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文门（元朝称哈德门，蒙语，意福门）走直线到宣武门，肯定要经过正阳门（俗称前门）。有数年时间我奔驰在这条直线上：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我骑在我的战马上，也就是我那破旧的二八凤凰牌自行车上，每过正阳门，我的目光便会在那高大灰暗的建筑上停留片刻。那是画册中的前门、歌曲中的前门、烟卷包装纸上的前门。美国人保罗·S·芮恩施在《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一书中说过：“内城中央的城门（前门）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穿过这座城门或站在城门下面时，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难忘的印象，感到这个独一无二的首都所特有的了不起的威严高贵。”芮恩施是20世纪初的美国驻华公使。他所记录的北京是袁世凯、张勋、梁启超的北京。有时我的思绪就停滞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遥远的北京。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外国人能够说出我们自己对于北京的感受，但在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中，在仿佛永无尽头的无聊感中，我们必须获得跳出这座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跳出我们自己的方法；而想像这座我居住的城市，体验它超现实的“威严高贵”或别的什么，当能使我面对双倍的生活。
正阳门南面是著名的前门商业街。街道不宽，可人头涌动。当年莺歌燕舞的八大胡同就是从这条街上西逸而出。无论陈独秀还是胡适之都曾在那里落过脚。前门大街向南指向永定门。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和钟楼。除正阳门外，纪念堂、纪念碑、国旗杆、天安门、紫禁城午门、玄午门和景山中峰，由南向北依次骑跨在这条中轴线上。要认识北京乃至中国，就必须认识这条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上，死亡与历史重叠，死亡与权力重叠，死亡甚至与辉煌伟大的信仰重叠。说来奇怪：北京是一座如此拥挤的城市，固定人口1200万，流动人口约700万，可它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说那些房屋是空的可能并不正确，那应该是幽灵，至少是记忆幽灵的栖居之所。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联想，我有一位朋友坚持认为纪念碑内部也是空的。他写过一篇故事，讲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追赶。这被追赶的人在北京纵横交错的黑暗的地下道里狂奔乱撞，正无路可逃，却见前方有一光亮，以为那里是通向地面的地下道出口。他像在烟囱内部攀着钢筋梯镫爬上去，探头一看，吓了一跳，发现自己正置身于纪念碑碑顶，下面是历史创造者们钟爱的、号称全球最大的广场，那里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革命或反革命事件。这是一个奇妙的狂想，也许实心的纪念碑碑体对它根本不屑一顾，但它依然是一个奇妙的狂想。
无比有，空比实，更能激发想像力，特别是历史想像力，以及形而上学想像力，以及针对永恒的想像力。纪念碑虽是实心碑体，可今日的紫禁城确是一座空城。我听说，在夏、秋两季，每当游人在傍晚被清出紫禁城后，宁静的夕光便会为那些庞大的建筑投出更加庞大的阴影，而太和殿前肃穆的广场上便会落下成千上万只乌鸦。这听来的情景令我想起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地狱第二圈：那些生前的好色之众死后变成乌鸦永无息止地飞旋，形成乌鸦的风暴。那些乌鸦多么渴望能有这样一座人间空城可以略事休息，无生人打扰，自由自在。
我已有十几年未踏入紫禁城（此处专指现在的故宫博物院），但我乐于想像这座空城。想像它的最佳地点，我敢说，就是在它的红漆大门之外。而红漆大门之内，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大地主的宅邸，既用于睡眠、享乐，也用于发号施令。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来到午门外。那20多米高的大墙从三面围拢我，我感到我是置身于历史、传说和神秘之中。我沿着青石铺就的甬道走向关闭的午门门洞，忽闻一声大吼，我抱头鼠窜。一个蜷缩在门洞里的人开始大喊大叫。他的叫喊声回荡在三面高墙之间。我听出那是一个傻子。他像条野狗一样被我惊醒了。另一次我探访午门是在深夜一点多钟，那天夜里大雨下成了黑色。我在雨中仰望午门城楼，幻想着一队清兵或一队宫女显现，因为我听说在雷鸣电闪之夜，古老的建筑有时会释放磁波，再现昔日的场景。但是忽然，身后有了动静。两个黑影朝我走来，他们手里还端着枪。难道他们要在我祖国的心脏、这午门之前把我变成一个鬼魂？就在我被吓破胆之际，我发现他们不是歹人，而是两名士兵，他们负责警卫这空空的落满雨水的紫禁城。他们走到我近前，看清了我，然后一言不发地又回到他们蔽身的古树之下。
