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金迅
一、地理、环境、形势
慈镇县地处杭州湾南畔，东、南、西南与驻有日寇重兵的镇海县城（今镇海区）、宁波市、慈溪县城（今慈城镇）相连，管辖龙山、庄市、庄桥（1945年2月划归慈溪）、沿山（1944年11月成立）四个区。
龙山区以澥浦为界，山之南称山南，有8个乡镇，与庄市、庄桥两区毗邻；山之北称山北，有7个乡镇，与慈姚县观城区接壤。姚华康伪军“镇北保安团”在澥浦设立团部并在河头市、邱王建立据点，山南山北被分割开来。山南是平原，处于姚伪与慈溪国民兵团宋清云部（后也投敌）包围之中；山北背山面海，中间平原，便于回旋，我军经常活动，成为县委领导各区人民与日伪顽进行艰苦斗争的后方基地。但是观城地区的汪伪精锐“中央税警团”在邻近龙山区的掌起桥筑有据点（后来是宋伪军），与姚伪南北呼应，不时到龙山区骚扰、抢粮、捉人；配合日寇进行“扫荡”、“清乡”，并想在龙头场构筑据点，被我军歼灭其一部分后撤走。伏龙山上驻有日军。
尽管环境险恶，战斗频繁，但军民一条心，敌人无法摧毁这块坚强的基础。龙山区教育界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并在教育战线上与日伪顽进行了不断的斗争，为抗战教育、造就抗战人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顽方对教育的态度与日伪对教育的摧残
在沦陷之前，国民党对龙山区的教育工作控制甚严。他们在重要的、有影响的学校里安插了区分部书记一类人物当校长，以便监视附近学校。如龙山区的演进中心小学校长魏约平、施山小学校长钱鹏等人。1938年期间国民党镇海县党部就是通过这些人在各小学里强迫教师集体入国民党，狂妄地宣称“不入党，不能教书”而对不肯入党的教师则暗中审查、歧视和退聘，他们还在教师中散布“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动思想。魏约平甚至到了1942年还在凤湖初级中学多次宣扬这种谬论。
沦陷后，国民党镇海县政府江北办事处主任汪立本只想发展部队、搜刮民膏。在 1941年6月至12月的六个月中就与姚华康部火拼了三次。后来刮了不少钱财就逃之夭夭了。他们对学校这个无钱可搜刮的事情，也就不感兴趣，虽曾设过教育科，徒有其名，而且不久就取消了。
沦陷后，宁波、镇海的伪政府粉墨登场，汪伪教育部编印的教科书乘机推销起来，对城市及城市边沿地区发行较多。但龙山区这种伪教科书较少，因为沦陷不久淞沪游击队“五支四大”就到这一带流动，设立办事处，他们打日寇，守纪律，有很大的军事、政治影响。但姚华康投敌后就两次冲“小教训练班”，一次冲凤湖初级中学，日、伪军还殴打、逮捕其据点附近的小学教师与学生，环境是险恶的。然而师生们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更仇恨他们。
三、坚持抗战教育方针，重视教育事业
龙山区小学较多，几乎村村有一所，如雁门乡王家与邱王为一个自然村，却有两所小学。沦陷初期这些学校只能凭着教师的认识和爱国心在维持着“识字教育”而已。1942年6月华中局派来主持浙东工作的谭启龙同志到达三北；7月，中共三北工作委员会和慈镇县工作委员会先后成立，月底浙东区党委成立；8月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三北地区开始建设浙东抗日根据地，抗战教育的方针才在教育界中贯彻执行起来。在这之前，5月下旬，国民党镇海县政府派张志飞担任江北办事处主任，李长来任副主任（兼庄市区区长），戚铭渠任龙山区区长，虞天石任“北办”指导员。由于张志飞热心抗日，要求进步，因此能与李、戚、虞三位共产党员（都是慈镇县工委委员）合作得很好，许多抗日措施得到贯彻。李长来是从延安学习回来的，当过小学校长、镇海民众教育工作馆馆长，曾写过《壕沟与教育》一书，后通过其父李琯卿向当地教师宣讲。由于他对教育是内行，在“北办”里就分管宣传、教育、干部训练和群众工作。戚铭渠、虞天石也教过书，他们对在敌后必须坚持抗战教育的意见是一致的，张志飞也同意。所以举办“小教训练班”、创办“凤湖初级中学”和成立“龙山区教育会”等工作，就在1942年下半年先后都实现了，并取得很好的成果。
（一）举办“小教训练班”（“小教研究会”），培养小学教师与革命干部
鉴于农村小学教师和失学知识青年是一个吸收干部和培养干部的源泉，这就是举办“小教训练班”的目的。第一期“小教暑期训练班”，第二期“小教寒假训练班”，这两期都是以“北办”名义主办的，李长来亲自主持并讲课。第三、四期是以龙山区教育会的名义主办的，改称“研究会”。第一期：1942年7月14日至8月6日，地点在凤浦岙资敬庵，学员40余人；第二期：1943年1月19日至1月31日，在田央乡跳山庙，学员68人，因敌情而转移，最后在任佳溪仁美小学结业；第三期：1943年4月5日至4月7日，在跳山庙开学，后移叶家祠堂结业，学员94人；第四期：1943年7月12日至8月2日，在龙城镇西门外演进中心小学直到结业，学员96人。人数逐渐增多。
