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舟
在中国，农民这个字眼常与文化的落后、思想的封闭和愚钝、经济活动的非理性联系在一起。可是，在北山村调查的几天中，我却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己解放自己之后，他们的思想随着生产力一并解放了。如今，市场的观念早已在农民心中扎根，而对收益最大化的追求则成了他们各种经济行为的根本出发点。
然而，目前仍有种种困难横在农民面前。知识的贫乏使农民们依然无法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加大了投资风险。大海潮起潮落，风波难测；农户们的投资经营也如潮起，如潮落。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所以农民对子女的教育给予极大的重视，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成了农民们迁移的重要原因。
从案例主人十多年来的种种决策来看，他都是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来追求收益最大化。贩木材，他利用的是自身技术上的优势；养殖贻贝、海蛎由于起步早，圈得了较好的滩涂。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他受到了政策环境、自然环境的约束：贩木材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而中止，养殖贻贝、海蛎由于水体污染而遭受损失。从内因上看，有其人力资本的因素，如技术知识的匮乏；从外因上看，监管力度不大使水体污染加剧、资金来源不畅导致高利贷盛行、市场信息不全和缺少引导致使一有新项目农户们就一哄而上最后一哄而散。案例主人最终停止投资，一是因为年事已高，二是几次投资失败造成的债务负担和心理冲击。
如果说案例主人十多年的起起伏伏只是转轨大潮中的一个小水花，那么高利贷问题、农业投资减少的问题、土地流转不灵以致抛荒的问题则是波及当地农村的大浪。
贷款利率降低而高利贷利率居高不下不是偶然的。从信用社的角度来看，放贷是为了能最终收回贷款，赚取存贷利差。农户的投资项目需注入较多资金，而产出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风险较大。一旦亏损，农户就无法偿还贷款。目前信用社规范信贷管理，实行贷款调查、贷款审查、贷款审批三岗分离，相互监督制约，导致贷款过程环节多，再加上信用社人员少，任何一个岗位人员缺失都会造成贷款环节中断，致使办贷慢、时间长，不能满足农民生产的实际需要，因而贷款利率降低的受惠群体并没有扩大。而高利贷以其方便、快捷的优点满足了农民生产的急需，因而其群体并不因国家贷款利率的降低而缩小，仍能在保持高利率的情况下实现供求平衡。
现阶段国家推出的农民小额信用贷款不需要担保，最高额度达5万元，可以很好地满足农民有效贷款需求。但农村信用社惧怕贷款风险，这种信用贷款推行起来难度很大。
土地荒芜、农业投资减少、非农业投资增加看似与人多地少矛盾，与政府工作目标矛盾，实际却是农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抉择。现阶段政府的粮食订购价格低于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价格，且当地政府的农业服务不足，信息、资金渠道不畅，因而，资金、劳动力在农业上的比较收益低于其他产业。追求收益最大化必然使农户的投资转向其他产业。
尽管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外出打工的人却不愿放弃土地，最主要原因在于对未来无法进行预测。他们外出打工从事的多是劳动密集型职业，很多时候打工只是一种短期行为，受到外部经济条件的制约，而下岗失业现象的大量出现使他们将土地视为自己的退路，愿意出钱雇人耕种以保持土地的肥力。传统文化所决定的农民的恋土情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无人受雇时土地抛荒又是自然的。目前，北山村占全部耕地40%以上的旱地已经全部抛荒，部分贫瘠的水田也已开始撂荒。
在时代的风头浪尖，政府应该是改革浪潮中的掌舵人。优化政府行为、完善有关政策、改革宏观环境已成为农民的迫切要求。我认为，当前政府急需完成的任务是加强农村市场调控体系建设，通过完善市场信息系统和吞吐调节系统，对市场进行间接干预，加强科技服务，指导农民的投资行为。同时，应建立农民信用制度，进行贷款对象的分层次管理，提高农业信贷的服务水平。只有政府把握住航向，农业这艘大船才能不惧潮涌，斩浪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