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国内“人性”问题与生态文化思潮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对于人性问题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以不断拓展。学者们对人性的内涵，人性与人的本质的关系，人性的特征、人性的善恶、人性的研究方法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创意的观点，取得了多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

（一）国内“人性”问题研究综述

人性是生态哲学与美学的重要范畴。人性问题极其复杂，几千年来中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近年来国内人性问题研究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参与，涌现了一些新思想、新观点，理论上也有一些新的建树。

１畅 关于人性的内涵

对于如何理解人性、规定人性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是从人与动物的区别角度去规定人性，认为人性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人性是后天形成的，包含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但自然属性不等同于动物性。不少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人的实践性出发去理解人性，认为实践性是人性主要内容，实践是历史的、变化的，因此人性也是历史的、变化的。陶富源认为：人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人之为人的性质，是作为人的本质特性的社会实践性及其所派生的其他种种一般的人性——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人的能动性与人的受动性、人的现实性与人的理想性、人的自觉性与人的自发性、人的理性与人的非理性等的统一。陆剑杰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所特有的实践活动。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构成了人的本性实质性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性就是实践。高清海指出，人是一种以实践为本性的存在，经过实践，人与自然分化出来，又经过与自然的对立，复与自然结为一体。人是否定之否定的存在，是多重性、多义性、多向性、多面性的存在系统，绝非单义、单一、单纯的存在。

另一种观点则从人与动物相同的属性去规定人性，认为人性主要是指自然属性，是人生而固有的，主要的是与其他动物相同的特性，因而人性是不可改变的。王海明认为：人性是一切人所具有的普遍的、必然的、不可改变的属性。普遍的、必然的、不可改变的属性存在于变化的、特殊的、偶然的属性之中。前者是人性的“体”，是人性的内容；后者是人性的“用”，是人性的表现形式。人性既包含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属性，亦即人的特性；又包含人与其他动物共同的属性，亦即动物性。俞吾金认为，人性指的是人的先天的、自然的属性，而不包括后天的社会属性。他指出人性作为人的自然属性，恰恰应该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同的特性，即在“食色”方面的自然的欲望，这些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就其可能性而言是无限的。

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对于人性的内涵认识要从新的角度考察。陈瑛教授提出人性不应该是人存在的静态描述而应是动态描述。他指出人性形而上的界说应该是：追求生存优越并在生存生活中附有一定的道德属性。人性主要指从自我出发去追求生存优越，也指一定时空范围内一定的人超越自身的利益而追求自身所寄寓的社会的生存优越，追求他者的生存优越。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要从整体上认识人性。张廷文认为人性即人的属性，它包括道德侧面和智能侧面，先天的决定性和后天的可塑性，生物性和社会性、受动性和主动性。人性应放在一个整体中进行把握，形成对人性的整体认识。张宏提出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认识人性及其本质，人性系统存在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性存在的整体性，表现为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二是人性的结构与功能，人性作为—个整体，有些属于结构属性，有些属于功能属性，两方面又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结的。三是人性的动态开放性，人性虽是人的内在的规定性，但它与外部环境存在着“输入和输出”的变换，这种变换会引起结构质或功能质的改变。

２畅 关于人性的特征

关于人性的特征，是近年来学者们在人性内涵、人性与人的本质等问题研究基础上，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深入探究取得的理论认识上的新进展。由于学者们理论视角的不同，对于人性的特征因而有不同的提炼与概括。

张荣将人性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先验性、经验性、超验性。他指出，中国的传统人性观认为人性本善或本恶，揭示了人性的先验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就是人的社会属性，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揭示了人性的经验性特征。基督教神学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应该去恶从善，从人性“罪性”中解脱，以复归人的神性，从而揭示了人性的超验性特征。唐雄山认为，人性具有个体性、群体性与类性的层次上的特征。个体性、群体性及类性三者之间不仅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存在互相平衡与互相制约的关系。他还提出人性具有稳定性与可变性特征，是稳定性与可变性的统一。稳定性是基础、是前提，可变性是形式、是表现；稳定性是人性的普遍性，可变性是人性的特殊性。路红梅、李河菊从系统观点认识人性，认为人性系统具有客观存在性、系统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等特征。就人性本身的存在而言，人性是客观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性所包含的各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人性系统；人性的开放性是指人性能够通过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不断地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人性的动态性是指人性诸要素及其关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周继旨认为人性不仅是变化的，还具有发展的特征。他指出人性是发展的，其总趋势必然指向真善美，人性发展是趋向真善美的进化。人性发展不是单向直线的进程，在进化的同时，也还有异化与退化，在总的趋向于真善美的同时，也必然出现假恶丑，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现象并存是不可避免的。