学员的来源，第四期最为广泛，除慈镇之外，还有来自姚北、鄞西、鄞东等地的。小学教师外，也有凤湖初级中学教员和部分学生，有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社会上失业失学的知识青年，政治素质一般较好。一、二期结业学员，有三分之二分配在民运、妇运和机关里工作；第三期是现任小教集训性质，第四期以培训小教为主，结业后基本上分配在小学里。四期还发展了一批党员。
四期训练班（研究会）都是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一“抗大”精神作为准则的，教学方法上采取理论联系实际，听课与讨论结合；生活上是集体与个人自由相结合；管理上是采用民主集中制。所以生活虽然艰苦，但气氛很热烈，比如睡在地板上，伙食（由公家供给）又清淡；学习时席地而坐，膝盖当课桌，遇有敌情要紧急转移（只有第四期较安定，生活也有较大改善）。尽管这样，几乎没有人中途离开。是什么力量吸引着他（她）们呢？那主要是课程的内容使他们的抗日热情得到升华，思想认识得到充实，精神世界得到满足，并进一步引起对于人生哲理的探索和真理的追求。
训练班（研究会）的课程以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当前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战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结合）为主。一、二期还研究了“二五减租”和农运、妇运等；第三期只有三天，仅研究“国内外形势和浙东形势”、“当前的教育工作”。第四期着重于教育方面，如“教育原理”“教育简史”“非常时期的小学教育”“民众教育”“乡村工作与乡村教育”。区教育会制定的《教育会组织法》《战时教育工作方案》两个文件在学员中征求了修改意见。三北游击司令部的文教处长黄源着重讲了“思想方法”“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二万五千里”和“三北教育界大团结”等。同来的顾春林讲了政治常识、青年问题、民运工作等。这些课程据学员反映：一是能理论联系实际，二是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非常生动。特别是李长来讲到共产主义美好前景时，学员们群情激奋，无限向往。直到今日，他们仍记忆犹新。
训练班（研究会）那活跃的课外生活也使学员们难以忘怀，他们非常喜欢学唱抗日救亡歌曲和革命歌曲。那脍炙人口的反映军民情深的歌曲“河里的鱼儿要用水来养，抗日的军队要靠老百姓来帮”，是学员们最爱唱的。第四期编刊两期壁报，定名《三北教育》，投稿踊跃。7月21日晚上开同乐会、聚餐，龙山区领导还送来慰问品。同乐会上除了集体歌咏外，还有拳术、越剧清唱等个别表演，戚铭渠区长唱了歌，老教师张幼棠、士绅朱祖燮、黄大祖和国民党新派来的“北办”姓戴的副主任都讲了故事（张任“北办”已于3月被撤销，罪名是所谓“通共匪”）。黄源联系他参加抗战以来的经历，作了声泪俱下的发言。学员们极为感动。许多人洒下同情之泪。大家振臂高呼“反对内战，促进团结”的口号。当场就是要求戴“副主任”召开各界反内战大会，起先他不肯，最后由于群情激昂也只好答应了。7月24日全体学员去孙家祠堂参加“镇海江北各界人民阻止内战促进团结大会”，会上向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电呼吁团结抗日，不要在四明山打内战。这些政治活动也使学员们受到生动的形势教育与阶级教育。
伪军姚华康企图破坏“小教训练班”，两次来冲袭，第二次受到我军主力有力还击，学员们有秩序的迅速转移，情况一过，马上又集中起来。第三期结业时，黄源沉痛宣告李长来在江南被国民党杀害的噩耗后，学员们无不悲愤，全体起立默哀，饮泣之声不绝。第四期原定于8月6日结业，闻宁波日军来“扫荡”镇北的消息，即提前4天结束。通过这些反面教育和对敌斗争的实际锻炼，更激发学员们抗日革命热情，懂得跟共产党走的意义，从而成为抗日的动力。
1944年暑期由于小学教师中党员多，办过一次为期半月的“小教党训班”，由党员、慈镇县文教科长李健民负责，地址在田央乡湖山庵。学习内容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谢飞作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报告，参加学习的有郑稚华、袁国珍、周联奋、杨旌、王爱珍等。
