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铭渠
思敬小学设在镇北龙山所东门外王家宗祠思敬堂中。我与王钟麟于 1939年2月初到校，我任校长。我俩都是共产党员。校内有原留下来的教师一人（国民党员），另外还有由校董刚安插的失业店员一人，他们都住在校外。学生约120人，分6个年级，3个课堂。我兼高年级主任，高年级主要课程由我包下来。王钟麟肺病严重，勉强教了3个月书，就去养病。校董又介绍一位王姓的中年妇女来代课。这样一个教师队伍，加重了我的工作负担。
1939年上半年在思敬小学的党组织是一个小组，成员是：贾德裕（中共镇海县工委委员、龙山区沙河镇乐群小学教师）、我、王钟麟。贾是小组长，我们经常在思敬堂开会。下半年，王在外养病，改为单线联系，由贾德裕、我、刘承延（山南觉渡小学教师）3人成立小组，党小组的活动，仍在思敬堂。
党交给我的任务是：以校长身份多做统一战线工作，多与中上层人士交朋友，多参加群众性公开活动，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以求站住脚跟，掩护与发展党的活动。这样，我首先与龙山所青年士绅朱祖燮交朋友。朱是龙山镇战时服务团团长。1938年秋天，他带领服务团到澥浦镇来演出，当时我是镇海青年救亡宣传团负责人之一、澥浦进德小学校长，筹款接待了他们，与朱已经认识。1939年2月，朱被推选为龙山镇（从金夹岙到龙头场）镇长，我就前去祝贺。接着我也加入了龙山战时服务团，并积极参加团里的活动，作为党联系青年的重要工作之一。
朱任镇长数月，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龙山，造成生命与房屋损失。朱怕以后再来轰炸，要我成立一个救护队并担任队长。我慨然答允，在思敬小学内成立队本部，置备器材、药物，队员主要由战时服务团团员自愿报名，或动员附近青年参加，进行训练，也作为党联系群众的工作之一。
1939年，日寇正利用汪精卫向蒋介石诱降。国民党中主和派抬头，主和派首先要反共，以达其投敌之目的。党内布置下来，要发动一次反汪反投降的群众宣传活动。我们就通过朱祖燮在双十节举行全镇提灯游行大会，内容就是反汪与反投降。这个主题在当时是容易被大家所接受的。先开筹备会，20个保都要有游行节目参加。这天晚上，游行队伍有3里路长，灯火通明，锣鼓口号震天，颇为壮观。东门外原有一个迎神赛会的镋叉会，我召集会众，进行排练，推一个人扮汪精卫，叫他口讲投敌的胡言乱语，后面有群众大声斥责，把他打倒，“汪精卫”爬起来就逃，镋叉队响起朗朗的铁板镋叉追上去戳死他，叫他死有余辜。这个活报表演，一路演去，观众看了感觉很新鲜。为了配合大游行，思敬小学还在东门外街上出了一期彩画大壁报。
1939年12月，国民党镇海县党部派来一个妇女工作队，朱祖燮招待了她们。队里派乐溪影办一个妇女识字班，要借用小学课堂，并协助招生。党小组事先得到镇海县工委通知，乐溪影要求进步，要思敬党组织注意并协助她工作。乐溪影也由县工委卓子英同志关照过，到龙山后会有人找她。我就把妇女识字班接到思敬来办。识字班教识字，唱救亡歌曲，讲抗日道理，搞得热气腾腾。这样就在思敬周围团结了一群妇女群众，有的后来还发展为共产党员。一个月后，妇工队回县后解散，乐溪影通过虞天石（镇公所事务员，已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向朱祖燮介绍，留在镇公所当办事员。她在镇公所又办了一期识字班。
