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米，我当时思想发生变化，其原因除毛主席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之外，最有力的外因有三：一是1950年4月至9月，在华东、华北、东北等地的参观考察；二是1951年5月至8月，在川东合川县云门乡参加土地改革；三是两年来我结合社会实际和思想实际认真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这三个外因，促使了我的思想发生转变。
那么，我的思想变化最大之点在哪一点上呢？最简要地说，是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能不能解决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错和中共的对。
几十年来，我根据自己对中国问题的分析研究，认为中国社会的阶级不鲜明，阶级斗争便不突出，其最高形式之武装革命（即暴力斗争）则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我在旧著《乡村建设理论》中概括为四句话：一是在中国问题的解决上不须作任何暴力斗争，二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功夫远在暴力斗争之外，三是暴力斗争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四是暴力斗争势必迟延中国问题之解决。
显然，我过去所持的理论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大相径庭的。而在我，却一直盼望中共能转变。所以一旦看见中共倡导抗战而放弃国内斗争（我则笼统以为放弃阶级斗争）；便只身奔赴延安，而后奔走团结（抗战中），争取和平（抗战胜利后），前后八年不敢惜力；而一待和平无望，即拔脚走开，三年不出。此谓行动上虽与中共有配合，但在理论主张上又自行其所信，一贯而不移。
为什么自己多年来如此自信呢？一方面虽亦有某些方面不为无见，一方面却正是主观上有所蔽，遂于国际国内的某些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种自己蒙蔽自己的状态，直到建国后到北京才逐渐发觉并有所省悟。
1950年春夏之间，我访问考察了山东老解放区，搞清了当地从抗日伪到抗蒋美十多年的斗争经过，立即恍悟于自己一向错误之所在。斗争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寇入侵，国军撤退，各地成立抗敌组织，社会各阶层一般都参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及至日寇大事扫荡，抗敌进入艰苦阶段，许多地区不能保持。在敌伪残杀威胁和利诱之下，城镇中地主富绅率先投降，凡是那些“有身家者”亦皆所不免。其始终团结在八路军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而不散者，多是贫苦农民。阶级成分至此乃大见区别，胜利之前开始反攻，至胜利之后又收复了许多地方。在“反汉奸”运动中，农民清算斗争了许多地主富农，阶级对立十分尖锐。不久，蒋军又进攻解放区并占领了一些地方，地富便进行“反清算”，杀了许多农民。阶级相仇，又自加深。而后蒋军被解放军打败，解放区的农民又起来斗地富，直至土地改革结束，最后消灭了地富阶级。
这些事实告诉了我，北方农村如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相比，其阶级对立虽不如人家那么鲜明、尖锐，但既有贫富之别，到一定时期便可能裂为两边而相斗争。我过去只见其静态，而于这种发展的可能却未注意估计到，这是第一个错误。更大的错误乃在我竟忽视了这种可能遇到的机会（即时期）会迅即而很自然地到来。更何况当今世界其趋势是以阶级而划分为两大营垒，中国社会也不能例外。我一向强调“中国处在世界大革命形势中不容自外”的话，何以还是孤立静止地看中国问题？这正是自己的主观偏向所在，而不自觉。
过去我在山东搞乡建七年，却从未深入到营县、诸城、单县、曹县那些社会底层调查；在四川前后十来年，对当地地主剥削农民的实况从不加考察。直到1950年去鲁南参观，1951年参加川东土改，始有见有闻有感。像这样脱离实际地谈论社会问题，何能免于自欺欺人之讥！
我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中，论及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问题，自己的醒悟，其总结性的一段话是：
所谓三年来（自1949年始）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我何以估计错了呢？对于国际的国内的种种形势漫不加察，没算在内；我认为分不成两面的，归根到底还是分为两面了。其次，我又对于马列主义不通，误以为斗争只是斗争，不料想毛主席却有“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那一套运用。于是就不但分开两面，始终斗而不乱；更且不断扩大了自己一面而终于制胜强敌。当全国解放之初，我还对于国家前途的统一稳定有些信不及。但一到川东参加土改，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原来高高在上的北京新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的，每一个农民都是新政权的一块基石。若问似这般鬼斧神工从何而致？还不是说破唇皮的四个大字：阶级斗争。结束一句话：既然客观形势上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世界漩涡，而终必出于阶级斗争之一途，那么，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眼前的事实即其征验。
除了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思想转变，较重要的还有中国革命由谁来领导的问题。过去我既不同意中共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当然也就不承认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之说，因为思想转变了，相信了阶级观点，又认为唯物观点有道理，自然也就承认了这一说法。对这个问题，我不准备细说，只讲其中的一点，那就是我的思想变化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我再三研究，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其组成绝大多数是农民，或穿了军衣的农民，有少数知识分子，说它是农民政党或先进的农民政党尚可，称它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据什么？其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又是怎样的？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1951年正逢中共建党三十周年，报刊发表了若干重要论文，我都认真读了。其中有一篇是彭真同志的，题目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文中有这样一段有说服力的分析：他们（共产党员）加入在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而且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具有至少不亚于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现在这种党员的实际社会成分，已经不是农民，而是革命职员或革命军人。所谓农民成分，对于他们不过只是一种历史成分。
我读到这些，真是久旱逢雨，茅塞顿开。其间我还向毛主席讨教，他讲得更细，从中共的总纲领、总方针说起，令我心悦诚服，搞清楚中共确是无产阶级之先进政党，由它领导中国革命，以往取得胜利，今后也有希望。
再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众运动。说起来惭愧，我搞乡村建设多年，有志领导农民建设新生活，自以为了解农民。记得1938年我访问延安与毛主席长谈，他曾问我搞乡村建设运动都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和困难？我曾说到最困难的是农民好静不好动，毛主席不待我往下讲，便打断说：你错了！农民是好动的，他们怎能静得了？我的话自然是有感而发，如农民对新事物不感兴趣，不大接受；许多事情号召时，农民多数怕麻烦，不愿试试，态度消极；待办成之后，才念道它的好处，等等。我当时对毛主席的话不甚了然，但记在心里，引起注意。其后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乃知其所以然；待1951年参加川东土改，则进一步懂得了。问题还在于当初自己没有抓住农民真痛真痒所在，如抓住真正痛痒之处而启发之，则农民还是好动的。说农民好静不好动，还是有隔膜，与农民不是一条心之故。由此我悟出群众运动的诀窍，首先在于变自己为群众的一员，与他们息息相通。中国自古以来有群众，自古以来亦有领导，但从来没有像中共与群众结合得这样好的。我从这一点看到自己太肤浅了。
问：梁先生，这么说来，您长期以来思想理论上与中共之差异问题，是不是可以说已基本得到解决？
答：这种估计恐怕偏高了。我上边说的这些转变，当然也是属于思想理论上的，但说它是正确政治立场、观点的开始确立，更符合事实，更确切些。这是一。
第二，实际上当时我思想上仍有若干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如何接受唯物观点、旧日中国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有没有自己的特殊性等等，我仍不同程度地保留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点头的自然点头了，点不下头来的，也不放弃我原先的意见。即便是今天，也是这样。我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部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
第三，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主张是在不断发生变化，但非自己所知所信，不轻易苟同于人，却依然没有变。我这人脾气硬，素来知为知，不知为不知，不会随风倒，说违心之言。自己看着真话说出来不合适，宁可不说，也不附和。正因为我这种一生未改的个性，遇上1953年9月间那桩事，我便失去控制，闯了大祸。这件事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宣传，更在国内外广为人知，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却并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作为当事人，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将就我所知，在后面如实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