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胡适之先生是当时北大新派人物中的名教授，不知梁先生同他有无交往？
答：蔡先生聘请胡适之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文学系教授，是在我进北大一二个月之后。胡是从美国回来的，是当时北大最出风头的人物。他是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的开创者之一，很有功绩，影响也很大。我和他在北大很快相识。在民国七年（1918年）《新青年》杂志六卷第一号上，曾发表了陈仲甫和陶孟和评论我的父亲梁巨川自杀之事的文章各一篇，我阅后即撰写《答陈仲甫先生书》，发表在《新青年》上，就自杀是不是个人行为、是不是道德、有没有罪等问题展开讨论。我在文中还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我父亲前后二十年的变化以及为什么自杀等情况。胡适之先生专门对我的文章写了答复词，一起在《新青年》上发表。答词中称赞我的文章写得好，也指出不足之处。我和他的关系由此进了一步。我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与新潮流、新思想相距甚远，我对新派人物中的种种主张不赞同的甚多，但我并不反对提倡白话文。而胡适之呢，如前所述，他因为倡导白话文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干之一，但据我当时的交往，感到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真正对于旧社会、旧道德的勇猛进攻，并引发开展，进而引导先进青年大刀阔斧前进的，应首推陈独秀、李大钊、周树人诸君。胡适之先生后来同他们分道扬镳，是情理之中的。
问：辜鸿铭是当时北大旧派中的头面人物，梁先生同他可曾有过接触？
答：1916年夏天，张耀曾司法总长下野，我亦去职南游，经苏州、杭州而湖南。时值在衡山的北洋军阀旧部王汝贤等率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沿途军纪极坏。正巧我与溃兵同时进京，一路所见，触目惊心。我有感于内乱战祸之烈，撰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呼吁社会各界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培植民主势力。到北京后，我将此文自印了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次年10月间我进北大，拿了若干本放在教员休息室，让教师们翻阅或自取。有一天，我正在教员休息室，见一位身穿蓝袍子、红缎马褂，梳着一条又白又细的长辫的老先生走进来，在场没有人同他搭话，他也不理睬别人。我从他的装束和外貌上立刻联想到此人可能是辜鸿铭教授。只见他抄起一本《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翻阅起来。阅后又放回原处，然后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说：“有心人哉！”依旧是不瞧他人一眼，转身慢悠悠地走出了教员休息室。我立即向旁人打听，刚才出去的是谁？答曰：奇人怪杰辜鸿铭是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后来还见过多次，但始终未交谈过。由于年龄相差悬殊，又早闻此人怪僻，便不敢主动上前打招呼。使我奇怪的是，辜鸿铭曾留学西方多年，并精通数种外国语（包括古代语言），教的也是外国文学，但他却极力排外，反对西方文明，维护中国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而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旧派学人中的代表人物。联想到蔡元培先生，他竟不顾校内外许多新派人物的极力反对，依然让辜鸿铭这样的“老古董”在北大任教，确是一般人不理解，也做不到的。蔡先生严格遵循其“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宗旨和方针，的确是颇有胆识和远见的。
问：梁先生常说，在北京大学七年对您人生道路的变化至关重要；您对此可有情况补充？
答：有的。从1917年至1924年，我在北京大学任教。这七年，一是改变了我笃信佛学、一心想出家的生活道路；二是一面教书，一面自学、研究，在学识上成熟了，开始具备了自己独有的见解。