1939年，米价已逐步上涨，穷人生活困难，而且买不到米。秋收后，朱祖燮主张把地主、富农的一部分余谷用平价买下来办平粜，我认为这是善政，积极拥护。他与我在东门外两保中召集保长、地主、富农开会，我们还亲自去查仓，登记能卖平价谷数量，在思敬堂中砻谷卖平价米，直到第二年麦收时才止。东门外享受平价米的户口则是由思敬小学按议定条件协助镇里填发，公平合理，不徇私情，大家满意。这时的思敬小学与镇公所的关系很密切，学校成为两个保社会活动的中心。两个保长有什么事都要同我商量一下，其中一个保长常外出经商，几乎由我代理。我似乎已不是一个外地人，而在本地生根了。
1940年上半年开学，姓王的代课女教师不来了，我就找了青年教师方宗岳补充。方宗岳能与学生打成一片，使学校有了生气。夏天，王钟麟逝世。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过早逝世，未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我们对此感到很痛惜。上半年，刘承延决定到富阳去，我们劝阻不住，但他到富阳后就脱党。
1940年下半年，县工委要思敬党组织安排张谦德（党员）的职业，通过虞天石介绍他到虞洽卿办的龙山小学教书。思敬原有的两位教师这时都已离校，就调贾德裕、乐溪影来接任。当时，我、贾德裕、乐溪影、方宗岳都是共产党员，队伍就很整齐。在思敬成立了党支部，贾德裕任书记，张谦德与我是委员。
秋天，龙山战时服务团演出多幕抗战话剧《凤凰城》，党内外的团员都积极参加演出或做后勤工作，连国民党龙山区分部书记、县立演进中心小学校长魏约平也被邀请上台演出，团结气氛很好。演出也相当精彩，在群众中获得好评。
初冬，镇海县政府要龙山镇公所办一所民众夜校，没有一所小学愿意接办。因为这要增加教师劳动而毫无报酬。最后我接受下来，思敬开3个课堂，连我在内只有4个教师，已够辛苦了。但这是一个宣传、组织群众的机会，不能放弃。回来经党支部研究，大家一致赞成举办夜校。招生对象为不识字的雇贫农。次日，马上进行家庭访问。有的地主、富农不愿意雇农进夜校，怕雇农以后不听话以及影响第二天劳动。我们一面讲道理，一面也用镇公所的名义稍稍施加压力，结果招了30多名学员。开学之日，我们特地请朱祖燮来吃晚饭，参加开学典礼讲话，为夜校壮声势，使地主、富农不能在背后阻挠。
夜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大家分担一些课程，通过识字、唱抗战歌曲、讲抗日革命道理、讲形势，把贫雇农们带到一个新的天地中。但这样做必然触及一个阶级关系问题。贫农诉说交不起租，借不起钱，有病不能医，屋破无钱修，年龄大了无法结婚，等等，感到生活没有出路。雇农差不多都是外地（温州、台州、余姚）人，单身到这里来出卖劳动力，一天工作10多小时，回来与牛、猪、羊同睡，平时常受东家辱骂，个别雇农甚至还会挨打，与东家同桌吃饭时，连吃菜都要看东家面色，最使他们伤心的是生了病，稍重了些，东家怕死在自己家里，就把病人抬到凉亭或破庙中去，无人照顾，造成死亡。他们举了一些实例，讲到这里，声泪俱下。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诉苦”这种教育方法，但这种自发的诉苦，教育了雇贫农自己，也使我们受到一次实际生动的阶级教育。出路在哪里？说到底，要跟共产党抗日革命。雇农贫农与我们的关系，已不仅仅是师生关系，开始进入了阶级兄弟式的关系了。夜校大约办了两个半月，到小学放寒假时暂告一段落。
这年发展的共产党员有乐溪影、方宗岳、郑仁秀、虞和英、洪品高、邱焕高，还有农民夜校中发展了袁庆高等3人。邱焕高是大资本家虞洽卿老家保卫团的班长。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估计浙东可能会沦陷，各级党组织要做敌后打游击的准备。思敬党支部要张谦德就近对邱焕高进行观察教育，经过支部多次研究，才发展邱焕高为党员。后来邱由虞天石直接联系。
