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逆华康死心助敌
凤湖中学突破包围
教员职员誓不屈服忍痛出走
学生游行示威搬空所有教具
镇北龙山凤湖中学，由前镇海江北办事处张、李正副主任，龙山区署及地方士绅朱祖燮先生等热心创办，已有一年零两个月的历史，平素教育方针，一本抗战建国之国策，其一切工作实堪称为浙东敌后抗战教育之模范。因办理完善，其学生自70余人增至170余人，学生中有来自鄞东、慈东、沥港、大碶等地方者，足见该校已声誉远播。惟亦因此引起敌伪之仇视。
10月25日，该校乃突遭伪镇北保安团姚逆华康率领伪保安团36人，将轻机枪对准赤手空拳的凤中师生，迫令全体降敌投伪，并限3日内将该校迁至其巢穴澥浦。兹悉该地龙山区区长戚铭渠接获消息后，特于27日晚亲赴该校，召集全体学生训话，昭示“我们只有两条路，不是抗战便是投降”，并勖勉学生“应保持中国青年优秀的传统，坚决反对奴化教育，抗拒学校迁移”。该校教职员坚持抗战立场，誓不屈服，惟因环境险恶，不能再留居学校，先于是晚忍痛出走。与学生话别时，全体师生放声痛哭，在场之戚区长、区署职员，以及该校校工皆为之唏嘘下泪。学生于悲愤之中，高喊“我们决不屈服”，“我们决不到澥浦去”，“我们宁可无书读，决不受奴化教育”，“打倒汉奸姚华康！”学生方面又于28日举行反奸护校游行示威。当时有人出面阻挠恫吓，说姚部要来拘捕屠杀，你们性命要不要（按：凤中距离姚部据点仅5里），然学生不惧此种恫吓，情愿流血牺牲。示威队伍，堂堂出发，游行路程，长达20余里，沿途张贴标语，挥舞旗帜，高喊“反对奴化教育”“打倒汉奸姚华康”等口号，沿途民众，深为感动，示威队伍直至xx经戚区长及慈镇办事处金如山主任训话勖勉，并招待午餐后，始行折回。又闻折回之后，自动将校内所有校具搬藏一空，使不留一物落姚逆之手。现该校师生已发表《告三北父老书》，要求各界予以援助，以便设法另行复课云。
（《时事简讯》第162期第二版，1943年11月10日
选自《凤湖中学建校60周年纪念文集》）
红色凤湖中学
李健民
1941年4月，宁波、镇海沦陷以后，大批青年失学。我党为了解决失学青年的求学问题。并想通过教育工作提高青少年的觉悟水平，使他们能够参加到抗日的洪流中来。慈镇县工委准备以合法形式开办一所红色的中学。在此同时，龙山地方士绅也想办一个学校，解决自己子女的求学问题。又据士绅朱祖燮说，汉奸姚华康也想办个中学，好弄点名誉。因此，党通过朱祖燮关系，在龙山筹建凤湖中学。经费可由镇海县山北、山南耕田中每亩秤一斤学谷，再由姚华康在税收中拿出一部分。
校址与校名
凤湖中学设在龙山所，是因为龙山在当时为敌（山南）我（山北）力量的缓冲地带。如果设在敌区必然伪化，我们当然不同意，如果设在我区，姚华康也不会同意。
凤湖中学是以当地的凤浦湖命名的。如果命名为龙山中学，目标太大，因为宁波一带都知道龙山是三北的一部分，三北有三五支队；而凤浦湖则是不大闻名的，除了龙山一带的人外，其他地方不大知道有凤浦湖。通过各方面协商，学校以私立名义出现，这也是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而且算公立又算什么公立呢？算共产党的，国民党和日本人不答应，算国民党的，共产党和日本人不答应，算姚华康的，我们也不会同意。
用人的斗争
当时有两个人要当校长，一个是觉渡乡乡长、地方士绅郑芳华，一个是国民党龙山区党部书记魏约平。魏是龙山演进小学校长，很想当中学校长，假使他当上校长，无异于增强了国民党的控制，使我们难以进行进步活动。比较起来当然是郑芳华好得多了，因为郑的进步朋友多，本人思想也比较倾向我们；另一方面，他是地方士绅，有些地位，与朱祖燮、姚华康也有交往。因此，我们在朱祖燮面前竭力推荐郑芳华。最后，郑芳华终于被聘为校长。
开学时，慈镇县工委派我和王伯暄到凤湖中学任教员，第二学期又增派毛元仁教语文。郑芳华请来陈文舟任总务主任。
从朱祖燮方面请来的教员有林世堂教语文并任教导主任，王赐恩教英语（林、王两人在第二学期都离开了凤湖中学）。另外还有虞金迅（龙山小学校长）来兼课，讲《商业簿记》，魏约平也兼几节课，教《三民主义》，魏均长（魏约平的堂弟）当音乐、体育教员。
