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心与人生》的写成，自以为用足心力，确有所得。但书成后若干年，却无人问津，找不到出版的地方。至1984年，上海有了一家自费出书的学林出版社，我便倾平日节余之全资，自费出版《人心与人生》，初印2500册。不料出版后销路甚好，供不应求。次年9月，三联书店接过去公开出版，并发行国外。
问：梁先生的旧著目前再版情况如何？今后有何计划？
答：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间，我出版了几十种著作，数百万言。但解放后多年来一直没有再版过，只是在近一二年来，情况大变。已经出版的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东方学术概观》、《中国文化要义》，即将出版的有《梁漱溟教育文集》、《我的努力与反省》、《忆旧谈往录》等
书。对于我的旧著，我已无力再作系统整理。因此今后亦无新的计划。我只是根据出版界的需要，对旧著做些修改、补充，有的文集或选集，我一面收入旧著，一面也选进未发表过的或未收进集子的新作。如《东方学术概观》这本文集，我便选进了1974年写成的《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文章。最近才选编审定的《梁漱溟杂著选集》，其中最早的文章写于1915年，最末的写于1967年，时跨半个多世纪，也是新、旧著并收的。所以冠以“杂著”之名，是为着有别于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专著而言。我能做的事，大体只是这些。
问：据说梁先生的著作在海外常有出版，并有不少学者专门研究梁先生的生平、思想和著作，梁先生能否就此介绍一些情况？
答：海外出版我的著作和研究我的生平、思想等情况，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才逐渐有所了解的。
比如美国学者艾恺，他现在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教授。1980年，他首次来华访问我，赠我一本三十余万言的著作，题为《中国的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英文版）经他介绍，才知道艾恺先生在美国哈佛研究中心深造时，就专门研究我的著作、思想和生平，他的这部著作就是在他的博士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艾恺先生后来又几次来华访我。他的这部专著在国内现已翻译成中文，但尚未出版。
类似艾恺先生的情况，在日本、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地都有。我的著作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一直在出版，是事实。这里我再介绍最近一位日本朋友同我通信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这位日本友人名叫和崎博文，是日本亚细亚问题研究会的代表理事，他的导师景嘉老先生与我以文相交多年。和崎先生在1987年3月间给我的信中说，景嘉先生半年前因病故去，其逝世一百天佛事在东京大增寺举行，场面庄重。景嘉先生生前指导他翻译的《人心与人生》一书，即将在日本付印出版。景嘉先生和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宇野正一为《人心与人生》所作的序文，业已校正完毕，并将由和崎先生本人补写日译本后序。和崎先生在信中特别提到，遵照景嘉先生的遗嘱，《人心与人生》一书所得版税，将与日本几位学者资助的基金合在一起，建立“梁漱溟先生教育基金会”，定期奖励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并作为在日本翻译出版《梁漱溟先生全集》的部分费用，希望我同意此举。
同年5月间，我复信一封，全文如下：
和崎博文先生大鉴：
来函敬悉。拙作《人心与人生》一书日文译本，蒙宇野正一名誉教授与已故之景嘉先生撰写序文，现又由先生为写日译本后序，并即将付印出版，不胜感荷。《人心与人生》日译本之得以问世，全赖景嘉先生与台端之力，待先生来华把晤时，当面致谢忱。
先生建议将译本出版之收益，用作教育基金，以资助敝国留日学生，并作为今后翻译出版其他拙著费用，本人完全赞同，此乃有利于中日两国之文化交流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之事业也！
尚望先生早日来访弊国。敬此布复，并祝撰安！
梁漱溟
1987年5月21日于北京
我以为，自己不过是多年来对中国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较为留心，花了若干时日研究它，阐述它，但并没有多少有分量的力作。海外学人对我的推重，实因为重视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之故。
问：据悉，近几年梁先生又重登大学讲坛，并担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梁先生能否就此事作一介绍？
答：中国文化书院是几年前由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汤一介、牙含章、石峻、吴晓玲、虞愚、阴法鲁、戴逸、朱伯昆等在北京的知名学者、教授共同发起成立的，得到国家教委的大力支持。可能是我最年长、学界辈分最高的缘故吧，各位同行推举我为该学院的院务委员会主席，在我这种年纪，当然是挂挂名的。不过这个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继承并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外国文化的介绍和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加强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并起到促进台湾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作用。这个书院以培养从事中国哲学史、宗教史、历史、文学和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为目标，参加学习、研究的人包括海内外。书院的这个宗旨，颇合我的一贯主张。我虽年迈力衰，也曾几次去讲授《中国文化要义》、《略论孔子及其后儒学学术传衍流布的分歧与它的时盛时衰》等大题目。在1987年5月5日举行的“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开学典礼上，我还应邀讲了话。在讲授过程中，承蒙来自国内外学生的厚爱，他们对我的敬重，使我想起在七十年前初登北京大学讲坛的时日。只是我毕竟高龄了，能做的极为有限。所喜中国文化书院的教学、研究的导师力量雄厚，学生又大多是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几年来甚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今后的事业必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问：梁先生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开始，即着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并以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而著称。这一研究到了七十年后的今天，其发展、变化不言而喻。梁先生能否就这个大题目，谈谈现在的看法？
答：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我也不例外。我从人生态度的角度研究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各自的特点，提出“人对自然”、“人对人”和“人对自己的生命”这三个不同的概念，这一点并没有变。
“人对自然”是西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近代西洋文化的所长，一方面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它的主要特色是物质文明的崛起和注重对大自然的认识、征服和利用。而另一方面，就是重视个人自由和彼此平等的观念。当年我国“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德莫克莱塞”（民主）和“赛恩思”（科学）这两个口号，就是指近代西洋文化的这两方面的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