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北撤
虞天石
蒋军进逼准备坚持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一直逃避于敌人后方的“国军”却耀武扬威前来浙东争夺胜利果实，向我军进逼。
8月23日，国民党浙保第一、第二两团围攻我鄞县自卫大队。我方伤亡10余人，为顾大局撤出。浙保继续进攻，我方忍无可忍于28日自卫反击，将其击溃。
9月上旬，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3个军的先头部队进抵杭甬一线；16日，国民党军接受日军投降，其一〇七师进驻宁波地区；18日，国民党军一二三师进占余姚城关，同日，国民党集团军前进指挥部开会部署“绥靖”行动计划。第六区专员俞济民即委投敌杀民的宋清云为宁波总队副总队长并代慈溪县县长；宋部何久峰部又在日军帮助下到庄桥重筑碉堡。28日，国民党军一二三师一个团进攻周巷，我军被迫反击，毙其团长，俘200余人。下旬，未被歼灭的伪军摇身一变成为“国军”，复占慈溪庄桥（现属宁波市）和镇海庄市一带。在此之前，国民党庄市区区长已率其部队到庄市杀人放火，滥捕人民。
9月14日，浙东区党委发出紧急通知：国民党在城市落脚以后，可能向我方进攻，尤其三北地区，因此内战在即，应作坚持斗争准备，并向最坏处打算。18日，浙东区党委根据中央和华中局电示又发出指示：内战不可避免，应采取有效办法，进行必要准备，争取主动，对付最坏环境。接着，三北中心县委发出反内战指示：三北斗争环境可能更加紧张复杂，号召全体同志在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作好最充分准备，以极大的勇敢和无比的决心，迎接这次内战。县委接到紧急指示后，当即召开慈镇县委会议，商讨执行措施，决定：一、在敌强我弱地区，撤退平时出头露面的干部到安全地另行分配工作；派当地还不认识的人去接替工作，找职业隐伏下来，多交朋友，不树敌人，公开场合不露面或少露面；二、这次干部大调动，目的在“坚持斗争”，既能坚持，在可能条件下又要斗争，坚持是为了斗争，斗争又要便于坚持；既不能只问条件，事事处处畏惧；又不可不问条件，只凭一时称快，冒险进攻。其他对于武工队设立，群众的动员、安排，特别对于各区领导干部的物色谈得最多。县委分别和沈宏康、许梅生、林之山等谈话，详细说明情况，告以斗争的方式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等。
就在此时三北中心县委书记黄知真告诉我，要有单独行动，即带领一部分不适宜随军行动的干部（主要是女干部、有些是区委、有的待产、有的带着孩子）等，经上海去苏北，要我快回去准备，其他事不要管了。我要求随军，未被允许。
乘风破浪，直达吴淞
9月20日后，我们从龙山码头乘机帆船赴沪。同行的有王大政（慈镇中心县委书记李乐山妻子）、虞和珍（黄知真妻子、丈亭区委委员，正待产）、虞和英（我的妻子）、乐溪影（镇海县县长戚铭渠妻子）、李倜民（党员干部）、爱国民主人士朱祖燮（曾任我慈镇姚抗建工作推进会常委兼建设科长）、郑振英（龙山镇镇长）、周联奋（龙山区妇女会会长）、赵鹤九（曾任龙山区区长）以及王永芳、虞金迅、洪品高等10余人。
海上风浪逐渐增大，好多人不习惯乘海船，吐得一塌糊涂。虞金迅、洪品高两人不会晕船，在船头上放哨观察。船老大用心驶船，幸未出事，安全到达吴淞口。我们估计吴淞口可能有国民党检查，再叮嘱同志们清理所带之物，把一切可能与政治有关的书本、衣着都弃之大海。进吴淞口未遇检查，顺利上了码头，由朱祖燮叫了一辆大客车，10余人都上了车，到淮海路嵩山路口停车。朱自己乘车走了。有些人各自去找亲朋安顿。虞金迅与我分手时，我对他说：“你可找个职业，也可帮助做些联络工作”。不久，他即进入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工作。