训练班（研究会）这种培训革命小学教师、革命干部的短训班，虽不能与老解放区的抗大、鲁艺等相比，但确是抗大雏形。训练班（研究会）的特点是紧密结合现实斗争形势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通过教育，通过对敌斗争，提高他们的觉悟，有好多小学教师加入了党组织，参加了革命队伍，成为教育、民运和政府机关以至军队的骨干。
（二）创办凤湖初级中学，培养革命青年
中共慈镇县工委鉴于镇北地区的广大农村没有一所中学，青少年都不愿进城去受奴化教育，因此失学问题比较突出。经向中共三北工委汇报，取得同意在龙山区创办一所初级中学。一方面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可通过办学校这个合法形式，提高青少年的觉悟，培养抗日救国后备力量。
当时地方人士也有这个愿望，经与龙山士绅朱祖燮商量，由他出面与龙山区乡镇长和地方士绅商量组成校董会，朱祖燮为董事长。又通过“北办”向国民党县政府备案以取得合法地位。校址选在我与敌伪力量的缓冲地带龙山所巩院。为了尽量不引起敌伪瞩目，有意不用“龙山”两字，而定名为“私立凤湖初级中学”（简称“凤中”）学校经费主要是从龙山区各乡镇“亩谷捐”中划出一部分来解决的。
学生来源：一是本区（包括山南）各乡镇高小毕业生和失学青年，二是龙山镇中心小学办了一年的初中补习班的12名学生成为二年级的基础，三是其他区及镇海、江南、鄞东、余姚、诸暨、舟山、奉化等地来的青年，甚至个别从上海国强中学转学来的。近的走读，远的住校。第一学期招生74名，第二学期83名，1943年7月3日有9名毕业生，第二学期结束前发动学生开展“扩生”运动，第三学期达158名。学生不断增加，教师也相应增聘。这不仅是量的变化，凤中从一开始就着力于质的提高。
凤中的教育方针是：除普通初中的课程外，特别着重政治思想教育，其中包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学生抗日热情，以达到快速培养干部的目的。增加“经济学”与“教育学”（一说为教育概论）两个选修课，这是根据士绅们的建议而设置的，以培养商业人才和小学教师。
校长和教师的选任，是关系到把这个学校办成什么样学校的问题。当时演进中心小学校长魏约平很想钻进来当校长，此人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思想顽固，如果这样的人当上校长，会把学生引导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自然不会同意。李长来与朱祖燮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请郑芳华担任，他是龙山区山南一个有名望的小学校长，地方士绅，曾任绪三乡乡长，抗战初期为镇海青年救亡宣传团团长，与我党党员有交往，有进步倾向，他当校长各方面都容易接受，我们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第一学期聘请教师有：李健民、陈文舟、王载榕、王赐恩、林世堂、魏均长、吴永禄和兼任教师虞金迅、魏约平。9人中两个政治思想上与我党有较大距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有矛盾和斗争。开学不久，就在教育方针问题上与魏、林开展了激烈的交锋。
朱祖燮建议要设一门三民主义，说这样可以冲淡一点色彩，为了不搞坏统战关系，学校作了让步。开始时由郑校长自己讲课，后因他不常来执教，就让给魏约平。魏乘机大发谬论，宣扬国民党是正统的，贩卖三个“一个”，并发表敌视共产党、反对三五支队的言论。他在讲“教育学”课时又大肆鼓吹学生只能读好书，不应参加社会活动，说什么要办高质量的学校，必须是关门读书。林世堂是教导主任，他一开始就吹嘘自己和魏约平、王赐恩是属于国民党政府规定的“无试验检定的甲级中学教师”，而其他教师则都不合格，开口闭口总是“要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规定办事”，因此师生们送他一个“部颁先生”的外号。林世堂也反对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也主张关门读书。两人于是一唱一和，互相呼应。这与我党办学方针是背道而驰的。终于在校务会议上由争论而交锋，虽然最后是朱祖燮来个折中调和，但原则是不能放弃的，不顾魏、林的反对，坚持实施抗战教育方针，并逐渐增多课外和社会活动。林世堂知道不可能按他们的方针来办学，第一学期结束时与王赐恩一起自动辞职而离去。