二
上大学时我听过一位美国教授的讲座。教授的名字我忘了，他讲座的题目我也忘了，但还记得他提到过一位西方作家写的有关北京的小说。小说里讲到一个西方人爱上了皇宫里一位满族妇女；这西方人还奇异地探访过北京城地下的另一座北京城。我一直对这两个情节非常着迷，却从未找到过那位教授提及的那本小说，直到最近，我在北京东北郊花家地的一家小书店里翻到一本书。该书作者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英国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该书书名《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是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集。我因读过他讨论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著作《天安门》，又见此书讲的是西方人对中国的想像，便将此书购回。到家我才发现，早在八年前我就买过这本书，但一直未读，既然买了两本，看来这书我是非读不可了。于是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名字便通过史景迁教授再次映入我的眼帘。谢阁兰，法国人，1909年至1917年三度来华，寓华时间约7年。1993年三联书店出版过他的诗集《碑》和小说《勒内·莱斯》的中译本。《碑》我读了，可《勒内·莱斯》却被我丢置一旁。这是多么可耻的粗心大意！当我因为史景迁教授对这本小说的复述而从我的书架上重新翻检出它的时候，我想到巴西作家保罗·戈埃罗在《炼金术士》一书中所讲的故事：西班牙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被自己的梦境牵引，跨海渡洋，千辛万苦，远赴埃及寻宝；结果他发现财宝就在他的家乡，就在他出发的地方。故事绝对精彩，不是吗？或许我千寻万觅《勒内·莱斯》的过程与圣地亚哥的经历并不完全吻合，但我通过想像“另一个北京”而认识我居住的北京的努力，至少呼应了《炼金术士》的结论。
在谢阁兰笔下，比利时年轻人勒内·莱斯作为清廷秘密警察的头子，几次挽救过摄政王的命。他还是隆裕皇太后的情人。谢阁兰暗示，这一切有可能只是居住在北京的勒内·莱斯的幻觉。小说写得模模糊糊，奇想不断。谢阁兰竟然奇想到北京城下另有一座北京城：北京并不像人们可以相信的那样，是一块忠诚与奸诈的角逐在其地皮表面进行的棋盘图形：北京存在着一座地下城，这地下城自有它的城堡、角楼、拐弯抹角之所、毗连邻接之处，也自有它的威胁，它的比水井更可怕的“水平走向的井”。……这些东西在地图上找不到。……这真是一座地下充满空穴的深邃的城市！
谢阁兰的叙事并非出神入化，但他的奇想启迪了卡尔维诺，或许他还是熟悉迷宫与噩梦的博尔赫斯的先驱。而最奇妙的是，他的奇想后来竟被林彪变成了现实（林彪不可能听说过谢阁兰的《勒内·莱斯》。难道林彪是另一个天生的谢阁兰？）。在他摔死于温都尔罕之前，他通过大搞战备而将人们派入地下，建成了一座由地道和地下掩体构成的地下的北京。那时我还是小孩儿，一听见警报响起便满怀着对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奔向防空洞。在地道或地下掩体中，我想像苏修或美帝的导弹、原子弹在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炸开了花。当我怀着想像的仇恨长大成人，那些地下设施的一部分变成了地下商场；当我结束了我被偏头疼折磨的青春期，那些地下设施的另一部分变成了秘密妓院。因此，北京的确存在着另一个北京，是老舍那类人所不曾见过的，就像这世界上存在着老舍不曾见过的生活、不曾读过的诗篇。日常生活的北京还不是全部的北京。你需要想像北京，北京会满足你的想像；即使它暂时没有你所想像的东西，它也会应着你的想像长出你所想像的东西。我们都从想像中来。
多年以前一位小说家曾向我提及，中国古典文学对他来说仅仅是一个他者、一处风景，当他使用中国古典文学时，他是把它当成了类似异国情调的东西。这异国情调并不能激发他的创造力，而是赋予他足够的空间感，也就是说，本来属于时间的东西被他空间化了。不要以为口出斯言者是一位西方小说家，他恰恰是一位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的中国人。倘若我暂且抛开文化道德立场来回味一下这“小说家言”，那么我不得不倾向于承认这是一个行家里手的高见，尽管他也许会在台面上否认自己持有上述看法。我并不想说我认同这位小说家的“异国情调说”，因为文化道德立场在我是无法彻底抛弃掉的，因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存在一些与道、与天命有关的非文学的东西，这与我眼前的北京所包含的东西极其相似。但我同样渴望以一个“他者”来破坏掉我习见的北京，这“他者”就是我对北京的想像。它不仅应带给我空间感，也应带给我历史感：一座幽灵与活人混居的城市比一座被行尸走肉占满的城市更抒情；一座与其地下城市相对称的城市才适于精神驻足。让我走得再远一点儿：或许除了北京和北京之下的北京，还有一座北京之上的北京。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