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出自《孝经纬·钩命决》）。”
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但《孝经》有后人加上的内容。
《孝经·开宗明义章》中“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中于事君”即为汉儒所加，因为汉室重孝悌力田，以耕读传家，除前面两个皇帝外，后嗣谥均加“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乃“无忝所生”之意。加上“中于事君”，起下面的《天子章》《诸侯章》等。越说越详细，是为了能行。
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尽言之至），治世之要务也。
《孝经说》云“《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商即子夏，参乃曾参，子夏传《春秋》、曾参传《孝经》。旧疏引《春秋说》云：“作《春秋》，以改乱制。”
乱制，家天下制。改乱制，要返回尧舜公天下之王制。
《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春秋》富于革命思想。
传《春秋》者非一。
东汉郑玄《六艺论》云：“治《公羊》者，胡母生（又作“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庄彭祖及颜安乐，安乐弟子阴丰、刘向、王彦。”故曰“传《春秋》者非一”。
董仲舒与胡母生，西汉公羊学大家。西汉时，公羊学兴盛，汉以《春秋》决狱。
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春秋》“本据乱而作”，在“拨乱反正”，返回尧、舜公天下之制。
《公羊》成于西汉，其中“可怪之论”加于“不可怪之论”，甚难为人知在此。一般史家对《公羊》有不好之批评，亦在此。
《史记·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春秋》微言大义用“口说”，即“师承、师说”，并不载于书中，乃成为神秘的东西。后代以为“可怪之论”，于历代皆不受欢迎。
说者疑惑，至有倍（背）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形势已然）虽问，不得不广。
《春秋繁露·俞序》：“《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
旧疏云：“此说者，谓胡母子都、董仲舒之后，庄彭祖、颜安生之徒，见经传予夺异于常理，故致疑惑。”
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
孔门七十子言人人殊，故《汉书·艺文志》云：“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焉。”我的弟子将来亦如此。
时加酿（阮刻本作“让”，责备）嘲（嘲弄）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
旧疏云：“颜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经为义，犹贼党入门，主人错乱，故曰‘失其句读’。”
连弟子都异说，何况他人？
以无为有，甚可闵（悯）笑者，不可胜记（悉数）也。
旧疏云：“欲存《公羊》者，闵其愚暗；欲毁《公羊》者，笑其谬妄也。”
读《公羊》，不细心，不能见经之“真”。有目的讲学，失经之本旨。
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
《公羊》汉世乃兴，以今文写之，故谓之今学。《左传》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文。许慎作《五经异义》云“古者，《春秋左氏》说；今者，《春秋公羊》说”是也。
“治古学”者，即郑众、贾逵之徒，“贵文章”，旧疏云：“谓之俗儒者，即《春秋繁露》云：能通一经，曰儒生；博览群书，号曰洪儒。则言乖典籍、辞理失所，名之为俗；教授于世，谓之儒。”
至使贾逵（古文经师）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后汉书·贾逵传》：“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览异家，各有所采……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
贾逵（30年—101年），字景伯。贾谊九世孙，父贾徽。扶风郡平陵县（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人，东汉经学家、天文学家。历官郎中、左中郎将、侍中、骑都尉等职。《后汉书》论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遂为诸儒宗。”后世称“通儒”。主要著有《春秋左氏传解诂》三十篇、《国语解诂》二十一篇、《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三卷、《齐鲁韩诗与毛诗异同》与《周官解诂》等，皆已亡佚。
旧疏云：“郑众亦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专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在贾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郑众虽扶《左氏》而毁《公羊》，但不与谶合，帝王不信，毁《公羊》处少，兴《左氏》不强，故不言之……然则贾逵几废《公羊》，故特言之。”
郑众（？—83年），字仲师，东汉著名经学家，官至大司农，又被称为郑司农。他与郑玄合称先郑与后郑（众为先、玄为后）。郑众主要研究《春秋左传》，著有《春秋难记条例》和《春秋删》。
恨先师（公羊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伤）。
旧疏云：“此先师，戴宏等也。凡论义之法，先观前人之理，听其辞之曲直然，以义正决之。今戴宏作《解疑论》而难《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义决之，故云‘观听不决’。‘多随二创’者，上文云‘至有背经、任意、反传违戾’者，与《公羊》为一创；又云‘援引他经失其句读’者，又与《公羊》为一创。今戴宏作《解疑论》多随此二事，故曰‘多随二创’也。”
戴宏（124年—？），字不详，济北郡人。父为胶东县丞。戴宏最后成为儒学宗师，知名东夏。戴宏为政清静，以身率下，褒贤赏善，官至酒泉太守。
此世之馀（末）事。
旧疏云：“何氏云前世之师说此《公羊》不得圣人之本旨，而犹在世之末说，故曰世之余事也。”
斯岂非守文（墨守《公羊》之文）持论（拟《公羊》之文以难《左传》），败绩失据之过哉！
旧疏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论’者，执持《公羊》之文以论《左氏》，即戴宏《解疑论》之流矣。‘败绩’者，争义似战阵，故以败绩言之。‘失据’者，凡战阵之法，必须据其险势以自固，若失所据，即不免败绩。若似《公羊》先师，欲持《公羊》以论《左氏》，不娴《公羊》《左氏》之义，反为所穷，己业破散，是失所依据，故以喻焉。”
余窃悲之久矣。
《公羊》到东汉已经式微了。何休用功十七年，专以《公羊》为业，见《公羊》先师之失据、败绩，为《左传》先师所穷，故为之窃悲。
往者略依《胡母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櫽栝）（yǐn kuò）使就绳墨（规矩）焉。
“栝”，矫正曲木的器具。《荀子·性恶》曰：“故枸木必将待櫽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或作“隐栝”。
旧疏云：“何氏自言已隐括《公羊》，能中其义也。凡木受绳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规矩《公羊》，令归正路矣。”
何休于《公羊》有功。
历代读书人大抵在求功名，没工夫读此书，历代亦不兴此书，但有索隐行怪者将之传下。
清中叶，“公羊学”渐兴，常州庄存与开其风。戊戌时，康有为用以变法。清末民初，“公羊学”盛行于北京，熊十力虽无师承，但有环境，受今文家的影响，其所论实高于公羊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