我是因蔡孑民先生要开设印度哲学课而被聘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我刚进北京大学校门时就已想到了儒家哲学。当时，我对佛学、儒学都谈不上有什么研究，但我更倾心的是佛学。我想既已到北大教书，便要决心为孔子、释迦说个明白，走自己的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对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至少在课堂上负一个讲明白的责任。记得我第一天到北大教课，便至校长室见蔡校长，劈头就问他对孔子持什么态度。为什么不问释迦，而问孔子？那是因为当时已是五四运动前夕，北大校园内，孔子的学术已成为争论的热点。蔡先生可能感到突然，犹豫了一下，沉吟地答道：我们也并不反对孔子，儒家的学说作为一门学问，是必须认真研讨的；至于儒家的学说对历朝历代以及当今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可以有争论。我说：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我这次进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而外，不再作旁的事。蔡先生笑着说，好的好的，北京大学需要多多研讨各家各派学说的人。
于是我头一年讲授印度哲学课程，第二年《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又陆续开授儒家哲学（又称儒家思想史）等课。但我的心思和精力远不止是开设这些学校规定的课程，而把注意力集中于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研究工作。我当时只是苦于没有人将东西方文化并提，作相比较说，因而无从引起人们的研究。当时，很多朋友劝我，说这个问题范围太广，无从着手，但因我对于自己的生活、行事，从来不肯随便，对一个要研究的问题，若没有得出一个确实心安的主见，就不放松，不罢休。因此在我进北大的第二年（1918年），曾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一个广告，征求有志于、有趣于研究东方哲学的人，结果响应者寥寥。尔后我仅在哲学研究所开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将我的研究心得略讲了一个梗概。至1920年秋，我才开始在北京大学讲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由陈政记录，部分讲授内容发表于《少年中国》杂志。
1921年暑假，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我在济南讲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四十天，由罗常培记录全文，并随记随编印成篇（未成书）。后来将陈、罗记录合并整理，由我补写最末一章在北京出版，时为1921年。而后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共再版十多次。直至去年3月，香港里仁书局还出版了我这部六十五年前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人称这部书为我国最早用比较学的方法研究东西文化的一部书，这当然是我起初所不能预想到的。应当指出的是，在这部旧著中，我的绪论是评判东西方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这在今天看来，难免有失偏颇之处。但作为一部“五四”时期的旧作，即便当作一家之说，或者是研究、探讨问题的参考资料，也多少有其自身的价值的。
五四运动爆发时，我正在作为发祥地的北京大学。诚然，我当时所潜心研究、发挥的问题，是与五四运动的锋芒不一致的。但当时我的态度是，凡成为一派思想的，均有其特殊面目、特殊精神，只是各人抱着各自的那一点去发挥；只要其目标是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并不要打倒陈独秀、胡适之我才获得成功，我甚至从来没有说过反对某某人的话，不管在讲堂上，在文章中，如果提到某某人，都是以分析、研究的口吻，同则同，不同则不同。正因为这样，我在北京大学，一直与陈独秀、胡适之等有交往，特别是与李大钊先生，称得上是好朋友了。1930年（民国十九年），我在一封给胡适之先生的信中，曾经提及民国十一年的旧事及与李大钊先生的交情。信
中云：
回忆民国十一年直奉战争后，我与守常（大钊先生字）同访蔡（孑民）先生，意欲就此倡起裁兵运动。其后约期在蔡家聚会，由先生提出“好政府主义”的时局宣言，十七人签名发表。先生说：我们平日都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亦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走哪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守常先生向来是肯想这个问题的，竟因此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我虽百般不行，亦颇肯想这个问题。类如民国七年我写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极荷先生的同情与注意；类如我在北大独与守常相好，亦为先生所知道的。然我则没有和守常走一条路的决心和信力，更没有拦阻他走那条路的勇气和先见。现在旧日朋友多为这个问题洒血牺牲而去（守常而外，还有守常介绍给我相识的高仁山、安体诚两先生）……
这段话表明，尽管我当时所潜心研究的与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所研究的内容各异，但共同的心愿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而不为团体，不为个人。
