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在评价屈原时说：“他确是一个‘天质忠良’，‘心地纯正’，而且‘情感浓烈’的人……我觉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毋宁是孤高与激烈。”闻一多指出：屈原是一个文化奴隶式的“弄臣”，也是一个政治家和赋予诗歌以教育功能和健康的艺术形式的文学家。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到来，屈原已不只是文艺教育的工具，而是为这个时代执行“催生”任务的催生者，他用那壮烈的一死而催生。闻一多说，“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表现了他的个性人格。这与其说是闻一多对屈原的评价，毋宁说是对自己品性的一个说明。
（一）掷出锋利的匕首
死亡自有了文学艺术以来，“死亡”就不断地出现在各类作品中，那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面对死亡的时候，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表现。闻一多比较亲近唯美主义，表现得雍容平和。作为愤世嫉俗的青年人，他还没有来得及人生思考：是为世俗利益而殉身，还是为虚无缥缈的美而自杀？至于闻一多后来撇开唯美主义进入现代精神领域，那是因为他的超越传统文化的新的人生理想。
闻一多说：“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因此，闻一多曾经用自己的画笔、诗笔抒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对民族杰出人物的歌颂。他的《红烛》、《死水》所迸发出的血泪、抒发出的人民的苦难，都表达了他爱祖国、爱人民的优秀的品质和可贵的性格。
闻一多的一生经历了曲折和复杂的过程。为争取一个古老民族的新生，也是为了争取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出现，他坚持不懈付出了全部心力。他大声疾呼“中国是生着病，而且病势的严重，病象的昭著，也许赛过了任何历史记录”（《关于儒·道·匪》）。当时是日寇侵略、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时代的病毒，而希望中国再生。闻一多尖锐地批评当时的国民政府，有时在他激烈的演讲中，也用“革命”、“造反”等具有煽动性的字眼。可是他从没有想过用武力推翻政府，就像1920年，他把他的浪漫的理想跟一个乌托邦（Utopian）的世界结合在一起。他发表的意见，选词说理都极清新、富于想像力，但都是当时大多数文人所感受到的；这些意见表达了他对欺世盗名的历代统治者的愤慨，对提倡正义、反抗不合理的统治秩序的人民却被诬陷为“匪”的沉痛。“那时人民的口号是跟你拼了！‘豁出去了！’政府的策略是‘破釜沉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闻一多用杂文进行深刻的思想剖析，他从不囿于生活中的某些具体事实，就事论事，而是把矛头指向主要的目标。这种直接呼吁的语气或面对面的诘问方式，增强了战斗力。
闻一多以诗人、学者著称，并不以写作杂文著称，但他的杂文却写得很有特色，有着诗人的激昂与学者的深刻。很多过去改良中国的思想家都说过的话，到闻一多那里分量就不同了。他批评中国传统，证明他学会了鲁迅杂文那有力的、尖锐的、辛辣的笔法。他讨论当时的政治、军事问题，掷出了尖锐的匕首。他看见战争的投机分子，就用昆明街头比喻是肺病第三期的患者，脸上回光返照的红晕，警告大家不要只看到表面现象而忘记警惕。他在《可怕的冷静》中说：“一个从灾荒里长成的民族，挨着一切的苦难，总像挨着天灾一样，以麻木的坚忍承受打击，没有招架，没有愤怒，甚至没有呻吟，像冬眠的蛰虫一般，只在半死状态中静候着第二个春天的来临。”这篇文章指责新闻界掩盖贪污，对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个侮辱，并讽刺蒋介石的自尊自大。
（二）探索民主的精神
1940年，闻一多看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认识到理想世界的秩序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他没有考虑社会政治革命的实际知识，只能天真地憧憬那美好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他相信达到那个理想的境界，人们就可以既平等又自由。他没有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也没有在政治上获得高位的野心。他只是站在人民大众的一面为大众说话，大众所恨的，他就恨，大众所爱的，他就爱，他率直、坦白和光明，呼唤着时代的气息。面对法西斯的统治，他毫不畏惧敌人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的火一般的言辞能够使人愤慨，使人憎恨，使人悲泣，使人爱慕。他给予受伤者以安慰，给失望者以鼓励，给战斗者以教导，给卑怯者以责难，给自私者以打击，给无辜者以同情。因为他不自私，所以才能受到千万人的爱戴；因为他不要地位，所以才受到最高的推崇；因为他是诗人，所以他才能以人格的感召力，吸引着千万人走向光明的道路。在最黑暗的时期迎接光明的到来，宁肯倒下也不屈服，表现了一位民主战士的气贯长虹的殉道精神。