我们由王永芳陪同到他妻舅家中（嵩山路嵩山里），住的房子较大，他是商人，开了一爿烟杂店，比较爽朗大方，因此招待得较好。这一夜，我们就在他家里打地铺。他自己去店里睡，舅妈也把床让给大肚子虞和珍。舅妈她勤劳忠厚，很重感情，对我们各方面照顾得很周到。因我们人多，如住旅馆容易引起敌人注意，而此处又不能久住，容易引起不测，必须化整为零，当时对此颇费心思。
在嵩山里住了个把星期，就分散了，在我大哥家住一二人，二哥家住二三人，王永芳另一亲戚家也住了二三人。其间也搬了几次“家”。我采取“打游击”住法，住过大哥、二哥家，也住过赵鹤九堂弟店堂里及他亲戚家（全家返乡，我与赵合铺睡），还多次住在虞金迅工作的公司里。
当时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一日数变，上午能买个大饼的钱，到下午就买不到了；上午能买1升米，下午只能买到半升。我们把带来的钱寄存在王永芳的妻舅家，谁知他妻舅为了赚钱，竟把我们寄存的钱拿去做生意了。后来我们要用钱时，问他要，他说一时付不出，有时也给一点，使我们的生活发生困难，变成有钱却又去借钱。大哥、二哥（虞国范，下同）那里都去借过。三哥比较势利，政治上也不怎么可靠，怕他走漏风声，没去借钱、住人。
由于我们失于算计，也由于客观环境关系，吃了苦头。当时考虑：如把钱放在银行里，可能会引起注意，发生意外，而且照样贬值；做生意吧，我们都是搞政治的，不会做生意，放着吧，看着飞涨的物价，这些钱每天都在贬值，既然是同乡，就由他们去做生意吧。谁知会发生这些意外事情。
其间，虞和珍临产住院，产后要恢复健康，只好又向永芳的妻舅要钱，仍未完全如愿，使同志发生困难，实觉愧疚。此时，黄知真曾派人送来戒指，也集中使用了。
同志相见，提高信念
有许多原慈镇、慈姚等同志也先后北撤来到上海，闻我在沪，都想见见面，了解些情况。其中有马丁（张道时，原浙东纵队司令部参谋，因病留下），他妻王绥英与虞金迅同为凤湖中学教师，通过金迅找我了解北撤情况。我和他在小东门他岳母家见面，由金迅在外面放哨。我谈了些政治、军事形势，他所要了解的主要也是这方面问题和北撤途径等，看来他信心增强了，准备设法归队，谈后分散，未作决定，后闻他去广东找老关系。还有忻一波（党员干部）夫妇，忻正患肺病，吐血甚多，身体虚弱不堪，他们痛哭流涕，一定要与我同去苏北。我见他走路也蹒跚不稳，到了苏北既不能工作，还可能被拖累，不能为党工作，反增加党的负担，权衡轻重，没有同意。经耐心反复说明道理，劝他还是回鄞县东钱湖故乡休养，养好了党会来找他或他到三北找党，那里有我党地下活动，为解决他经济困难，给他们一笔休养费。他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后来他果然到三北找到了党，不久被任命为龙山区区长，可惜解放初在国民党登陆骚扰时不幸被捕牺牲，追认为烈士，立碑于三北施公山。郑若谷（党员干部），他要先赴苏北，还带上恋人同往。我带了一笔钱由二哥家去法大马路（现金陵路）郑的住处，不料雪上遇霜，给郑的和给其他人的钱，全部在车上被扒，简直无以对郑，只好分头再想办法。许梅生，雇农出身，党性极强，要见我之心极切，我和他在八仙桥电车站会面。他原是被组织决定留下任观城区特派员，因平时工作出色，敌闻其名，到处搜查他，被迫转移到了上海。我对他说：“你样子完全像农民，坚持条件是具备的，搞农民工作又是内行，应当根据组织决定设法回去，到别处先当雇工，等立脚稳了，找到组织再开始工作。”他经济有困难，我给了些钱，也作路费。后来他回去与党联系上，工作搞得很好。解放后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其他还有胡汉庭、江杰、虞剑虹（华天）、陈祖勋、陈文舟、邱琦等等许多同志。见面地点各异，见面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在思想上坚定信心和理想，加强努力。原决定留下进行地下斗争的，认真地劝其回去，易地隐蔽，找职业潜伏，秘密地找组织关系（告诉他们一些线索和办法）；原决定北撤的，动员继续北撤，告以可行的途径，分头各自进行，以安全第一，不可冒险。要打扮成家庭妇女或行贩走商，以利行事。这个工作花了我很多时间、精力，每到一处，必须四面察看，确定无可疑迹象时，才能上前见面或叩门，也有的见面几次，幸而所到之处均未发生意外。只是经济因而更加捉襟见肘，显得更拮据了。这些同志后来都未掉队，有的同志回原地坚持斗争，有的北撤，无一人变节。