留下魏约平一人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他也自知孤立，态度上才有所收敛。第二个回合又取得了胜利。第二学期由李健民任教导主任，另聘毛元仁、李良栋两位老师，并把“三民主义”课撤了。第三学期又添聘王绥英、毛崇伟两位，因郑校长经常不在校，由虞金迅任教务主任。这样，从第二学期起，教师队伍起了根本变化，大家的心情也非常舒畅。1943年上半年，党开始在教师中开展建党工作，有进步倾向的教师进一步靠拢党。在学生中，由地方党员郑若谷负责，先后发展了几名党员，成立了学生支部，郑延伦任书记，由党员李健民领导。学生的自治组织也活跃起来，自己募书办图书馆，自己动手辟球场，自己写稿编刊《凤湖周报》《读与写》；还组织歌咏队、剧团，把抗日歌曲和《烟苇港》《寄生草》《收租谷》《中国妇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送到校外去演。这种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不仅培养了他们独立活动的能力，而且尽到了宣传抗日的一份力量。课堂教育结合课外活动、课堂教学又结合形势教育和现实生活，是能够收到促进同学们进步的效果的。凤中每个同学都有一份浙东区党委宣传部编印的《时事简讯》（报上的文章往往就当做课文来读），同学们曾自豪地说：“我们的学校校舍、设备虽简陋，但关心时事、热心抗日救国的劲头却是很高的。世界上哪个学校学生能给每人订阅一份报纸？”另外老师的身教对于同学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们看到李健民老师自挑行李来校，平日生活艰苦朴素的情景，从他的身上看到共产党人的形象。凤中存在时间虽不长，同学们进步却很快，包括文化水平的提高，也是出人意料的。有不少同学不顾父母的拉腿、亲友的劝说、权势人物的阻挠，毅然参加了革命，在第二学期就有方之光等5位同学参军。方之光于 1946年10月在山东鲁南马家楼战斗中英勇牺牲，孙振冠在抗美援朝中被俘后在巨济岛集中营与美帝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近来，我们作了粗略的调查，凤中学生遍布全国，在各个领域里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团处级以上干部就有26人，有的已是部队的军、师级干部，还有不少是业务骨干。证明凤中完成了党交给的“培养革命后备力量”的任务。
第二学期中期，浙东形势发展很快，三北一带除敌伪据点外，广大乡村都已在我军控制之中；凤中发展也很快，抗日救国的气氛越来越浓，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引起了敌伪的注意和嫉视，特别是姚华康十分恼怒。
第三学期初期，国民党已在全国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浙东的国民党部队也阴谋准备向四明山进攻。姚伪内部由国民党县党部干事任政训主任，区分部书记任秘书，县党部委员搞税务。姚本人原是国民党的连长，投敌后仍与国民党暗中通气，他们勾结在一起，为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四明山。就提前向凤中下毒手。
1943年10月25日凌晨，凤中邻居进步青年虞振若在澥浦得到地下党员胡汉庭的通知，姚伪在三四点钟集合，认为有可能突袭凤中，即冒险骑车来通知，学校就立即进行了“坚壁清野”式的清理。学校原订有“应变”办法，每人有一只“应变”包，各班备有“应变”袋，遇有敌情，把书跟教材集中到袋里后，挑到校后北城外，放进“草扎棺材”中去。清理后再检查，不留一点痕迹。所以，当姚伪7点以后带了数十名伪军包围学校搜查时，除了一部《鲁迅全集》说是“反动书籍”被带走外，没有搜出一张他们认为“违禁”的纸片。姚伪自然不肯罢休，“勒令”限期三天把凤中迁到他的据点——澥浦附近去。
李健民即去找到戚铭渠，金如山也在，两位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姚伪这一行动不是孤立的，不是凤中一个学校的问题，是配合国民党反共进行的。因此凤中的出路只有一条，便是坚持斗争，应发动师生坚决不去澥浦；并指示即作西迁准备，教师、学生根据自愿原则决定去留，愿留的参加流动训练班。在姚伪三天期限的第三天晚上，戚铭渠带区中队及两只大船赶到学校，组织师生向西撤移。撤离前，他向师生讲话，斥责姚伪卖国求荣、破坏学校的罪行，鼓励师生发扬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坚决反对奴化教育，拒绝学校南迁。师生们即高呼“宁可无书读，决不受奴化教育”等口号，含着眼泪与母校依依惜别。师生们将重要的校具、图书、个人行李装上船，把搬不尽的笨重校具用油墨写上抗日反伪标语，后来姚华康来搬，把标语也随之带去，一时传为笑柄。第二天未西撤的同学举行了反奸护校示威游行，从龙山所到庄黄，沿途张贴标语，高呼口号，围观群众深为感动。队伍在庄黄受到金如山、戚区长的接见和慰勉。这学期凤中同学大部分是新生，到校仅一个多月时间，在这次斗争中却个个斗志昂扬、毫不畏惧，充分显示了抗战教育方针的效果。11月10日《时事简讯》以《宁可无书读决不受奴化》为题报道了以上情况，对凤中作出了“堪称为浙东敌后抗战教育之模范”的评价。