陆剑杰认为人性的内部结构充满了矛盾和张力，人性是充满矛盾的东西。他指出，人实际上总是从两个方面表现自己，具有两个空间：就它从外部被感官感知而言，它使自己表现为一种物质的生活；就它从内部通过自我体验把握自己而言，它使自己表现为一种精神的生活。这两个方面是共存的。维持和繁衍生命是人的物性，寻求生命的意义是人的神性。在某种意义上，自然世界与自由世界的外在对立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同一个人的物性与神性的内在冲突。人性的内部结构充满了矛盾和张力，人既不可能完全是物，也不可能完全是神。神是无限的，物是有限的。人处在有限的物与无限的神之间——这就是人性结构的奥妙所在。

高清海认为人性属于一种特异的本性。他指出人性中既含有物性，又具有超物性，既包含低于人的“非人成分”，又具有高于人的“超人成分”；从类本性说，它既存在个体生命之内，又超越于个体生命之外，既属个体生命的统一性，又表现为多样化的差别性；对个体来说，人性既属前定的本质，它又永远处在生成之中，它是过去的存在，又体现着未来的规定。

３畅 关于人性的善恶

关于人性善恶问题，是中国哲学的重大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围绕它一直争论不休，这些观点，大体说来可以归结为四种：性善论、性恶论、性亦善亦恶论、性无善恶论。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基本上形成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性中存在着善与恶，人是善与恶的统一体；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性本身无善恶之分。善与恶的问题历来是人性问题讨论中最充分的，本研究就不展开综述了。

（二）国外绿色文化思潮研究综述

西方学者多把社会思潮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社会运动的一个成分进行研究，绿色思潮被视为生态环境主义运动中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绿色思潮是一种生态文明现象。

１畅 关于生态环境主义的发展过程研究

美国建构主义学者约翰·汉尼根（John Hannigan）在其著作《环境社会学》中指出：公众对环境的关心并不直接与环境的客观状况相关，而且，公众对于环境的关心程度在不同时期并不一定一致。事实上，环境问题并不能“物化”（materialize）自身，它必须经由个人或组织的建构，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这时才构成问题。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戴维·佩珀（David Pepper）教授认为，在意识形态中有建立在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之上的技术中心论与通过生态学与浪漫主义哲学混合形成的生态中心论；在政治视角中，有功能主义／多元主义或民主／资本主义与强调阶级利益冲突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视角中，有声称人是自然一部分的决定论与声称人与自然分离的自由意志论和存在主义。

美国绿色社会学家布赖恩·托卡（Brian Tokar）讨论了生态价值。德国绿党和新近组织起来的“美国绿色运动”有“四个支柱”：生态学、社会正义与责任、草根民主和非暴力。他认为，人们对本地层面的具体变化可能印象深刻，这种本地变化反过来为更大的社会变迁创造压力？ ？最重要的变化源于草根。

日本环境社会学家饭岛伸子认为，日本生态环境主义起源于明治时代开始的工业化，特别是矿山冶炼业的发展。日本环境运动有四种类型：反公害—受害者运动、反开发运动、反“公害输出”运动和以修复已遭到破坏的环境进而建设一个理想乐园的环境保护运动。

苏联“生态自主支持协会”的创立人Igor Izodorovich Altshuler 详细介绍了苏联的环境保护运动。他认为，环境运动的扩大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化”密切相关，之前苏联人们并不敢多谈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环境问题必须政治解决，应制定像美国的人权法案一样明确简洁的义务法案，以保证自然和人们在自然界行动的权利。

２畅 关于生态环境主义状况的调查

美国社会学家邓拉普（Dunlap）认为，有两种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范式，即工业社会的“社会统治范式”（dominant social paradigm，DSP）和新出现的生态新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NEP）。他与凡·列尔（Van Liere）合作，建构了衡量DSP和NEP的量表，调查美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发现公共接受 NEP的倾向比想象的高得多。

美国马里兰大学曼瑟尔 ·奥尔森（M ancur Olson）教授建构了一些衡量与DSP和NEP有关的价值和信念指标，运用１９８２年华盛顿州和１９８８年密歇根州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分析了美国人的生态观念，发现既支持技术价值又支持技术信念的人不多，超过半数的人只是支持一些技术信念，但不支持技术价值。另外他们还发现，DSP的核心因素并未被公众广泛接受，而 NEP看来已被广泛接受了。

３畅 关于生态环境主义的争论

生态环境主义及其新社会运动是高度异质性的，内部存在不同的派别和主张，大致可分为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自由主义、生态激进主义、生态现实主义，还可分为“浅生态学”、“深生态学”、“浅绿派”、“深绿派”等。

