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北大是“常为新的”，“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这话不难从五四运动中找到注解。赵园则记录了1960-1990年代，尤其是“新北大”在“文革”时段的暗潮涌动与心态潜移，平实的文字间却不无“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发人深思的力量。梁实秋笔下的清华，也会引出时变世移的感慨，引发或轻松或沉重的思索。
如果北大或清华还是你苦苦追求的梦想，你会对他们做出怎样的体认与理解？
建议拓展阅读范围：如果想更多进入这两所大学历史，把握其精神，不妨找来《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清华旧影》（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看看。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中华书局1995年版）则记述了包括北大、清华和辅仁、燕大、师大等十余所在北京的著名学府的历史沿革和学人逸闻。
逛厂甸、淘旧书一直是从清代乾嘉以来，直到民国年间文人学者的常课。二百余年中，在京的硕儒名士、诗人学者，从翁方纲到黄丕烈、傅沅叔，从李慈铭到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唐弢、黄裳……出入流连于此的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家、书画家、作家，真是不胜枚举。因此记述厂甸书业盛衰、书肆变迁、淘书之乐与散书之叹的诗文也就不胜浩繁。说起访古书、淘旧书，这里和东安市场、隆福寺是北京最著名的去处。这里选录的几篇当然难窥全貌，建议扩充阅读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鲁迅的《〈北平笺谱〉序》、郑振铎的《访笺杂记》记录了他们合编《北平笺谱》过程中与琉璃厂的因缘，不妨参看。
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逛逛甚至是泡泡琉璃厂。虽然那条文化街早已变成商业街了，但还是可以借想像往日鼎盛情景与士人优雅的身影，聊发“思古之幽情”。
我观北大①
/鲁迅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师”，并且分送金款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依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注释：①选自《鲁迅全集》第3卷。
闲话北大①
/赵园
几年前读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觉得其中写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几章很可玩味。虽然我个人的经验不同，却无端地以为冯先生的三校比较极精彩：或许正是这一类的前在经验，把我的个人感觉淹没了。
1964年我考入北大时，北大大而无当的校园里全无浪漫气氛。那正是“四清”时期，校内一派革命景象，只令我感到不适。倒决非不想革命，只是觉得吃力而已。我的同学的姿态气概，以往都只在电影小说里看到过。我这才知道，我所读过的中学，在我的家乡也近于“贵族学校”的，比起京城或其他南方大城市的学校，实在只能算作乡村中学，我自然是十足的乡下人。记得当时喜欢穿农村妇女式的大襟衣服，中学毕业照也是穿这种衣服拍的；报到那天，先到的同学半开玩笑地说，看了照片，以为是个很老实的农村妇女。又说，人还没到，信倒是来了。那是同考到北京的中学同学写来的，无非约着一起玩玩。但我不久后就知道，我们那所“乡村中学”在男女交往方面，又似乎风气超前了。而那正是革命时代，即使年轻的男女革命者，也不便随意往来的。至于“文革”期间风气一变，则是后话。
尤其令我敬畏的，是大城市且名校出身的同学，那些器宇轩昂的男生和风度不凡的女生，他们的见识、口才，都更令我自惭形秽。“仪态”这玩艺儿是难以描述的，但就有那么一种味儿。今天叫做“派儿”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到很晚的后来，我才看穿了那种“北大作派”，或者说“派儿”。大言，大姿态的后面，也许竟是一无所有的。但大校的确能造出这一类的“派儿”，令你即使到了陌生的远方，也能凭着那味儿，辨认出你的校友来。
你很难将大言的“大”，与大气魄的“大”剥离。大校的大，确也系于气魄。我疑心那“大而无当”的校园，也参与了气魄的制造——谁说得准呢？风气因陶染而成。至于我自己，虽在进入北大前已习惯了抑制，也似有某种情欲被唤醒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是“后来”，我又相信了北大的“大”对其间人物的致命影响。那种对大境界的渴望很可能就此悄悄地伴随了你一生，即使最终只落实于大话，只成为对你的纯粹嘲弄。其实不唯北大，通常名校学生，都有几分狂。我所读过的中学也如此。其积极效果，是有可能使你逃脱委琐。纵然落到了极不堪的境地，骨子里的那点傲气，也够你撑持一阵子尊严，所谓“倒驴不倒架”。消极处却也在此：你或许要为你的不肯趋附付一点代价。这令人约略想到贵族的命运，虽然明知有点拟于不伦。我的确发现我的校友在北大北京之外，比起别个更难于生存。当然这或许只是由于我观察的粗疏。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个民族留给狂狷者的生存余地从来狭窄。至于校园文化，与“社会”向有疏离，纯粹的校园动物，很可能永远地失去了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当然这多少也属危言耸听。