西迁的教师5位（后剩2位），学生编入流动训练班的20余人。学习班采用半军事化管理，分4个小组，民主选举正、副组长，正的管学习，副的管生活，一律轻装。11月7日在慈北沈师桥承志小学正式开学，以后就在中心地区流动。课程以语文、政治、数学为主，并以政治与语文结合、自学与讲课结合的办法进行启发式的学习。始终保持蓬勃向上的气氛。12月10日夜，在镇北庄黄养正小学附近“修德堂”补行创校一周年活动。“凤中万岁”四个红色大字挂在正中，引人注目和深思。是的，凤中精神将永存的！那天除流动班师生外，在家里的同学也闻讯赶来。还有龙山区教育会代表、各小学代表参加。戚铭渠区长讲了话。会后有余兴，歌声响彻夜空，气氛热烈。至8时半，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由于敌伪军将到三北“扫荡”，气候又转冷，根据县委指示，办到月底结束。结束时又有一批同学入党，并全部分配了工作，包括西迁时就直接参加革命的，共达60余人之多。
西迁师生继续流动学习，标志着一个有固定校舍，按时作息、按日程教学的凤中在敌伪的摧残下已经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更具活力、更有生气、更具革命性的新凤中的出现，这段时间虽不长，但它确是西迁师生从向往革命到人生观转变的开始，是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凤中一年半，在慈镇抗战教育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成立区教育会，团结知识分子
中共慈镇县工委鉴于小学教师是一支坚持抗战教育的重要力量，他们人数多，有知识，有正义感，有民族自尊心，有抗日救亡要求。自从三五支队到三北后，现实给予他们以深刻的教育，更增强了他们的抗日热情，加深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认为应当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教育战线上一支可靠的队伍，并引导他们参加革命和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作用。
1942年9月17日，“北办”邀请龙山区山南、山北四位教育界代表郑芳华、朱一靖、虞金迅、周幼卿座谈讨论区教育会的机构任务、学校经费和教师待遇等，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成为区教育会的筹备会议。翌日，在施公山叶家祠堂召开的“九一八”纪念大会上，“北办”主任张志飞宣布要成立龙山区教育会。会后，区文教指导员洪品高等请各校校长留下讨论机构和人选，经选出9人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并为各小学编了组。列表如下：
理事中有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人物和国民党员（有个别比较顽固）。这个理事会，既体现了党的统战政策，以团结、教育、争取知识分子。以后又经过三次改选、补选，先后补选的理事有毛元仁、童志洁、吴逸平、应士钦、吴永禄、郑若谷、钟林等，有的连选连任。1944年9月后，常务理事由吴永禄担任。1944年10月，区文教指导员王载榕调走，1945年3月，吴永禄调部队工作，这样区教育会的活动不免受到影响，但小组联合活动，仍在因地制宜地进行，直到 1945年9月浙东新四军北撤。
1942年6月，以第二小组的养正、施山、蓬山小学的党员教师为主，曾建立过中共龙山区小学教师党支部，支书王杰三。
为了适应斗争环境，理事会作出了灵活而富有实效的措施：1.理事会分定期（每两月一次）和不定期两种，开会地址临时通知，但基本地点是田央黄蓬山小学（中共龙山区小学教师支部所在地）；2.理事有二分之一出席就算到了法定人数；3.常务理事不到会时由李健民、虞金迅、魏约平三人之一代理。凡是下达的任务和活动，都是经过理事会通过的。理事会成员常被邀请出席扩大区务会议。活动经费亦由区署列入预算拨给。