1944年，以群、光未然主编《民主文艺丛刊》，在讨论有关文艺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时，曾提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文艺作家怎样实现民主运动的任务？第二，文艺作家如何反映民主运动的内容？第三，文艺作家如何创造民主主义的新文艺？闻一多为此写了《论文艺的民主问题》一文。他首先是引用外国人对中国民主运动的看法，他说：“前天有两个外国朋友先后来看我，谈到中国民主问题。一位是美国朋友，他站在美国人的立场，希望中国有第三个力量起来，担负建立新中国的责任。……另一位是澳洲朋友，站在澳洲人的地位，比较倾向于英国方面，一方面骂美国人，一方面却更多地同情中国。”闻一多说另外一个美国人对他说：“我来到中国，为的是要看看活着的中国人民。他说现在在美国替中国说话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落了伍的胡适之；一个是国际文艺投机家林语堂；一个是感伤的女人赛珍珠。”可见外国朋友希望了解中国，也希望能看到真正的人民的文艺。
闻一多认为：没有民主运动的实践，一定创造不出民主主义的作品。假如在英美社会，作家自己如果不做民主的战士，由于社会周围充满了民主的空气，作家也许可以用观察来弥补。但在中国缺少这种空气，自己不做便体验不着，观察不到。对于文艺上的反民主倾向，闻一多认为：“对于这些人，除了加强劝导之外，还要加强理论上的批评，我还主张应该无情的打击。目前在进步的朋友中间，委曲求全的思想还是很盛行。我以为社会上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在大变革的时期，一定需要大牺牲，不能顾忌太多。”关于如何创造民主主义的新文艺，闻一多首先提出形式要革新和艺术技巧方面要极力提高。他认为：“旧形式恐怕打不到他们的面前，恐怕还是要用西洋最高的东西，才能打动他们。”从闻一多的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想像，就论文艺的民主问题看，他也是接受了西方文艺思想和作家、作品的影响。尤其是闻一多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更进步、更深化了，摆脱了只追求本民族发展的狭隘性，发展到争取人民大众的解放，发展到和国际主义相联系的新的高度。
为什么会有民主运动呢？闻一多指出：“被压迫被榨取的，究竟是‘人’，而人是有反抗性的，反抗而团结起来，便是力量，不是民族的力量，便是民主的力量，这些对于帝国主义或封建势力，都是很讨厌的东西。”他在《在云南大学至公堂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报告李先生死难经过大会上的讲演》一文中号召青年参与“护国”运动、发扬“一二·一”运动的光荣传统，他说“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当时中国国事的危急，使他暂时忘却了对苏联的隐讳，结果虽然他愿意为了实现他的理想而献身，他依然继续地反对战争和暴烈的行动。他不相信中国的统一与进步得有人用生命才能换来。他赞同民盟提出的立刻停止内战，用和平民主的手段来改良政府。在当时的政治事态下，他不能轻易与共产党直接接触，但他还是间接表示了对延安的赞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民主运动，他的散文也更锋利。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争取和平、争取民主，是他杂文的主要内容。如《兽·人·鬼》，用艺术的手法及时告诫人们要分清敌我友。兽类，就是刽子手。“刽子手们这次杰作，我们不忍再描述了，其残酷的程度，我们无以名之，只好名之曰兽行，或超兽行。但既已认清了是兽行，似乎也就不必再用人类的道理和它费口舌了。甚至用人类的义愤和它生气，也是多余的。反正我们要记得，人兽是不两立的，而我们也深信，最后胜利必属于人。”这是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直斥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指出在这样的兽类面前是无法以人类的情感来表示义愤的，并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在大是大非面前，闻一多仗义执言，充分体现了他不折不挠的可贵品格。他常对亲密的朋友说：“在民主运动能获得相当的成功以后，我还是回到书斋中去做我的研究工作；但是，在今天，在奋斗中，我只好站在最前线，我不能后退。”
闻一多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很多思想侧面能反映出中西思想融合的倾向，有些融合是对中国发生了很大作用的。这样的结果之一就是西方的浪漫主义和中国儒家的乌托邦理想的结合。闻一多从拜伦、济慈那里获得浪漫主义者对人生的态度，承认生命是短暂的，因此一个人要活就活个痛快。但人生不光是享受，因为时不我与。人们要在有生之年建树业绩，就必须像蜡烛的烛芯一样，把自己烧成灰，或者是像一个火山那样热烈地爆发。只有在这种剧烈的斗争中他才能感到完美的兴奋，才能看到生命的真正的意义。
由诗观人，闻一多不仅是诗人，也是一个隐士。有如《红烛》片段：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能烧！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燃烧的“红烛”不再是单纯的自我奉献的象征，不是有情人的悠长的情愫，它是时代精神的化身，它是力量、是英雄、是时代的呐喊。闻一多是革命烈士，也是殉道者。他虽遭横祸，灵魂却得到了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