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危险是意识不到的。
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宣布，党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初至6月初，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14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党的工作的意见；同时，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以及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卫生界等，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征询意见。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场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山雨欲来风满楼。可是，这一切并未引起段镇的警觉，他还在全身心地投入少先队工作，甚至连家庭孩子也置之脑后。
当时，蒋文焕已担任团市委副书记，主管宣传等工作，不再分管少年部。少年部来了一位姓苏的新部长。一位地下党时期的女党员，成了主管整风运动的团市委副书记。
那些日子里，段镇正忙于抓艰苦奋斗的教育，召开中学辅导员会议，组织开展“红领巾月”，筹备“万能双手”等活动。一天，接到整风办公室的指示，要他主持召开一次反映辅导员疾苦、倾呼辅导员呼声的鸣放座谈会。
天真、直率，但缺乏经验的段镇格外认真，他感谢辅导员提出的善意批评和对领导的意见，并从团市委领导角度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向有关领导积极反映大家的要求。参加座谈会的《文汇报》记者，将段镇归纳的一大堆意见，写了一篇题为《辅导员未受到应有的关心和尊重》的文章，在《文汇报》公开发表。在段镇看来，大家反映辅导员不受重视，有些学校重教学轻教育等，全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万万没料到，这竟成了自己“反党”的一大罪名。
与段镇一直拼搏在一线不同，刘元璋发现自己患了胸膜炎，住了长达8个月的医院，精神渐渐苦闷起来。1956年9月，他出席了团中央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受到毛泽东、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他本该大干一场，却在病床上躺了起来。这时，蒋文焕来看他，见他苦闷之中不知所措，便建议他写一本少先队的书。刘元璋愣住了，问：
“我？能写书吗？”
“怎么不能？就把你做的事情，把那些耐人寻味的故事，一个个写出来，肯定是一本好书！”
“我可以试试。”
在蒋文焕的鼓励与建议之下，躺在病床上的刘元璋，陆陆续续写出了20多个故事，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刘平。于是，全国少先队辅导员写的第一本书《辅导员和孩子们》问世了，并成为1957年少先队界的一大新闻。
段镇虽有更多的故事，可他没有时间写书，也许更主要是没有写书的意识，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实践之中。
反右运动开始非但未将段镇列为目标，还安排他担任学校系统整风领导小组成员。段镇有些心不在焉，也抱怨运动太多会影响现代化建设，已被领导提醒过“小心右倾”，但他根本没往心里去。定别人右派时，他总持反对意见，为人家辩解，却因是少数而无可奈何。
1958年2月，作为少年部副部长，段镇在育才中学召开各区、县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和部分辅导员参加的现场会，观摩少年儿童在“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的经验，即用墙报、小字报形式开展反浪费教育活动。
突然，团市委打来紧急电话，说根据市委指示精神，命令段镇立即中止现场会。
段镇十分纳闷：反浪费有何错？现场会正开得气氛热烈，怎么能中止？作为党员，他只好服从组织决定，中止了现场会，返回团市委。
事情并未结束。
当段镇回到那座不对称的小洋楼里时，才发现火药味儿十足。团市委副书记命令他召开党支部会议做检查。早在1953年9月，吴芸红已调团中央少年部工作，改由段镇担任少年部党支部书记。
段镇入党已经12年，相信在党内可以畅所欲言，便与那位副书记争辩起来。他说：
“中小学生里的浪费现象非常严重，如水龙头不关、电灯不关、乱花零钱等等。队员们调查出来，用墙报和小字报的形式来反浪费，这有什么不对？”
熟悉段镇的人都知道，此人爱激动，喜欢与人争辩，而一争则脸红声高，犹如一只好斗的公鸡。那位副书记有市委领导的指示在头上顶着，岂容部下如此态度，便批评段镇太“狂”。她说着说着火气也窜上来了，指着段镇的鼻子，厉声问道：