扩大区务会议委托区教育会审核甄别师资。这是区领导对教育会的信任。这项工作政策性很强，在统一安排教师的工作时（主要在山北），既要考虑教师的各课种的业务素质，又要考虑政治素质，使每所学校能够保证抗战教育的实施，提高文化教育的质量。1943年5月教育会曾进行一次在职教员的普查、填表工作，下半年开学前将山北各校人事按上述原则调换，如施山小学校长叶某因学校经济不公开、追求女职员，地方上反映强烈，即予撤换。政治素质差的，配以政治素质好的教导主任辅佐他。校长人选不足就从小教研究会中挑选和现职教师中培养。对于一般教师，可不调动的不调动，特别是老年教师；中青年教师采取边实践边提高的办法，使文化水准不高的，通过实践，参加研究会学习和在职学习，一年半载之后就成为一名可以胜任的教师了。调整工作每半年一次。
龙山区署还委托教育会发放教育谷。教育谷是从亩谷捐中拨给的。它的范围，一是确定补贴学校行政经费，经过调查了解，对校产收入、校董捐助和学费收入，除付给教师薪金后尚不够开支的，给予一定的补助；二是学校收入不够支付教员薪金的予以补足，以月薪200斤谷为基数，校长、主任等略加职务津贴30～50斤，中心小学与一般小学稍有区别。山南山北一视同仁。教育会根据以上原则确定每个教员的薪谷标准，分散发放（如付现金，按市价折算）。这一措施说明了抗日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也保证了抗战教育事业得以维护和发展。
以上两项工作使教育会的威信大为增强（实际上是党的威信），使全区教师团结在教育会的周围（党的周围），教育会的每项决议迅速被接受贯彻下去。即使原是国民党员和较顽固的人，在发放学谷这件事上是信服的，因为小学教师的生活一向是非常清苦的，社会地位也不高，共产党来了后，教师地位大大提高，生活有了保障，而且以实物为单位，不受物价变动的影响，抚今思昔，颇觉满意。影响所及，在敌伪据点里的教师，他们艰苦地坚守岗位，与敌伪作各种程度不同的斗争，深深向往根据地的教师生活。
以上两项工作也推动了教育措施上的改正。1943年6月7日开始起草《教育会组织法》和《战时教育工作方案》，于7月23日在小教暑期研究会上广泛征求意见，修改后报区领导批准，成为当时教育界共同遵守的行动准则。这两个规章是一年来坚持抗战教育实践的总结，是今后工作的准绳。其基本精神是“跟上时代，争取进步”，“配合当前形势，坚持抗战教育”。具体地说，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思想符合时代要求；使教师提高政治与业务素质，并使课堂教学与社会活动相结合，激发师生们的爱国热情、抗战决心，锻炼学生成为革命的后备力量。
教育措施上的改正，首先是建立校务会议制，发扬民主办校精神，通过集体决议，减少执行阻力；其次是健全学生组织（名称不求一律），教育会中的每个小组还成立学生联合会，培养学生独立活动能力；第三是课程上的改革，把史地课与形势教育相结合，让学生懂得抗战形势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为将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打下基础；第四把劳作课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每年两次农忙期给假让学生帮助家里干活），使学生养成劳动习惯和获得农业知识。课本仍用沦陷前的版本，伪教科书只是必要时用来摆样子。另外，理事会编发补充材料、参考资料和组织教学示范。语文教材编纂委员会到 1944年2月止印发了26课、2本形势地图、若干散页的抗战歌曲、4期《时事研究》，还编印过4期《龙山周报》，介绍各校改进情况和经验。教育会还加强对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组织和领导，通过劳军、军民联欢、写慰劳信、反“清乡”宣传以及节日庆祝活动等，增强他们的爱国抗战激情。
教育会在全区各民众团体联合会（包括农会、民兵、妇女会、商会和教育会）中曾起过积极作用。建立这个联合会是扩大区务会议上决定的，教育会派了虞金迅、童志洁两人参加，在筹组联合会常务委员会时，虞金迅（化名虞见）被推为主任委员。联合会常务委员会从 1943年7月至同年11月的五个月中，做了四件事：1.参加李长来追悼会的筹备工作，包括4月19日在叶家祠堂举行追悼会、编印纪念刊、教唱“追悼歌”；2.筹办长来图书库（后改为“馆”），山南征集的两箱书在山南各校流动传阅；山北发动“一元”募书运动，至 1944年2月已有1000余册，设馆址在庄黄，并分批流动；3.安排各校教师成为民兵（乡自卫队）组织中的文化教员（1943年10月6日《时事简讯》有记载）；4.帮助各乡举行第一次保民大会（1943年5月7日在筋竹岙示范后推开）和在反“清乡”斗争中协助宣传动员。