找路觅款，全体北撤
1946年元旦已过，春节逼近，虞和珍产后健康大致恢复，大家心急火燎，归队心切。在此之前，我已仔细选择途径，访问去过苏北的浙东韬奋书店王祖纪，虽有途径，但无向导，人员一多，也不安妥。后来知道虞积英（同乡）与地下党有关系，通过她，我会见那位同志，他拿一本书，我拿一枝花，在复兴公园后门会见。对上暗号会见后，于前门分手。路径虽谈了一些，但仍无向导，经济也未能解决；后又以做单帮为名会见我二哥的苏北朋友，也问不出一条安全途径；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自己派人去华中局，一可实地考察一下途径，二可直接向华中局要求帮助。派谁去呢？我是这里10几个同志的领头人，不能离开。后来想到李倜民，因他父亲李琯卿曾是青年党领导成员（后脱离），伯父是上海有地位的资本家，就是出了什么事情也容易解决。他又年轻潇洒，扮成医药商人也较妥当。这样，既可给解放区带点急需药品，又可把信带去，一举两得。于是同李谈了，李向其伯父借了钱，说是去做生意的；我写了一封给华东局领导谭震林的信，要李大模大样拎着皮箱乘火车而去。果然一路顺利到达苏北，见到了谭震林，李把信交出，谭震林写了回条给我。回来路上也未遇到麻烦，李倜民不负使命安全回沪把条子给我。上面写着要我去威海卫路××里找×人，问题可望解决。我立即前去，见到两位“富家小姐”，原来她们都是政治交通员。她们向我介绍了一个专跑苏北的商人，说此人很可靠，经济上也作了安排，路上他说怎样你们就怎样做；有麻烦由他出面打交道。果然不错，此人很精明能干，由他规定时间和地点，集中后乘公共汽车走，还特别关照与政治有关的东西不能带，路上大家装成不认识，盘查起来各讲各的。集中地点在四马路的“中洲旅馆”。联系好后，我一家家通知，又向大哥、二哥借了些钱。为安全起见，我先去那个旅馆察看一番，熟悉周围环境，认一认要乘的公共汽车。出发那天一清早，我们各自从住处坐三轮车到达集合地，马上就乘上公共汽车。一路上因是正常的班车，几次遇检查都顺利通过，偶有受阻，忐忑不安，幸均未发生问题；直到江边码头，这是一个大关口，幸而向导应付自如，乱哄哄上轮船过江到了南通，住进一家事先约好的旅馆，老板与商人显然很熟。他安排了几个房间，并关照夜里如有检查，不必紧张。午夜，果然来检查，但我们住的几个房间都没有进来，虚惊一场，也就东方发白了。第二天，那商人又帮我们租了几辆独轮车（当地人都是坐这种车的），将路线交代清楚，一路上竟也未受到任何检查。我们远远看到小学校上空飘着红旗（一块红绸布），知道日思夜想的“家”快到了，这面红旗招引我们这些远道险地归来的孩子，并将指引我们这些满身尘土的孩子走上新的征途，我们不禁潸然泪下，想到这里还是白区，又急忙把泪擦去。转弯抹角到了如皋县城。县长××同志请我们吃了饭，住了一夜；第二天派车送我们到东台。东台是苏北的经济中心，陈丕显夫妇请我们吃了晚饭；隔天，又派车将我们送到淮阴华中局所在地，时值冬季，在招待所住了几天，虞和珍同王大政及其妹妹、儿子坐车去了山东（黄知真和李乐山当时在那里），我们全留了下来。因当时正在“和谈”，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可能到来。我们的活动经费来源靠收取党费还远远不够，要靠其他各种途径，做生意就是其中一种。组织上认为我曾当过职工，懂一点生意经；再说吕炳奎留在华中计划办公司，他是我的上级，又只他一个人，故要我们留下给他做帮手。这样，吕炳奎当了总公司经理，我当分公司经理，后来为了加强总公司党的力量，被调任总支书记，分公司就交其他同志负责。和英也跟着一起在总公司任会计。
（选自《解放战争时期宁波地区革命史料》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