1941年2月开学，张谦德就调走，支部又发展凤浦岙方显域为党员。
这时朱祖燮与国民党龙山区区长董国瑞闹翻了。朱坚决辞去镇长职务。我们认为朱任镇长对我党工作有利，虞天石和我曾去劝说朱打消辞意，但无效。镇海县工委要我去争取当镇长。于是贾德裕把虞天石从湾塘找来（虞原负责龙山战服团日常工作，由于国民党县党部的种种限制，工作陷于停顿，虞才由党组织安排到湾塘小学教书），要他把我向朱祖燮推荐，由朱通过保长与士绅公举我继任镇长。但上报到县政府后，还没有批复下来，镇海就沦陷了。
思敬的农民夜校，虽已告一段落，但好多雇贫农夜里还经常到校里来。因此在雇农中秘密成立了一个雇农会。这时物价不断上涨，而雇农工资照旧，引起生活困难。大家准备在春耕开始后向地主、富农提出加工资，如果不答应要求，就以罢工的形式迫使他们屈服。党支部对此予以支持，并且在贫农中进行教育，要支持雇农，秋后争取减租减息时，雇农支持贫农。但又感到龙山镇20个保，只有两个保的雇农罢工，力量不足，要去别的保秘密联系发动。加工资的谈判代表也没推定，工资要增多少，还有什么条件要提出，如果谈判不成，就罢工，万一罢工后地主富农不屈服，怎么办？夜里，雇农在一个坟地的树林中秘密开会，贾德裕化装了去参加，传达了党支部的意见；但他们不耐烦，急于进行斗争，认为有的保也曾个别去联络过，没有成功，东门外先行动起来，别的保自然会跟上（后来事实并非如此）。后来代表是推定了，谈判内容大致是：一、增加工资若干成（我已记不清，主要照米价加）；二、改善伙食、睡觉等生活待遇；三、对雇农不得打骂，侮辱人格；四、雇农有病应给予休息机会，不得随便向凉亭破庙一抛，加速死亡；五、雇农有成立雇农会与进夜校读书的权利；六、解雇要经双方事先协商，不得到农闲时单方解雇。但当时主要的是第一条要加工资。其他决定如：贴出通告：规定谈判日期以及组织纠察队等。党支部根据不能给群众泼冷水的精神，当夜为他们写了要求加工资的通告贴出去，要地主、富农派代表进行谈判，如果不来谈判，后果（即罢工）由他们自己负责。地主、富农开头有些惊慌，但后来看到只有东门外两个保在行动，观望态度，不来谈判。第三天，两保雇农就罢工，并组织纠察队，不许少数落后的雇农去上工。贫农这时候到处散布同情雇农言论，认为地主、富农应派代表谈判，以此支援雇农。
地主、富农开始对罢工以为是威胁之词，到了真的罢工，在农忙季节，犹如晴天霹雳，急得双脚直跳。但他们还是不愿谈判，而是以武力镇压，如富农王文舟，就动手打自己家里的雇农。雇农集合起来，扭住王文舟不放，逼他当场在街上点红烛放爆竹赔礼才息事。富农加流氓的王志康，先去扭打一位本地社会青年黄宗华，因为他曾在农民夜校中帮过忙，他家不种田，以为是他发动罢工的。结果雇农们出来干涉，王志康只得罢手。接着，当天傍晚王志康陪了国民党龙山区署的文书唐笠僧（王的妻舅）、区署密探郑品法（西门外人，小名阿狗），带了手枪突然闯进思敬小学来找我。这时房间中有我、贾德裕和方宗岳在。他们把手枪向桌上一甩，气势汹汹问我为什么要叫雇农罢工。雇农是你们在夜校里教出来的。我把面孔一板说，我们虽然在夜校教过雇农的书，但与他们罢工无关。现在米价物价高，工资低，要求加工资，是很自然的事；但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不知道，你们与他们去谈判就是，何必来问我们。他们见我这样一副腔调，倒有些犹豫起来。这时房间外已来了好多雇农，手持锄头铁钯，怒气满面，并大叫：“与戚先生有什么关系？罢工是我们的事，你们来找我们谈判。谁动戚先生一根毫毛叫他走不回去！”这3个家伙像瘪了气的皮球，口头说：“蛮好，蛮好，以后再说。”夹着尾巴，穿过雇农的人群后溜掉了。我们3人哈哈大笑。但斗争还僵持着，我们需要促使地主、富农与雇农谈判。