问：梁先生常谈及梁任公（启超）先生对您的影响，可否谈谈您同梁的相识和交往？
答：20世纪初，我家就拥有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梁任公主编的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新民丛报》和由他主编的《新小说》（月刊）全年一巨册，共计五百多万字。这是我最早的自学课本。梁任公在著作中一面提示新的人生观，一面指出中国社会之如何改造，正切合我对探求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需要，得益甚大。他在报刊上介绍外国各家学说、著作，使我得以领会西洋思想文化不少；他关于先秦诸子及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是我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最初之接触。这段时间梁任公先生对我的影响，不徒在思想上，还在生活上，诸如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等。
同梁任公相识并开始交往，则在民国九年（1920年）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当时，我家在崇文门外花市，不授课则在家读书备课搞研究。一天，梁任公带其长子梁思成与蒋方震、林宰平突然登门访我，使我甚感意外。因为其时梁任公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人物、大学者。他这次造访于我，是出于对佛学的共同爱好。
自此以后，我便常去向他讨教。后来，他到清华大学主持国学研究院，是该院四大导师之一，另外三位是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其间我曾不时到清华去看望他。梁任公作古后，我曾写过纪念文章，文中亦指出了他的缺点。当年我们所钦仰的人物，后来不满意，盖非独于任公先生为然。
问：梁先生还常谈及章行严（士钊）先生，梁先生对章之治学、为人有何记忆？
答：我与章行老之交往，如果一直叙述到解放以后，到70年代初他去世为止，那就太长了。我还是着重讲讲早年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
我自幼就喜看报纸。十四岁考入顺天中学堂之后，凡学校阅览室所备京内外的报纸我都看，不仅认真看新闻，而且细看长篇论文。当时北京有一家《帝国日报》，常见有署名“秋桐”的文章，讨论宪政制度，有时兼写“欧洲通讯”，均我所爱读。后来又见上海《民立报》上常见署名“行严”的论文，提倡逻辑学，我也爱读。因为读得多了，我便从笔调上推断“秋桐”与“行严”是同一个人的两个笔名。其间又在梁任公主编的期刊《国风报》上见署名“民质”的论翻译名词的文章，内容虽然与前者不相及，但我却从笔调上断定与“秋桐”“行严”是同一人。后来访知果然是一个人，真名为章士钊。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我年幼时曾受了章行老影响，一方面说明章行老在青年时就是多才而勤奋的。
辛亥革命发生，清廷退位。孙中山先生以临时总统让位给袁世凯，但同盟会决议定都南京，要袁南下就职，而袁对此口头含糊，行动上不予理睬。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立报》，主持笔政的章先生却发表定都北京的主张。同盟会内为之哗然，又因章不是同盟会员，大家就指他为混入报社的内奸。于是章不得不退出《民立报》，自己创办《独立周报》，抒发个人言论、主张。我尚记得《独立周报》的发刊词，强烈表明了主办人从来独立不倚的性格，又附有一封章行老寄给杨怀中（昌济）先生的长信。章在信中说，他虽然同孙（中山）、黄（克强）一道奔走革命，却一直没有加入同盟会，主要原因是凡加入同盟会者都必须按手印，宣誓忠于孙公，他对此不以为然，不肯执行。其时章不足二十岁，虽经他所兄事之章太炎、张溥泉二先生强致他加入，甚至把他锁在房间里，不加入就不放他出去，他也没有屈服。信中说，知此事者不多，怀中先生知道，可以作证云云。我非常喜欢行严先生的这种独立不羁的性格，尽管我自己是同盟会会员。这种精神上的契合，远在我们见面认识之前。
其后，章行严先生又转去日本出版《甲寅》杂志，我于阅读之余，开始与他通信，讨论问题，所得答复书信不少。这是我们正式交往的开始。《甲寅》杂志传颂国内，正值孙、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图谋帝制，人心苦闷之时，影响极大。不久章行严先生参预西南倒袁之役，担任军务院秘书长。袁倒黎继，因军务院撤销问题，行严先生来北京接洽，我们第一次见面。几次交往之后，我倒颇有失望之感。我原以为，当国家多难之秋，民生憔悴之际，有心人理应刻苦自励，而章先生却以多才而多欲，细行不检，无所不为，甚为可惜，然其个性甚强，气概不凡，自有我所不及之处。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同聚北京，见面更多一些，章先生至九十高龄，仍勤奋著述，为我所亲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