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任潮之交往，应补说几句。我二十九岁时，决定抛弃出世思想，即由挚友伍庸伯（观淇）先生介绍其妻妹黄靖贤与我结婚。在这之前好几年，伍先生闲居北京，常在西什库冯竹贤家讲授儒家哲学，以《大学》为主，我是十多位经常听讲者之一。我同李任潮先生便是在这个讲授聚会上，由伍先生引见相识的，此后彼此交往甚密。任潮先生毕业于保定军校，其时在政府陆军部任职。伍先生原是军人。他在清末将弁学堂的同学叶举、熊若、邓铿三人，后来都是粤军有名的将领，是陈炯明的部下。邓铿在担任粤军第一师师长时，曾几次电请伍先生南下，伍无意再任军职，便推荐李任潮给邓铿。1920年底，任潮先生离京赴广东，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副师长。尔后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先生，叶、熊二位仍追随陈，惟邓铿忠于孙先生。不久邓被陈派人暗杀，第一师师长即由任潮先生继任，他也是紧随孙先生的。孙先生很信任他，委派他到西江当督办，掌握一地军、政、财大权，这是后来在广东发迹的基础。
我这次到广东，李任潮先生已是广东省的铁腕人物。我们六七年不见，因为是老朋友，一见面我就问他：你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他很持重地回答说：最要紧的是统一，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我再问：怎样才得统一呢？他说：我是军人，就要拥护政府——这所谓政府自然是党的政府，而非个人的。我冷然地说：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所希望的都是做不到的！他听之默默。我南游之意，实没有想去发表自己的见解主张，因为那时正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中国国民党处于兴盛时期，岂容得异样言论？我在广州只住了一周，便去乡间歇暑。李任潮请我当广东省政府委员，我自顾不合时宜，万无轻就之理，当即恳辞。这年底，李任潮再请我出山，我返广州与他彻夜长谈。我说：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将不能不是分裂的小局面，而在每个小局面中握有权力的人，下焉者便祸于地方，上焉者或能作些建设事业，这都不是我期望于你的，我所期望的是你能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如何开这条路，则我所谓“乡治”是矣。任潮先生表示同意我在广东试办“乡治”。
所谓“乡治”，包括后来的“村治”、“乡建”，都是我办教育思想的发展，即讲学、搞学问要与做社会运动合而为一，不是单纯地在课堂上讲哲学，书斋里做研究，而是有言又有行，与社会改造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第二年即1928年，我在广州作了“乡治十讲”的长篇讲话，听者千余人，筹办乡治讲习所而未正式办成。我当时的目标，仍倾向于英国式的宪政，但鉴于英国式宪政在中国常流于一纸空文，便力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所谓地方自治，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把地方社会搞成一个自治体才得以实现。而要搞成地方自治体，则又应当从乡村着手。所谓“乡治”，简言之，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在广东讲是讲了，但并没有实行试办。原因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政府内政部迟迟不答复，后来才同意试办，颇有勉强之意。我不愿意勉强，“少着人力，多听天功”，便带了一帮人由南而北，到各地考察、学习去了。
1929年春，我首先到达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城外办的晓庄师范参观考察。行知先生也是一位力主教与学、言与行合一的人。我们第一次见面，便十分相投。我深感陶先生是革命事业心十分强盛的人，很佩服他。第一天参观嫌不够，第二天又去参观、座谈。相谈之后，我提出请他帮忙，向他借兵调将，他欣然答应。几年后他先后给了我三位学生，一是潘一尘，一是张宗麟，一是杨效春，他们后来都到了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帮我做事。参观晓庄师范之后，我又到江苏省昆山县考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改进事业。黄炎培先生也深入乡间做农村改良工作，使我颇受启发。而后我又到河北定县，考察翟城村自治事业，这里是晏阳初先生主持的平民教育会在华北的试验区。最后到达山西太原，参观阎锡山办的清原、汾阳、介休、赵城各县的村政。山西村政的流弊较大，惟禁妇女缠足、禁毒品两项尚有可取之处。
这一年秋天，由王鸿一先生介绍，应正在河南辉县百泉筹办河南村治学院的梁仲华、彭禹庭两先生之商请，我到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主任，并由我写定《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及组织大纲、学则课程等件。12月，村治学院招生。翌年1月开学，我教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并接编北京出版的《村治月刊》。暑夏，我应邀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演讲，中心是“中国问题之解决”。学生们问：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何在？我答：中国问题之解决，从发动直至最后完成，全在于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所构成之伟大力量。学生又问：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是改良还是革命？我答：应当属于革命——因为从旧秩序改进成一全新的秩序，即所谓文化改造，怕不是改良手段所能最后完成的。河南村治学院只办了一年。民国二十年（1931年）初，我就带着一部分同仁到山东，在邹平县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了。
问：梁先生在山东邹平七年中，在实践您自己的乡建主张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梁先生能否作个简要的介绍？
答：1931年邹平山东乡建研究院开办时，只有一个研究部，一个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一个邹平实验县，一个农场。开始院长为梁耀祖，副院长孙则让，我任研究部主任，陈亚三任训练部主任。1933年后，梁耀祖辞去院长职务，由我接任，一直到“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侵占华北，乡建研究院停办。研究部规定招收大学、专科毕业或有同等学历的人员，进行乡村建设研究，全部由我主讲，学生在学完乡建理论后，再进行各种专题的研究工作。训练部招收中学程度的学生，培养乡村服务人员，担任乡村实际工作。训练部的课程则比较繁多，如乡建理论（简明）、精神陶炼、乡村自治、乡村礼俗、乡村教育、农村经济、农村自卫、农业常识、土壤肥料、畜种改良、水利建设、农家副业、现行法令，等等。1933年后，研究院进一步扩大，增加了菏泽县为实验区，研究院的组织机构、干部、教员、学员也增加了。1935年又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十三县（共十四个县）为实验区。经过研究院各部及所属乡村师范、乡村人员服务训练处各部门培养、训练的学生累计共三千多人。在各实验区，还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全体乡民，课程包括识字扫盲、历史、地理、音乐歌唱、精神讲话、农业科技等等，内容包括指导农、林、牧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改进技术，保健防疫，乃至节制生育，禁赌禁毒，等等。
上述历时七年之久的较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在当时乡间也是不无效果的。诸如实验区乡村之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情风习等方面，均有好的变化和气象。但是，正如我在解放初期发表的文章《我何以终归于改良主义》中所说，由于其根本点，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相径庭，我落到同许多社会改良主义者一样，终归未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更何况日本入侵，山东省大部陷入敌手，所谓乡村建设实验也就到此为止。至于韩复榘（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与山东乡建的关系，其人其事，我当在后边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