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也男
1939年的中国，整个民族都在日本战车的碾压下呻吟。中国经历了空前的浩劫，人人行色匆匆，对未来充满了恐慌与茫然。在惶惶不可终日中，我无法上学了。我从小丧父，母亲改嫁，后被抚养我的叔叔送到三北庄黄济众医院做护士，那个医院的院长是我的堂舅。医院里的人都称我“陈小姐”或者“Miss陈”。刚开始我对新四军也模模糊糊，只是从心里对日本人有刻骨的仇恨。
还记得一日，日本鬼子突然向我们医院扑来，当我发现这些禽兽时，他们已经爬上了医院的铁门，正在摇晃着铁门咿哩哇啦地乱叫，我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慌忙逃到一个老乡家躲避，日本人尾随我们而来。找不到我们，便到处乱捅，刺刀扑扑的声音，吓得我们魂飞魄散。幸好没捅到床底下，我才幸运地躲过一劫。
当时的三北游击司令部（新四军浙东纵队尚未公开）是一支打日本鬼子的抗日武装，浙东三五支队在庄黄医院附近流动，由于三五支队没有后方医院，病人也经常住到庄黄医院。有一次，三五支队派了一名叫李环琴的女护士到医院管理三五支队的伤员，她和我同住一个房间，我才正式的第一次接触新四军。她动员我参军，我开始萌生了想法，我知道他们是打鬼子的部队，是救国救民的部队，是穷人的部队，打鬼子的愿望越来越迫切。
那时候，鬼子经常到医院附近扫荡，环境恶劣，医院也不能正常运转。后来部队精简，李环琴暂回浦东老家，临走时，她对我说：“等形势好转，再出来接你。”
不久我在医院也待不下去了。回了老家，等李环琴的消息。果真，李环琴给我来信，说出来做“生意”（暗语），让我到三北某个地方找她。
我接信后，匆匆收拾行装，提着装行李的小网篮，从宁海坐船到了三北。然而此刻，原在医院附近的三北办事处已搬走了。闻听此消息，我很沮丧。但我决心一定要找到部队。我走到镇上碰运气地看能不能碰到熟人，从早上一直到天黑。就在绝望之时，我突然发现了曾在医院养伤的一名司务长从街头路过，我喜出望外，上前一步叫住了他，司务长也认出了我，他惊奇地问：“陈小姐，你在这里找谁？”
我说：“我找你部队，原来的办事处已经搬走了，找不到人。”
司务长说：“你跟我走吧。”
他领我到一个村保长家吃了饭，而后带着我找到了三五支队司令部，在那里我又见到了李环琴。
我高兴地流下了泪，我终于找到了抗日部队，心中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由于我曾在医院工作过，组织上就分配我到五支队，做医务工作。不过当时我思想上压力不小，因为在医院里我只是护理工作，还没有给病人单独看过病。
到了五支队队部，他们给我一个药箱，药箱里面装着内外科的药。由于部队只有我一位女同志，部队为了照顾我，便给我安排了一名挑夫。挑夫一头挑着药箱，一头挑着我的行李。就这样我开始跟着部队行动了。
1943年春，我调到三支队队部。跟着三支队曾经参加了解放四明山梁弄的战斗。打仗的时候，我背着急救包，穿着草鞋，和战士们一起爬山越岭，穿梭在枪林弹雨中。1944年4月，司令部派30余人带着电台到浦东，张席珍从浙东调浦东支队任参谋长，我和俞叔平跟随张席珍也从浙东调到浦东，由张席珍带队，带着一部电台，到浦东打游击。
（选自《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情况与交流》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