不料第4天（即4月19日），日寇在镇海登陆，占领宁波等地，人心惶惶，形势大变。那个区长董国瑞当天就逃走了。我们认为在当前民族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再罢工下去会不得人心，劝说雇农照顾大局，采取分小组与地主、富农分散谈判方式，适当增加工资与改善生活待遇，以暂时结束斗争。地主、富农看见国民党区长已逃跑，再也没有后台可依靠，对沦陷后的局势又未可预知，也愿意做些让步了事。思敬小学支部，由于敌人登陆，也避免了国民党政府来找我们的麻烦。这次加工资斗争虽然存在着一些缺点，如事先没有发动其他的保，光两个保容易陷于孤立；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方式上也还可以有所讲究，如可以先写个公文给镇公所与区署，先礼后兵，争取合法地位，不必一出通告，不来谈判就罢工，做法较简单生硬。当然写个公文不一定能生效，但从斗争策略上来讲是需要的。雇农在这次斗争中表现了他们的阶级觉悟、斗争精神、组织纪律性和团结友爱精神。这次斗争长了雇农志气，灭了地富威风，使我们深受教育，也使雇农们更看清了地富们的狰狞面目，更痛恨他们，增强了可以与他们斗争的信心。
沦陷后，虞天石从湾塘学校回到龙山镇老家，就到思敬小学来报到，谈到湾塘乡公所把两支步枪以及子弹藏到他们办学校的祠堂里，我一听，连夜请他带方宗岳到湾塘去取来。他们去时翻低岭经觉渡寺，回来时取捷径过澥浦镇，来回五六十里，过澥浦镇时，碰到保卫团巡夜队，两人把机柄一扳，大喝一声：“你哪一个？”立即把对方吓退了。一出澥浦，拔脚就跑，跑出邱王后，已到后半夜，眼睛发花，把小河当路，双双连人带枪掉进河里，爬上岸来，又下河捞枪。回到思敬已浑身是水。我还没有睡，煮了一锅粥，等着他们。
沦陷后，镇海县工委把贾德裕调到江南去，思敬支部由我负责。但过了一二天他又来了，说江南王贺乡要成立部队，县工委要从东门外调人去，这样把方宗岳、黄宗华（社会青年）以及袁庆高等5名雇农调到江南去了。思敬小学也就停了课。接着县工委介绍镇海民众教育馆的流动施教团的支部书记李平、施教团团长沈邦祺、团员林勃、沈一飞（女）、余也萍（女）等共产党员来思敬小学找我。李平告诉我，县工委要他来商量组织游击队的。我临时招待他们吃午饭。饭后，李平要沈邦祺先回老家沈师桥去看看情况，其余4人由我安排在东门外群众家里住下。夜里，我和李平、林勃3人就在思敬小学里商量建立游击队的问题。
第二天，虞天石来报告说有消息：澥浦警察派出所的一批枪已被一些地方人士用钱收买下来，今天下午将经过雁门岭邱王一带运到西边去。这时枪就像宝贝，我们几个人就化装到邱王西边的一个凉亭去等候，准备拦路夺取。但一直到天黑，未见有动静。
过了一天，沈邦祺回到思敬，谈了他老家沈师桥的群众条件与地理条件如何有利于成立游击队。李平亲自到沈师桥去看了一次，回来后，就决定到沈师桥去成立游击队。他说当地有不少知识青年与农民可以发动，海地宽广，青纱帐起，到处可以隐蔽，并把沈一飞、林勃、余也萍也调到慈北去了。
这时，300多名鬼子突然要下乡来“扫荡”，前一天下午我已获得情报。当天深夜，我与乐溪影把保里的两条步枪、一支左轮手枪（已坏）和虞天石、方宗岳从湾塘取来的两条步枪以及所有子弹（这些枪弹后来都给镇海江南独立中队抽调了去），还有一箱子书，从思敬堂角落取出，放在一只大木浴盆中，泅过河，放到东北角200多米外一个土地堂的神龛下面去。第二天上午，果然有300多名鬼子兵经澥浦、邱王来“扫荡”。一到龙山所东门外，把大部队停在大路上，派一个班直冲远离大路的思敬小学，大肆搜查，什么也没有搜到。又去搜查土地堂，也没有查出武器与书籍。后来鬼子兵到伏龙山上火烧伏龙寺，杀死了和尚，然后在龙山所吃中饭，在西门外抢了100多担货物，于傍晚翻雁门岭回宁波去了。鬼子到邱王时没有搜查启文小学，在西门外没有搜查演进小学（它是县立的中心小学），到山下没有搜查龙山小学，而独独搜查思敬小学，并且还去搜查土地堂，这事很奇怪，什么原因，我到现在还解答不出。