“你敢对抗市委的指示吗？”
段镇强压着心中的愤怒，没再吭声。他以为这件事渐渐也就过去了，没往深里细想。
1958年，大跃进成了主旋律。热情的少先队员纷纷响应党的号召，在农村里大种红领巾的“试验田”、“丰产田”。在孩子们的感染下，也在高烧般的社会舆论诱惑下，段镇写了《争做敢想、敢做、敢闯的社会主义小英雄》一文。同时，他又深入到嘉定娄塘小学，总结红领巾丰产田的经验，还钻进密密麻麻的密植稻田实地考察。
如果，当时的段镇一猛子扎深了，在大跃进及以后各运动中一马当先，并且马到成功。真难以想像今天的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至少可以确信，段镇不会是今天的段镇。
历史的手轻轻一拨，段镇的命运被改变了。一天，运动办公室将段镇从丰产田急召回团市委，接受“整风补课”，接受批判。本来，上级规定团市委的右派比例应占7.8%，总也达不到标准，锋芒毕露又不服输的段镇不正是自投罗网吗？
1958年10月，还差两个月30岁的段镇，被宣布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有两个：
1、鼓吹自下而上的教育，这是反对党的自上而下的领导，是上海市少年儿童工作的一面大白旗；
2、煽动少先队辅导员群众反党。
段镇简直懵了！
黄昏时分，他记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走出那幢小洋楼的。此刻，即使撞上迎面飞驶而来的汽车，他也会毫无防备之心，他只是在想：我反党吗？从在日本兵巡逻声中宣誓入党之日起，他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反对过党？他又在何时何地煽动过辅导员群众反对过党？
他不知怎么乘上了71路汽车，也不知车上的乘客什么时候都不见了，只剩下他和售票员。售票员态度温和，问他是否病了或是迷了路，要不要帮助，他摇摇头，木然地下了车。他恍惚发现这不是天山新村，又摇摇晃晃往回走了一站，才看见那座熟悉的4层红瓦楼房。
家好像在三层上。往日归来的他，哼着小曲儿，一溜小跑跳上楼去。今天的他步履沉重，好似背了千斤的重物，一步一步艰难地爬进了家门。
“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4岁的女儿辛辛见爸爸今天回来早，兴奋地又唱又跳，去向爷爷奶奶报告，又向妈妈报告，然后冲回来扑进爸爸的怀里。
段镇抱住女儿软软的身子，一下子清醒了，又一下子更混乱了。他紧紧地把女儿抱在怀里，却再也忍受不住委屈，呜呜地大哭起来。
父母吓坏了，妻子更感到莫名的恐惧，因为相识以来，她这还是头一回见丈夫哭呢。她急匆匆走过来，接过孩子，挽扶着丈夫走进里屋。
段镇毕竟是经过磨炼的。他终于克制住了情绪，平静地对妻子说：
“蕙芳，我犯错了，对不起。”
妻子不以为然：
“犯错误有什么了不起？谁不犯？”
段镇绝望地摇摇头，说：
“这不是一般的错误，是右……”
“右派？”
妻子大惊失色，又一脸疑惑，说：
“你都左到天上去了，怎么可能右呢？谁右你都不会右！准是搞错了吧？”
由于年龄的原因，李蕙芳自去年离开了团市委机关，到蒙古路小学当了校长。所以，她不太清楚团市委的变化。
段镇痛苦地说：
“一言难尽呀！你们先吃饭吧，对老人少说一些，别吓着他们。”
一夜无眠。
当老人和三个孩子都睡了，李蕙芳悄悄地说：
“你这是冤案！去找蒋文焕，他是副书记，最了解你。”
段镇摇摇头，说：
“这是原则问题，他不分管学校系统，没法讲话。再说，他也被批判为右派边缘分子，自身还难保呢。”
“找胡德华、吴芸红。”
“他们都在北京，不了解这儿的复杂情况。”
“那你？”
“谁也不用找，我相信党，总有一天党会明白我段镇的一颗赤子之心！”
在那个荒唐的岁月，当了右派比今天得了艾滋病还厉害，不光你找人无人理，别人也都不敢登你的门了。段镇的家不再是红领巾之家，而仅仅是自己的家。
整整一年时间，段镇都在写检查，可是写成山写成海，也写不出他如何反党。他只是牢牢地认清了一条，他的确是主张少先队教育应当是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难道这就是反党吗？
段镇在反复思索：自下而上不就是群众路线吗？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不是党的工作方针吗？从地下工作到解放后少先队工作，最大的成功不都来自于这一法宝吗？
他百思不解。
为了写检查，段镇学习了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做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发现那时特别倡导“群众路线”。于是，他不但学习刘少奇的《论党》等著作，还归纳出来关于“群众路线”的观点：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具体说来，第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把这些观点用于少先队工作，除了“自下而上”得不出别的结论。
段镇执迷不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