第一学期中途，姚华康也派来吴永禄（在宁波当过舞厅乐队指挥，姚到宁波舞厅跳舞认识的）当音乐教员。
和“部颁先生”“眼药瓶”打交道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凤湖中学于 1942年9月中旬开学，有学生70几个。我到职时间迟了一步，大约是9月下旬。郑芳华校长分配我当史地教员。
教员中，魏约平是国民党员，他对三五支队不是很友好的。至于林世堂先生，他正统观念较浓厚，宣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一套的正统教育，性格又很固执。一般的教员处于中间，陈文舟、王伯暄等则是进步力量。
根据上述情况和党的政策，我的工作方针是：团结进步教员，争取中间分子和校董方面对我们进步行动的支持，在学生中开展交朋友的活动，借机进行抗日救亡教育，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在工作方式上比较隐蔽一些，尽量使公开合法的活动与秘密工作相结合。
我开始在学生中找到一些骨干，如蔡彦博（蔡辛）、蒉国标（吴辉）等，和他们谈谈心，在史地课中，我结合着课文讲世界形势（苏德战争情况，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建设等）和国内形势（正面战场国民党消极抗战和敌后战场取得的伟大胜利，八路军、新四军欣欣向荣等）；还介绍一些进步书报给学生看；在社会活动方面，带领学生参加江北办事处（是国民党的政权机构，但为我党所控制）举行的“九一八”纪念会和军民联欢会（军队是我党领导的三五支队、龙山自卫大队等）。对高年级的同学如蔡彦博、蒉国标等，秘密地进行一些教育，谈谈中国的出路和青年的出路问题，什么是阶级，探讨对凤湖中学现状的分析等。对要求进步的教师，也做了一些教育工作，揭露国民党腐败内幕，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借机进行一些阶级教育：穷人为什么这样穷？富人为什么这样富？两个月后，总务主任陈文舟就被党的秘密系统吸收入党，蔡彦博、郑延伦等学生也被党的公开系统吸收入党。
可是，就连这么一些正义的公开的活动，在学校里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尤其是魏约平，他在讲课中大发其反对三五支队的言论，说什么中国只有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说国民党是正统，隐射八路军、新四军是草寇，中国只有一个领袖——蒋委员长，又说什么“赤匪祸国殃民”，把三五支队的合理收税、征谷行为说成是“搜刮”，说三五支队办农会、妇女会是非法的，叫学生必须信三民主义，不要与三五支队、“北办”的人接近，否则将来要吃亏。
我针对魏的这些言论，针锋相对地在史地课中大谈国民党误国（还不谈卖国），蒋介石丢掉东三省、平津，现在仍然消极抗战，正面战场节节溃退，保存实力，对中国人民搜刮财富则不遗余力，不准人民讲话；三五支队提倡合理负担，抗战时期应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大家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在三五支队里官兵平等，生活很活跃，唱歌的唱歌，学习的学习，战斗力很强，因为大家都懂得，只有打跑日本强盗，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在旧军队里，则是官兵不平等，当官的克扣军饷吃空额，当兵的吃不饱饭，还要挨当官的打骂。学生从与三五支队接触的实际出发，认为我的话是对的，欢喜听我的，不喜欢听魏约平的。在课堂讨论中，有些学生也谈到三五支队到龙山一带时，群众纪律很好，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与老百姓住在一起，离开时打扫干净，地方仍然原样子，好像没有部队住过一样。至于魏约平，年纪大的一些学生也知道他的一些底细，他的目光短浅，有个绰号叫“眼药瓶”。