鬼子走后，我与李平再到思敬小学商量游击队问题，决定去缴虞洽卿老家保卫团的枪。通知虞天石与邱焕高来到思敬与我、李平见面，具体布置了缴枪计划，要邱做内应。鬼子来“扫荡”的前一天，保卫团已把步枪藏到旁边花园里的一座空坟中，外边只留驳壳枪，团丁虽没有解散，但行动已散散漫漫，有的住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些给我们以很大便利。去缴枪的那天，天快黑时，我与虞天石去查看一次，只见李平、沈邦祺带着慈北来的同志已分三处在指定地点隐蔽好，负责带路进花园的乐溪影也已等着。天黑人静后，缴枪队伍分头到保卫团附近，邱焕高利用夜间由他值班的机会，早已打发团丁去睡，把中队长反锁在寝室中，把所有驳壳枪（连中队长的）都收集来挂在身上，用灯光发出信号，同时把花园门大锁打开，大家进去掘开空坟，把枪支弹药全部搬走，非常顺利。邱焕高随队撤走时，为了防止虞家对邱焕高家属（住邱王）报复，我们要邱事先写好一张启事贴在保卫团墙上，大意说，我借了枪是去抗日的，不会去做坏事，你们放心好了。如果对我的亲属为难，我要对你们不客气。我和虞天石看到一切都顺利后，当夜他故意到龙山小学里去过夜，我跑到一位士绅家里去聊天，以掩饰我们的行动。第二天，这件轰动龙山镇的消息传开了，但以为邱焕高与慈北、姚北的人有什么联系，没有怀疑到我与天石，因为缴枪前我们与邱的接触都是很秘密的。
缴枪是顺利的，但他们回去时在海边迷了路，只能把步枪沉到河里，带短枪与子弹回去。第二夜再组织人去运步枪，回去时，不愿再走海塘，改走大路，所有步枪在掌起桥被慈溪国民兵团截去。更不幸的是李平、沈一飞、沈邦祺又在沈师桥等地被慈溪国民兵团捕去，先后牺牲。只有邱焕高当场被子弹划破头皮血流满面而昏倒，反动派以为已死，把他推下海塘，潮水涨时，海水把他浸醒，他尽力在塘石上磨断手上反绑的绳子，逃到龙山来找虞天石。虞天石马上来告诉我。我们商量后，经过多次转移地方，秘密治疗，两个多月后伤口痊愈，这中间虞天石出了不少钱和力。后来我们介绍邱焕高到三北游击司令部第五支队第四大队工作，1945年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林勃、余也萍他们在西蔡村设联络站。我要乐溪影带路去找到他们，要林、余赶快回到东门外，然后到江南向县工委报告李平他们出事经过。这次缴枪事件由于我们缺乏军事常识，政治警惕性不高，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思敬小学中的党组织在短短的两年半中，斗争的经历是复杂的、丰富的，教训也是深刻的。与思敬支部曾经有工作关系的同志，有的早已为革命牺牲或病故，尚存的都已年老多病，人数很少。我有责任记录其史实大概，以作纪念。
另外，我们校内党员教师虽然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但还是保证教学质量，常常工作到深夜。所以在龙山所的学生还有从别的小学转学到思敬来的。高年级同学中，后来有好几位参加革命，如方之光同学在解放战争中牺牲。1941年3月，龙山区小学国防体育比赛，思敬小学曾获得全区第一名。这虽然是小事，但说明我们有竞争精神。
再，我们生活很艰苦。当时物价高涨，工资无法增加，吃饭两稀一干，副食品只是素的，难得吃顿荤菜。为了革命，大家咬紧牙关，艰苦奋斗，从无怨言。生活虽苦，精神上是愉快的。
（选自《风范——戚铭渠同志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