教育会还与慈北区教育会进行联谊活动，商定每学期举行两次联席会议，双方各3人（慈北是俞明、陈孟庸、高某；龙山是李健民、虞金迅、黄荇之），一次在镇北，一次在慈北；还有教育界代表人物互访，交流教育经验；出版联谊刊物《三北教育》，轮流编发，第一期稿件已齐，最后由黄源定稿，但由于形势变化没有出版。龙山区教育会还与庄市区教育会有过一次接触，但后来因被敌伪分割开没能进行互访和交流活动。
教育会为应付当时游击环境，曾于 1943年4月开始，每个理事用代号的办法与有关方面联系，在敌人路过学校时就临时放假，措手不及时就换算术课或体育课、劳作课。各校都有各自的应变措施，能把抗战教材妥善保管好。
教育会还创办《三北大众报》和文艺团体。前者是 1943年11月20日理事会上决定筹办的，由毛元仁、王载榕、吴永禄负责。12月1日创刊，不定期，曾引起三北地委的重视，组织部长黄知真来庄黄时特地找毛元仁等三人面谈，予以赞扬和鼓励。三个月后因毛元仁等3人另行分配工作，即停办。后者是在第四期小教研究会结业前于7月31日创办的滨海艺社和联声歌剧团。这两个团体都拟订过组织大纲、工作计划，推选过负责人，还编印过一本歌集，发给各校和部队，反映良好，受到一些领导同志的赞扬和鼓励。
教育会还推动各小组举行校董、校长联席会议，借以建立校董、校长间的融洽关系，交流各校情况，促进教育措施上的改正，支持抗战教育。并帮助个别学校改善校董、校长间的关系；帮助甸山乡路东、路西两校和雁门乡王家、启文两校的合并；纠正宗文小学在初中补习班教《孟子》的错误做法。
还有下面几桩事不仅与教育会有关，且对教育界有影响：1.区教育会代表几次出席“反对内战，促进团结”大会：（1）1943年5月12日闻“北办”主任张志飞被“省府通缉”，6月17日“北办”在振文小学召开各界代表座谈会，国民党县政府有袁镜人参加，会上揭露国民党政府在敌后的种种罪行，会场情绪激昂，口号声此起彼落；（2）7月24日，在孙家祠堂举行“镇海江北各界制止内战促进团结大会”，会后通电表示镇北人民反对内战的真诚愿望；（3）9月18日，在宓家埭举行“九一八”纪念大会上，很多领导以及教育会代表李健民等纷纷痛斥国民党打内战的阴谋，会上浒山、庄市、龙山区等代表都提出民选三北地区政府领导人的要求，气氛甚为热烈。2.凤中被姚伪破坏后，演进小学也被冲击，教师魏均长、沈文秀、黄旭英等被殴打，凤中同学王淑因、思敬小学教员袁国珍、学生王亚娣等被带走，以及龙山镇中心小学教师姜进之老先生被日军带走。教育会曾设法营救，等他（她）们分别获释后，向地方筹款5000元作为医药、生活补助并向他们作了亲切慰问。3.1944年9月，王载榕等十几位教师（多数为骨干教师）去“浙东鲁迅学院”学习。4.1945年1月21日，区领导选派虞金迅代表龙山区教育界出席在四明山举行的“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和“浙东行政公署成立大会”。
在敌伪据点里学校，比如雁门乡的三所学校，教育会的办法是“尽量安排当地人任教师”，以免引起伪军注意，教育会理事还冒险进去联系工作。由于教师们灵活、机智和勇敢，小型的活动照样进行，出来开会和参加小组活动也没有被敌人发现。这主要是党的政策暖人心，教师能排除阻挠，来完成他们的工作。
（四）推行社会教育
除上面已提到的教师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之外，还办了妇女识字班和难童教养所。
1942年11月30日，妇女识字班开学，参加者约20人，地址在龙山所保宁庵，利用妇会干部陈文舟在凤湖中学任总务主任的有利条件解决教材问题，由郑菊英具体负责教课。对于提高妇女们的文化和政治觉悟，曾起到一定的作用，可惜时间太短，凤中被破坏，妇女识字班也结束。凡是妇女会建立起来的地方，都先后办起妇女识字班。甚至敌伪据点澥浦镇也于1944年春办起了妇女识字班，由教师负责教课。
难童教养所于 1942年12月30日成立，收容了20余名青少年，选址于龙山所南门头的同仁堂，这是由朱祖燮筹款创办的。凤中西迁，流动班结束后，有七八位同学分配在附近小学任教，朱祖燮儿子朱贻瑾就分配在龙山镇中心小学，魏幼鸿在演进小学，黄雪云、方玲琴两人分配在难童教养所工作。难童教养所于此时迁入凤湖中学原校址“巩院”内，它是社会福利事业，又是社会教学工作，我们利用它的合法地位，作为我党地下活动的秘密联络点。每逢周六，这七八位同学就集中到难童教养所，互通情况，布置任务，把收集到的敌情送给有关部门。敌情紧张时，年龄较大的难童往往就担负起送信联络的工作。有一次朱贻瑾利用他父亲的社会地位，把在难童教养所准备好的标语、传单等带到敌伪据点里张贴，使敌人恐慌万状，纷传“昨晚三五支队来过了”。1944年后，国民党龙山区“区长”姚鹏程利用我们当时在困难的形势中把难童教养所迁到雁门岭上雁峰寺去，黄、方两位仍利用其职务之便收集敌情，至 1944年10月撤出。