林世堂对进步教员不服气，吹嘘自己和魏约平、王赐恩等是无试验检定的甲级中学教员（无试验检定是国民党对教员的一种等级制度，大学毕业的或者当过多年以上中学教员的，可以不经过检验就发给无试验检定及格的证书；大学没有毕业的，要想当中学教员，则要通过国民党政府的试验），认为其余教员都是大学门也没有进过，过去只当过小学教员，都是不学无术的不够格教员。林世堂是教导主任，开口闭口总是说“要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规定办事”，反对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或进行抗日宣传，认为这样会影响学生的“学业”，降低教学“质量”，主张关门读书。因此，学生也送林世堂一个外号——“部颁先生”。
在一次校务会议上，就此展开一场论争。先是我提出要改进我们学校教育工作的主张，认为在当时抗战的形势下，绝对不能关门办学，只叫学生死念几本书是不妥的，而是要开门办学，办抗战教育，组织学生参加到抗日救亡的实际活动中去，结合抗战宣传活动进行各课教学，培养学生成为适应于长期抗战需要的人才。这一主张立即遭到林世堂、魏约平的反对，他们认为学生的知识水平太差，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成为有学问的人，将来可以服务于社会，学生成天到外面“鬼混”，还像什么话，哪里能够学到知识呢？将来考高中怎么办？找职业怎么办？王伯暄听了就很恼火，他说：“外面抗战搞得这样热闹，我们还能叫学生关门读死书吗？我同意李先生的主张，反对林先生的意见。”
接着，陈文舟说：“抗日救国很重要，我们凤湖中学还是在关门睡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抗战有什么帮助呢？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我又说：“居然还有人公开讲抗日的三五支队坏话，像这样的教育岂非与抗战背道而驰？”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争论起来了，有的教师不吱声，最后还是朱祖燮打圆场，他说，学校参加抗日活动是应该的，但是学生的“学业”还是应该注意的。这一场论战就草草结束。而在此之后我们的活动就更增多些了。
第一学期结束，林世堂感到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办学而乏味，主动向朱祖燮提出辞职，“北办”负责人就趁机在朱祖燮面前推荐我担任教导主任。
难忘的第二学期
第二学期，学生增加到80余人。林世堂先生辞职离校，王赐恩因凤湖中学待遇太低也走了。当时形势良好，三五支队进一步壮大了，朱祖燮更加靠拢三五支队。我担任教导主任，新来的教员毛崇芳（元仁）、吴永禄等都倾向进步，我们党就全部控制了这个学校，更有利于在教育内容上进行全面的改革，各课教学贯穿政治内容，教科书除物理、化学以外，都是教员和学生自己动手编写，刻印讲义，另外还包括抗日形势图表，抗日宣传品、抗日歌曲等；作文主要以抗日为中心内容；二年级以上的选课，就公开讲《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请《时事简讯》记者林聿时同志给同学们讲新闻知识；凤中学生每人一份《时事简讯》，作为语文、政治学习的基本教材。
二、三月间，学校正式成立了秘密的党支部，我担任书记。学生党员有蔡彦博、郑庭信l〇、虞顺澂等，学生党支部书记郑庭信。第二学期学生会主席是虞顺澂。这样，学校的社会活动大大加强，校内有剧团，还办有妇女识字班（以妇女会名义办）、难童教养所；校内墙报、标语琳琅满目；抗日歌声如《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军歌》《梁弄之战》……代替了《支那之夜》等靡靡之音。政治空气很浓厚，只要有一点民族自尊心的人，一进去就会被这种景象所吸引。当时在敌伪区有些人听了谣言，抱着似信非信的态度来凤湖中学参观，看了学校的实际情况后，有的就激动地说：“我们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你们是否可以让我们在这里教书？”
