野蛮人变成文明人。无论是尧、舜、桀、跖，还是君子、小人，他们的本性都有恶的一面。但是，圣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能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自己本性中恶的一面。
不难发现，在荀子这里，内圣之学和外王之术是统一在一起的，没有偏废。对外他追求功利，主张“王霸”思想；对内他也注重人文教化，强调人性的改造。在他看来，单纯地讲人文教化是不够的，因为软绵绵的说教无法以国家的名义组织起一致对外的力量。在战国年代，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迟早会国破人亡。可是，没有人文教化，不注重礼乐，单纯地追求霸业，也是不能长久的。因为缺少这些文化的规范，只是一味地压制，堡垒迟早会从内部被攻破。所以，高明的君主，眼光远大的国家，总是把王道和霸道结合起来，把“礼”和“法”统一起来，而不是走向其中一个极端。
荀子对秦国的“霸道”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甚至认为这是历代法治传统下政治的最高境界。然而，荀子却富有远见地看到，这种盛世背后潜伏着隐患，因为四处弥漫的是“法”的压制，而没有“礼”的教化。只是依靠吓人的刑法让人们去听话，而没有让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去遵守。所以荀子断言，秦终将会因为“无儒”而灭亡。“礼治”和“法治”，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盛世才能够长久。
正因为这样，当秦昭王问荀子儒学有什么用时，荀子就抛给他四个字：“立仁与义”。秦国是当时战国七雄中最为强大的国家，而荀子在这么个国家的国君面前直截了当地用“立仁与义”来诠释儒学的功用，的确很有胆识。荀子的意思是说，像你们秦这样已经具备“赏罚以信”的霸主来说，如果能与时俱进，倡导仁义，那就能无往而不利了。可惜，荀子这番有预见性的议论不仅没有被当时身为丞相的范雎所重视，也被后来韩非、李斯和嬴政忽视了。
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并没有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当他们把老师的“礼”改造成“法”的时候，不仅成就了一个新的学派——法家，而且还成就了一个王朝——秦朝。历史好像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法家思想成就了秦王朝，又使得秦王朝速速迈向了黄泉。真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
而这一切，还应该从商鞅变法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