深绿派的著作很多，包括蕾切尔 · 卡逊《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的社会》、加勒特·哈丁《生活在极限之内》、罗伯特·艾尔斯《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等等。深绿派认为，在生态主义中处于危险的不是人类的生存，而是现代社会秩序的文化基础。通过生态环境主义向生态政治的转变，能够发展一种超越现代民族—国家限制的民主政治，那就是用生态化作为替代工业主义的、现代化的基本文化模式。美国社会学家施耐伯格（Allan Schnaiberg）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产生了“苦役踏车”（a treadmill of production），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下，造成了今天越来越严重的环境危机。第三世界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欲望更为强烈。美国社会学家邓拉普等呼吁以新生态范式来取代现在的 HEP（人类例外主义或人类豁免主义范式）。新生态范式的假设是：（１）人类是相互依赖的、包含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众多物种中的一员；（２）人类事务不仅仅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受自然网络中原因、结果和反馈的错综复杂联系的影响；（３）人类生存依赖于一个有限的生物物理环境，它对于人类活动有潜在的限制；（４）尽管人类的发明创造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会扩展承载力的限定，但生态法则不能消除。米尔布拉斯（Lester W畅Milbrath）告诉我们，生态环境问题很严重，前景很暗淡，除非我们重作根本的思考，否则“我们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将付之东流”，“我们所需要的改变如此剧烈，以致如果实现，将导致一个新的社会”，“人类对这个有限行星使用的增长有物理限制，这指明我们不能持续现在的发展轨迹，如果我们不能未雨绸缪和幡然悔悟，自然将用痛苦和死亡来迫使我们改变”。乔治·米切尔说：“地球着火了，拯救地球！”着火的原因有五个：“化学燃料燃烧导致的温室效应、酸雨、大气臭氧层的破坏、雨林的毁灭”，以及“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其补救方案：通过联合国的国际合作；缩减美国军费资助环保；国家能源政策包括强制执行的能源节省和推行电动汽车；低投入的农业；种树。

浅绿派认为未来并不一定如此悲观。经济学家朱利安· 西蒙认为，无论是土壤、水、能源或者生物资源都永远不会真正稀缺，因为人类的创造性一直在发现更多的资源，而且人类的发明也总能够找到办法（如技术革新和市场机制）来避开或解决存在的资源稀缺问题，事实上，现在的人类比以前过得更好。浅绿派认为，西方文化并非唯一导致环境恶化的文化。即使像印度这样有崇拜某些动物和树木的独特的印度教传统的国家，自然资源的任意开发现象也大量存在，致使其环境大规模退化延续至今。所以，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的教导都无法阻止几十年来日本等某些亚洲国家以及伊斯兰国家对环境的掠夺。浅绿派指出，深绿派拒绝市场的作用，怀疑科学的价值，把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与其说促进了环境保护，不如说在进一步破坏环境。

佩图拉（Joseph Petulla）批判性地探讨了生物中心主义、生态运动，认为环保主义的定义应该是“保护和适当使用自然资源”。帕尔克（Paehlke）对环保主义十分乐观，认为环保主义将成为１９世纪中叶以来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后的一个新的原创性的意识形态，它是第三条道路，体现了人们尊重地球的共识。麦克库斯克（M cK usick）认为美国第三波生态环境主义路径是，研究工业的环境成本，发展污染控制技术，推进“自由市场生态环境主义”（free market environmentalism）和“污染信用”（pollution credits），认真对待工业污染权。

（三）国内绿色文化思潮研究综述

１畅 国内绿色思潮的萌芽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大陆发表了吴泽撰写的《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和王振德的《地理环境、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关系》。８０ 年代出现于光远的《论环境管理》、曲文的《与你身边的污染搏斗》、马世俊的《现代化与环境保护》、曲格平《中国环境问题及对策》、丁鸿富等人的《社会生态学》等论著。９０年代出版了严搏非的《中国当代科学思潮（１９４９—１９９１）》一书，收录了翟海的《论先秦儒法两家在自然观上的斗争》、袁任平的《评“能源枯竭”论》和《评所谓“环境危机”》三篇有关评论环境保护方面的论文。

２畅 国内绿色思潮的发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绿色思潮蓬勃兴起。首先出现了一大批对于中国环境保护政策和现状的评论，它们大多分散在环境科学、经济学领域，如中国环境年鉴编委会编辑的《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的《１９９９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国家环境保护局编写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国际环境保护总局编写的《中国生态报告》、郑易生的《深度忧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马洪的《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编写的《市场经济与环境保护》、林建技等人的《迈向 ２１ 世纪的中国：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等等。其次出现了一些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方面的著作，如叶平的《生态伦理学》、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郇庆治的《绿色乌托邦》等，其中梁燕城的著作在我国可谓较早研究绿色思潮的专著。最后出现了一些研究西方绿色思潮的著作，如奚广庆等人的《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宋祖良的《海德格尔与当代西方的环境保护主义》、陈林等人的《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等等。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内出现了大量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书籍报刊，有的着重介绍西方环境保护理论和运动，有的侧重研究生态伦理、生态哲学，但更多的是关于中国环境保护科技、政策和现状的论著，还出现了研究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论著。如郇庆治的《欧洲绿党研究》、周穗明的《西方绿色思潮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９０年代西方绿色运动和绿色理念新发展》、童玉芬的《论人口与环境关系研究的主要思想流派与观点》、李周等人的《中国环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沈国舫的《中国环境问题院士谈》、曲格平的《梦想与期待》、郭艳华的《走向绿色文明：文明的变革与创新》、王名等人的《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