经过我们一系列的工作之后，学生都认识到抗日是中国的出路、青年的出路，纷纷要求参加三五支队。那天，我刚从慈北公干后返校，在路上就碰到4个学生，他们说去走亲戚，我知道他们是去参军的。因为和我一起回来的还有其他教师，我只得假装不知道。后来，朱祖燮向北办提意见，要将学生要回来。因为参军的学生年纪太小，三五支队把他们退回来，金如山同志来校对学生们说：“你们要抗日很好，但要分工，有的用枪，有的用笔，有的用嘴巴，现在你们人还小……”但学生们认为金如山同志说得不对，三五支队里也有年纪小的，难道不允许我们打日本鬼子吗？后来有些学生又自己写信给三五支队的指导员，问参加部队的条件。那时学生的年龄确实还小，参加部队不够条件。我们就组织学生建立情报网，一有情况我们就将情报从一个学校经一个学校，再送到江北办事处去，由学生担当情报员。
学校也曾经组织过一次捐废铜烂铁给三五支队做手榴弹的活动，学生非常积极，连家里的铜锁也捐了，有的同学还将虞洽卿造的小火车铁轨也锯了背来。
我们的活动情况，姚华康他们总有所闻，我们也不得不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意外事变。我们每个同学都备有一块包袱布。将所有的“违禁品”包好，班里有块大包袱布，厨房有一副固定的空箩担。在龙山所城北门外搞一个“草夹棺材”。如果一发生情况，每人的小包袱放入班的大包袱，每班大包袱又放入箩担，由校工送到城外，放入空的“草夹棺材”里。经过多次演习，只要分工明确，行动迅速，10分钟就可解决问题。如果敌人来搜查，也不可能查出什么东西来。
反“迫迁”斗争
经过一年的教育活动，凤湖中学在社会上已有很大影响力。那时黄源提议扩大学校，因此我们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就组织学生回去进行宣传工作，动员别区青年学生来凤湖中学读书。这样，第三学期的学生由原来的80几名突然增加到170余名。
由于我们的影响逐渐扩大，使敌人大为震惊。有一天，朱祖燮对我们说：“你们搞得太红了，南面（指姚华康）都知道了，暂时要冬眠一下，防止意外！”没几天，一场严酷的斗争就出现了。
10月25日凌晨，“嘣！嘣！”急促的敲门声从校门口传来。我们开门一看，原来是住在学校贴邻、在澥浦经商的虞振若。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姚……华康在……紧急集合部队，立即要向三北出发，这事一定和凤湖中学有关，你们要作准备。”
我们就将此情况通知同学，同平时一样睡觉，不必惊慌。准备工作已做好，因为昨日日本鬼子从三北“扫荡”回来，路过龙山时，我们就把所有的“违禁品”都隐藏起来了。
上午7点光景，姚华康带了30余人包围凤湖中学，关上了学校的铁门，架起了两挺机枪，还带来了几副手铐，看来是准备抓人的。
包围以后，姚华康首先在校内进行搜查，翻箱倒筐搜了半天，一点也没有搜出我们同三五支队有联系的证据。但姚华康还想找出一点什么来，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本《鲁迅全集》，他显得十分高兴似的，凶狠地黑着脸对我说：“这是什么？”
“这是宁波买来的，如果你说有问题，那就请你把宁波的书店封掉！”我感到可笑又感到气愤地回答。姚华康一时弄得张口结舌，无话可答。
搜查后，姚华康将我们全体教师软禁在一间办公室里，将学生集合在大礼堂。
这下可糟了！陈英民同志因在附近做民运工作，暂时住在校内。她年纪不大，同学生差不多，我们总认为她混在学生中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没有估计到姚华康这家伙会来这一手，怎么办呢？
党员陈文舟同志想到了这个问题，正为此着急。因为她是总务主任，她不动声色地推说学生膳食需要照料，敌人就让她出去了。那天，正好有一个女同学虞藕然因事请假。陈文舟就通过一个学生会干部，暗地里通知陈英民同志，要她在点名叫到“虞藕然”时，应一声“到”就是了。结果自然是被混过去了。