四、几点体会
（一）我们办教学，必须服务于抗战，只有高举抗战教育的旗子，才能取得抗日人民和师生的拥护，才有力量和敌人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才能生存和发展，这已被历史所证明了。
（二）党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领导是办好抗战教育的必要条件。各条战线互相配合、互相支援也很重要。如脱离党的领导，得不到其他战线的支持，就将孤军作战，一事无成。当时三北地区环境恶劣多变，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就很难应付这样艰苦的环境。当然，我们重视文教工作，排斥奴化教学，不放弃文教阵地，它的生存和发展对于其他战线也同样有支持和促进作用，比如小教研究会学员、凤中教师、学生为军队、政府、学校、民运等方面输送力量，它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从长远来看，为革命培养后备力量，为新中国造就建设人才，意义更为重大。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办成。
（三）充分发动群众，让教学界同仁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是搞好教学工作的重要方法。当时区署里只有一位文教指导员，行政任务很多，无法兼顾，只有依靠大家，才能办好教学事业，所以区领导把甄别、调配、安排教师和发放教育谷的工作由区教育会办理。这一决策是明智的，不仅使教育界气氛活跃起来，而且也推动了教育行政、教育内容、课外活动等方面的改进，更使全区师生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增长才干，提高觉悟，锻炼思想，坚定意志，走上革命道路。不少人入了党，成了文教战线上的骨干。
（四）教育战线上不断与敌伪斗争，从反面促使教师看清了他们的阴谋、罪恶，从而爱憎分明地坚持抗战，坚持进步，抵制伪顽教育机关的一切措施，使他们根本无法下乡活动，只好局处在敌伪据点，一筹莫展。伪军姚华康两次袭击小教训练班，学员们的意志反而更坚定了，参加的人数连年上升。第四期小教训练班研究会全体学员参加了“反对内战促进团结大会”后，更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共行径。在凤中师生与姚华康的斗争中，更加显示了我们的力量，连入学才一个多月的一年级新生，都在游行示威中表现得很勇敢，很坚定。说明了现实斗争给予人们的教育、锻炼、考验是比课本教育更为有效的。
（五）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对团结、教育教师们起着重大作用。区教育会就是统战的产物，它对其他方面起着启迪的作用。教师中具有各种人才，通过教学会就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教员中国民党员较多，我们知道他们绝大多数是被迫加入的，所以只看他们现实表现，不问他们过去问题。对极少数替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政策说话的，如魏约平这样的人，我们对他也是既有斗争又有团结，有时请他在会上发言，这样做不仅教育他本人，也能教育其他人，这对团结大多数教师共同坚持抗战教育无疑是有利的。对老中青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也很重要，那时农村知识分子中主要部分是小学教师，团结了小学教师，就是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我们特别注意团结老知识分子，如张幼棠、赵鸣皋等，请他们在小教研究会讲课，发挥他们的知识才能为抗战教育服务；对龙山镇中心小学、范市宗文小学等几位老教师均妥为照顾，不予调换，让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庄市区老教师董杏芳、葛云飞两位在 1945年1月更被选为教育界代表去四明山出席“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表现得都很好，这就使中青年知识分子更靠拢党，跟党走了。
1987年7月
（原载《慈溪党史资料》第二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