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把事物的转折想得太简单，天真地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客观公正地撰写梁漱溟先生的传记不会遇到什么大困难。我在梁漱溟先生本人的支持下，于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上看到《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年9月16日—18日）》后，就在工作之余紧追梁漱溟先生，让他解读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这之后的二三年时间内，我撰写了一部分梁先生传记的文字但并没有发表。1980年11月，我应约为《北京晚报》撰写梁漱溟先生访问记，经过思考，文章未提1953年之事，只突出“文革”中梁漱溟拒绝“批林批孔”，对“四人帮”的抗争。不料这篇题为《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的文章在这一年11月9日见报之后，遭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高层人士的批评，说：“梁漱溟这样的人对谁刚直不阿？报纸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乱弹琴！”《北京晚报》党委专门为此文写了检讨，刊登在内刊《宣传动态》上。我的单位领导也找我谈话，让我写出实为检讨的“情况说明”。其时，我与他人合作的《李宗仁归来》一书刚刚出版，发行量106万册，有点过喜的心态被这一闷棍打得短时间内分不清东南西北。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拓了新时期，“文革”的那一套毕竟成了历史，我也没有受处分，更不会因此戴什么帽子。于是我也较快地冷静下来，在许多老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下，把第三人称写作的梁漱溟传记改写为一问一答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梁漱溟问答录》。尽管后来又遭受若干波折，但终于在《人物》杂志推出连载，而后于1988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没有想到的是，刊物连载和全书出版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大报刊，海内外有几十家媒体发表评论或选载。首版印刷了三次，香港三联书店以繁体字出版，2004年在此基础上补充了若干重要文章，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字数增加了一倍。2005年，应约由我出面，接受“口述历史”专栏采访，题为《“反面教员”梁漱溟》，播出后在海内外反响也颇强烈。
自1980年5月出版《李宗仁归来》至今，我已撰写出版了十多本人物传记作品，其中大部分以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为传主。我自己评估，在这些著作中，就史料价值而言，排在首位的应该是《梁漱溟问答录》。这是因为，包括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之争、“文革”中拒绝“批林批孔”等重大历史内容在内的1949年以后的梁漱溟先生39年的历史轨迹，都在这本书中，首次与世人见面，且大部分都是我的亲历、亲知、亲闻。自1953年以来，最早从正面描写梁漱溟的文章就是发表于1980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的那篇访问记，最早一本从正面描写梁漱溟的书就是《梁漱溟问答录》。美国历史学家艾恺所写的《最后一个儒家》在我的著作之前，但此书的中文版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才在国内出版。可喜的是，今天，据不完全的统计，除了梁漱溟先生的全集10卷本和多种单行本，仅仅是为梁漱溟先生写传记、评传和各种学术研究的著作，至少也有好几十种之多。
我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除了受到梁漱溟先生本人和他的长子梁培宽先生的帮助之外，还有众多知名的老前辈、老同志支持过我、鼓励过我。现简要述之。
（一）孙起孟支持撰写《梁漱溟问答录》始末
1995年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十年风暴乍起时的政协知名人士》和1998年2月更名再版《十年风暴中的爱国民主人士》（增订本）两本书，其原稿最早均请孙起孟同志审看。他当时年高、位重、事忙，仍能这样看重我的作品，花费他的宝贵时间审读、修改，亲自为该书写序，就连我自己，也是事先不敢想象的。笔者先摘录他为我写的《序》中的一段文字：
……
翻阅了汪东林同志的新著《政协名人轶事》（原名《政协三十年见闻录》），即正式出版的《十年风暴乍起时的政协知名人士》原稿，想起六年前应他的要求，阅读他另一本著作《梁漱溟问答录》的稿本，那时我的精力比现在好，15万字的书稿一口气读下去，颇有兴味。这是因为：第一，从抗战时期的重庆开始，我同梁漱溟先生有些接触，在皖南事变后我去云南工作期间，他曾介绍他的学生罗子为找过我，相处一段时间，因此对梁的情况有所了解。第二，作者保存、搜集了大量资料，并通过对梁的直接采访，写事翔实生动，尤其是对“文革”十年（包括“批林批孔运动”）梁先生的“独立思考”、“坚持讲真话”的可贵表现，因当时我受“四人帮”的迫害，完全失去自由，是从汪东林的著作中才第一次知道的，读来颇感新鲜。当然，凡我经历和知道的事，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发生的，我都尽自己的记忆给予补充、订正；记不确切的就提出疑问，建议他去查史料。后来听说，《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出版后，反响较好。由于这一段因缘，倍觉欣慰。而现在这本《政协名人轶事》的稿本，我是断断续续翻看完的，虽然看得较粗，但我对这本书的内容依然兴趣颇浓，并乐于向读者推荐。
……
孙起孟
1992年6月
信中提及的“六年前”即孙起孟同志1986年审看拙作《梁漱溟问答录》书稿一事，是在全书完成初稿，计划从1987年第一期北京《人物》杂志开始连载之前。那时候，一切均已水到渠成。由此而再往前推五六年，即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的写作、发表和出版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真正最早也是最强有力地支持我写成《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正是我所敬重的孙起孟同志！