搜查、点名，敌人都没有得到什么，姚华康气呼呼地上台讲话：“限24小时内写下保证书，今后不与三五支队联系，并在3天以内迁往澥浦，每个教员都要写一份一年来的工作报告。”
接着，有姚华康部的政训室主任、汉奸李敬讲话：“姚团长多么爱护青年，要大家好好读书，好好教书，否则要不客气……”讲话以后，姚华康他们都被朱祖燮请去吃中饭了，同学们都议论着怎么办。
下午，朱祖燮到学校来召集教师开会，他说：“学校搬到澥浦去，不会亏待大家，薪金照发。”
当时，我就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说：“我不能同意，姚华康是伪军，迁过去就是投降！”朱祖燮说：“漂亮话我也会讲，过去我也讲过饭可以不吃，国不可不救，可是现在要吃饭怎么办？”
我坦诚地说：“朱先生是有身份的人，可以讲这种话，可是我们不行！”
他避开我的话头，同大家说：“大家都要写一个报告，就没有事了。”
我简单地又回答了一句：“我们决不能向伪军写报告！”
魏约平竟说：“写报告很容易，你不写，我可以替你代写。”
我听得有些生气，就毫不客气地说：“魏先生，你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是讲礼义廉耻的，请问你的耻到哪里去了？”
大家听了都哈哈地笑出声来。他一见不妙，就不声不响地溜走了。
当天下午，我去龙山区署找戚铭渠同志汇报，金如山同志也在那里。戚一见我就说：“你们受惊了！”
“没有什么，就是善后工作怎样做，想请示一下县委。”
接着，我们就分析了情况，对姚华康逼迁问题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分析：魏约平是国民党龙山区党部书记，又是演进小学校长，是不会去的；李良栋也是不会去的；吴永禄可以争取站在我们一边，青年学生都在我们一边，是不会去的。
根据这一情况，县委指示我们：“应该发动群众，向姚华康去示威，不去澥浦，不行就撤出去！”
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就行动起来了。
10月27日晚上，虞天石、毛崇芳（毛元仁）、郑芳华、我和朱祖燮在朱家谈判。中途，我和毛崇芳借故回校，由虞天石拖住他们。这时，戚铭渠同志已带部队来学校，集中学生开会。戚铭渠揭露了姚华康的罪恶，动员学生抗日，他说：“千万不要接受奴化教育，要反对到敌区去！你们有些老师，因迫于姚华康的威胁，只得暂时离开这里。”
戚铭渠同志讲话后，学生情绪激昂，一致认为抗日无罪，读书无罪，但又想到大家即将离开这所生气勃勃的学校和亲如家人的师生，大家的眼眶都湿润了。在十分严肃的气氛中，我们事先布置的党员提出：“我们不离开凤湖中学！我们要去向姚华康示威！要求在24小时内答复！”会场上群起响应，“我们不离开凤湖中学……”
学校里闹得翻天覆地。可是，朱祖燮、郑芳华还不知道。
第二天，学生示威游行，高呼“反对汉奸姚华康！”“反对将凤湖中学迁到敌区去！”等口号，散发《告三北父老书》，从学校出发，一直到龙山区署。学生回来之后，在新的课桌上用油墨大写“反对南迁！”“打倒汉奸姚华康！”等标语。
根据群众的发动情况，看来撤出时机已经成熟，我和金如山同志去见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同志，当时王指示：“撤出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当前形势很紧张，负担不能太重，要短小精干。”
根据这一指示，我们挑选了20几个青年学生，组成了“凤湖中学流动训练班”，流动在沈师桥、乐家畈、宓家埭一带。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简史》。忍饥挨冻过着艰苦的半军事化生活。两个月以后，都分配了工作，为革命输送了新的血液。
（选自《凤湖中学建校60周年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