话说得远了，再回到前“文革”时期我所在的北大。我还得承认，对新环境的适应不良，自惭等等，多少也因了女孩子在那个年龄难免的虚荣。最初一时，我的那些女伴在我眼里是那样耀目，即使因风气所限，她们不得不将美好的躯体裹在简陋的衣着里，也能令人感觉到美的辐射似的。美而革命，实在是一种幸福。
令我倾倒的还有高班学生。记得曾有一位沈姓女生领我们做操，那自信与干练，就令这一群中学女生羡慕不已。其实她并不美，吸引了我们的，是所谓“风度”。这沈姓女生已不在人世，是“文革”初期自杀的，我并不确知原因。听到这消息时，似乎也并不震惊。只是恍然记起那身姿，怅然了好一阵子。
“浪漫”与“革命”向有宿缘。倘若浪漫而又封闭，“革命”几乎是激情的仅余的出路。我至今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文革”前夕北大校园中躁动不安的气氛。刚进入一年级，我所在的班里就组织了批判小组，“靶子”是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当时我们叫它“蓝皮文学史”，以区别于那本“破字当头”的红皮文学史）。游先生不可能对此氛围无所感觉，否则他不会在每次课前先将毛主席语录一丝不苟地写在黑板上。也有照旧用了响亮的京腔讲他的宋词元曲，且在李清照的“愁”字上回旋不已的，只是这位先生肯定不知道，他的学生正格外起劲地记笔记，以便备足批判材料。即使已入老境，我也不想说这只是些儿童游戏。
当时的我们是十足庄严的，虽然未见得真以为天下兴亡在此一举。
今天的年轻人已不能想像那一代人的话题。其时也如眼下青年的说刘德华、张国荣，有几个时时挂在口头的名字。挂在我们口头的，是一两位年轻而笔势凌厉的批判健将的名字；其中的一位，即后来进了“四人帮”的姚文元。偶尔在晚饭后，有男生找我聊天，谈的无非是这一类的大题目。我们绕着未名湖，有时竟绕着校墙一圈一圈地走——这已在当时的风气之外。但我知道，那话题实在是很革命的。
这是“前文革”时期。充斥在空气中的激情与暗示，令你时时有所期待，对于笼统的“变动”以及具体的“事件”，尤其“事件”。你的期待总不会落空，即使那只是小小的事件。比如某家刊物的封底油画中埋伏着几条反动标语以及人像等等。晚间在寝室里，一伙人仔细研究千方百计找来的这刊物，事件的神秘性令人兴奋不已。这种期待此后更被“文革”所鼓励，又被“文革”所消耗。持久的兴奋与期待之后，多半是刻骨的疲惫。到70年代初下乡插队，心境已一片冷漠。那两年里像是很少读报纸。那地方缺纸，大字报一上墙，就被农民一块块撕下来卷烟抽了。无所期待，也不大有好奇心——除非有关再分配或回城的消息。直到1971年9月那个爆炸性的事件辗转传递到偏僻乡间，才重又具体地感觉到了“政治”。此刻的北京怎么样了？
“前文革”之为“文革”的前奏，或许只有在北京且北大这样的所在，才能令人感知。身处此境，你才相信一切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那张大字报正属于你所期待的，虽然你的期待并不这样具体。你等着那终究要来的，你等着有什么炸开那布满虚伪的平静。你等来了。
而我自己却在“等来”之前先已崩溃。这是另一回事，先不去说它。
我不能假惺惺地说我有什么“先觉”。事实是，我体验了那浪漫的“革命”对一个心性柔弱、决无革命气概的女孩的吸引，此后更有对于这种与其说是“革命”毋宁说是知识者的“革命想像”的持久迷恋。这似与我的性情不合，但这是真的。还记得1964年的“一二·九”，班里开晚会，我请求熄了灯，在黑暗中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革命实在是“青春事业”。十几年后重回北大，读现代文学的研究生，由30年代文学中，读到的就是青春浪漫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尽管文字粗率，那属于年轻人的热烘烘的气息，是我所曾经熟悉过的。五四则是北大的青春时代，生机淋漓。我一再觉察到北大人保有青春的魅力，却相信大校亦如大国，也会衰落的。这样说或如枭鸣，只让人厌恶，不说也罢。
1978年考回北大，实非我自己所愿。“文革”中期离开北大时，我曾打算和这个鬼校永别的，却如鲁迅《在酒楼上》所说，苍蝇般绕了个小圈子，又飞了回来。人的想到所谓的“命”，多半也在这种时候的吧。
刚回北大时，我甚至怕走某些太熟悉的地方，比如原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或是五院？）。那一带在我，有种冷酷的味道。但我还是渐渐安下心来。这一趟“重来”，使我有机会进入另一个北大，是我已往疏于了解的。我只是到这时，才注意到燕南园的西式住宅，留心弥漫在燕南园、朗润园一带的不易描述的气氛。而我十几年前进入北大时，也如我的同学，眼光总是由这种所在漠然地掠过的。后来我更走进王瑶先生的客厅。我与师长辈打交道一向局促，但这间客厅影响于我此后的生活是这样大，从我第一次走进它时就注定了。由遥远的事后看来，不也是“命”？
我仍然不大能和老先生来往。读研究生的三年里，曾因人之托，去过一趟宗白华先生家。宗先生的家陈设似乎极简陋，两个老人（？），在室内昏暗的光线下。全不记得当时问了些什么，只记得宗先生正如通常形容的那样，很“慈祥”。临毕业时，送硕士论文，又去了一次吴组缃先生府上。当时天气已热，我被他的家人请进屋时，吴先生正穿着背心短裤，于是便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有点狼狈。我倒因此而松弛下来。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像我的父亲那样。直到我毕业，其他老先生，只是远远地看到过。大家合影，王力先生到得稍迟。笑嘻嘻地迎着大家走过来。还有一次，和同伴们一起，见到林庚先生打不远处大步走过，外衣被风吹开，觉得很飘逸，目送着，议论了好一阵子。三年下来，我所熟悉的，只是王瑶先生的客厅。
但在我，这才是北大。我终于进入了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