长话短说。第一，我的第一部长篇传记文学《李宗仁归来》在程思远先生的鼎力支持下，与我的作家朋友顾笑言、王士美合作，于1980年在全国多家报刊连载，并出版成书，发行量106万册，但不久便得知有关部门的领导批评该书的某些细节有“泄密”之嫌，给我们泼了一瓢凉水。第二，上面所述1980年11月为《北京晚报》所撰梁漱溟访问记而受批评一事，给我打了一闷棍，而那时，我刚结束《李宗仁归来》的写作任务，已经写出《梁漱溟传》初稿的前三章。上述两件“有来头”的批评，自然大大挫伤了我的写作积极性。怎么办才好呢？1981年整整一年我沉思、苦闷，百思不得其解，大大减缓了写作速度，一时无法走出困境。
正在这时，即1982年上半年，组织上信任我，派我跟随孙起孟同志为政协章程修改的工作频频出差，先后到了天津、上海、浙江、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七个省市进行调查研究。由于起孟同志是我相识多年的老领导，这一次又有了长期一块工作的机会，等到了最后一个省——黑龙江省的工作告一段落，只有我一个随从人员跟随孙起孟同志和他的夫人王之慧到镜泊湖山庄休息的时候，我才鼓足了勇气，同孙起孟同志道出了自己的写作计划，特别点出写作梁漱溟传的担忧和苦恼。他听得很认真，偶尔插话问一些细节。因为原稿不在身边，我只是凭记忆尽量详细地讲述梁漱溟传的十个章节主要内容，第三人称，以述为主，亦有评论。他十分耐心而饶有兴趣地听我讲了个把小时，考虑了片刻，严肃地对我说：“你正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在众多的爱国民主人士中，梁漱溟先生是很特别的一位。我因为工作关系，远在40年前的重庆时代，就认识梁漱溟先生了。要写他的传，肯定难度大。写好难，写得能公开发表可能更难。但世间的事，只要认准了是有意义的事，就不能怕难，正因为难，做成功了，就更有意义。我支持你在业余时间做这件事，但不能急，不急于写成一次成功的作品。我没有看过你的初稿，具体意见不好说。听完你的讲述，只提两点供你参考。第一，正因为梁漱溟这个人物难度大，建议你不要一下子就写‘传’，只述不评，只一一记述有关他的史料，不做评论，这就可以免去许多难以得出结论的是是非非。第二，因为不写‘传’，只述不评，就不要用第三人称的写法，而改为第一人称，或者梁漱溟自述，或别的第一人称的表述方式。当务之急是乘梁漱溟先生尚健在的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掌握第一手史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抢救史料’。你既已开始做这件工作，不妨继续努力，把它做好，做完善。”
听了孙起孟同志的这一席话，正处于迷蒙中的我，有了一种强烈的豁然开朗的感觉。当天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回北京后，我首先征得梁漱溟先生本人的同意，把已经写好的十章《梁漱溟传》写作提纲和前三章数万字的初稿全部拆散，改为一问一答的自述性的人物传记。这也正是《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由来。在北京《人物》杂志首发前，全部书稿送请孙起孟同志审看，情况正如前文摘录的序中文字所述。
孙起孟同志当时是在政协机关坐班的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副书记、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又是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十二大代表。尽管我从未提及我因写作受批评的具体细节，但我肯定孙起孟同志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因为当时为两次受批评的事找我谈话的是主管我所在办公室工作的一位政协副秘书长聂真同志，他也是机关党组成员。他的谈话也先是转述上边的批评，提醒我要总结教训，口气十分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孙起孟同志仍然毅然决然支持我撰写好《梁漱溟问答录》，从1982年延续到1986年，一直到1992年又为我的另一本书审看写序。作为晚辈的我，能不牢牢铭记这种敢担风险、鼓励年轻一代的可贵精神吗？！
（二）费孝通述评梁漱溟
《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在1987年第一期《人物》杂志开始连载不久，费孝通先生即托人捎话给我，说看了我写的关于梁漱溟先生的文章，想同我谈谈，让我抽时间去找他。几天后，我即登门费老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宿舍，一见面他就说：“你这个在政协学委会工作了20年的干部，没有出政协的大门，又当上了记者。我特别留意你写的有关梁漱溟先生的文章，新近又看到《人物》杂志上连载你的长篇大作，很想听听你的写作计划。”我当即向他汇报写作《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前前后后，其中突出提到孙起孟同志在我写作遇到挫折时支持、鼓励了我的实情。同时告诉费老，《人物》杂志十分看重我的稿件，决定全书15万字共十一章全部连载，只是其中第七章《错误始末与闭门思过》直接记述1953年9月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梁由此而受到严厉批判，能不能照登，还要送审《人物》杂志主管单位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才能敲定。费老听完我的话，即笑着对我说：“祝贺你！你年纪轻轻就有眼光，有胆识，做成了这桩有意义的事。这么说吧，不少名人的传记不妨晚点写，甚至不写。但梁漱溟先生这样的与众不同的名人，应当说是中国文化名人，则非写不可，况且他已年过九十，不抢救就晚了。孙起孟同志就近支持了你的行动，他的态度也是我们这些人的态度。我只简单说几点，第一，一定要尊重事实，不唯上，不唯经，不设禁区。第二，你提到的1953年与毛泽东争论的那一章，一定要原汁原味，一字不落。什么时候才能全文公之于报端，那是另一个问题，亦即是时机的问题。但留下第一手的资料是最为关键，也是留给今人和后人研究的最重要的依据。第三，《梁漱溟问答录》出版成书后，请寄一本给我，我一定拜读，有可能我想办法请人翻译成英文，推向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