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申不害、商鞅、慎到、韩非等人，其中，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而韩非则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主张法术势兼用。
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出身于韩国贵族，与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韩非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末期，这时，秦国统一中国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而韩国是战国七雄之中最弱小的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又与秦国相邻，是山东六国的门户，因此，在秦国统一六国的兼并战争中，韩国首先成为秦国的进攻对象。目睹韩国的日益衰弱，韩非曾经上书韩王安，谏议其实行政治改革，修明法制，求人任贤，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但是却未为韩王安所用。于是，韩非作《说难》《孤愤》《五蠹》等十余万言，当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以后，秦王政读后叹道，如果能够与此人同游，就是死了也没有遗恨。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国出兵攻打韩国，韩国被迫把韩非交给秦国。可是，韩非在到了秦国以后，并没有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后来，被李斯、姚贾陷害入狱，自杀而死。
韩非为人口吃，不善于说道，但是善于著书，他所著《韩非子》一书五十三篇，一直保存至今。
韩非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个阶段，认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们食用瓜果蚌蛤，腥臊恶臭，后来，出现了圣人，构木为巢，使人们避开了野兽的侵害，钻燧取火，化去了食物的腥臊味。中古时期天下大水，而禹和鳏为人们治水，近古时期的特点是桀纣暴乱而汤武革命，为民众除害。当今是力功争强，兼地略土的时代。于是，韩非得出结论说，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都有不同的内容，上古时代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而当今争于力气。韩非对于这些历史特征的概括虽然并不十分准确，但是，他用进化的观点解释历史则是一种正确的思路。
韩非认为，从上古时代至于“当今”，社会生活在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首先是物质财富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上古时代。由于人口稀少，人们不用耕种土地，自然界的草木之实就足够人们食用，不用纺织，禽兽的皮毛就足够人们穿着。可是，“当今之世”，人口众多而财物寡少，所以，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财富增长的速度，因此，物质财富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另外，从上古时代到“当今”之世，权力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上古时代，所谓的天子，不过是享受了当今小吏的待遇，但是，却要效臣虏之劳，而当今的县令，即使自己身死以后，子孙也享尽富贵，因此，可以轻辞古代的天子。但是却难去当今的县令。由于这两方面的变化，上古时代讲辞让，而当今则讲争夺，这并不是人的道德衰败，而是时势使之然。
由于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每一个时代的历史经验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意义。韩非子认为，在当今之世，如果拘守于先王之道，并不是对先王的尊重，而只能是愚蠢，就好像是在夏后氏的时代构木为巢，在商周时代像禹、鳏一样治水，一定为先王所笑。韩非断定，他所生活的时代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凡是称道先王之道的人，如果不是愚昧，就是怀有别的用心。韩非认为，圣人治国，应该是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自己的政策。
韩非的人性论部分地接受了他的老师荀子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这种好利的本性主要根源于人的生存需要，韩非说，以肠胃为根本，如果不吃饭就不能活，那么每个人都难以免于利欲之心。
由于个人的利欲之心所支配，每个人在社会交往中都是计利而行的，即使是君臣、父子之间，也是如此。韩非举例说，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如果生下儿子就欢天喜地，一旦生下女儿却把女儿杀掉，儿女是父母所生，之所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因为儿子可以供养父母的老年生活，父母乐于养子，是为了自己以后的利益。子女对于父母也是如此，当一个人还是婴儿的时候，如果父母养育得不很周到，在成年以后，对父母的供养也会很薄。父子之间是至亲，但却是计利而行的。
父子之间尚且如此，没有父子之亲的其他人际关系就更不可靠，韩非指出，儒家所说的君臣之间的忠信仁义是根本靠不住的，在根本上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君主用自己手中的爵禄与臣下交换，而臣下则尽死力与君主交换。臣下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能够为君主做事，关键在于他们从君主那里得到了多少利益。
既然忠信仁义是不可靠的，所以，也就不应该用仁义道德的观点解释人的行为。韩非举例说，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民，但是，王良爱马并不是为了马，越王爱民也不是为了民众，这是因为他们想利用马为其驰骤，利用民众为其打仗。同样，医生为病人吮吸伤口中的脓血，是为了逐利，舆人做车，希望人们富贵，匠人做棺，希望多死人，这并不是舆人善良而匠人邪恶，而是各自的利益在驱使他们这样做。因为人不富贵便不会有人买车，人不死亡就不会有人买棺。所以，人的一生就是求利的一生，人不是道德的人，而是逐于利益的人。
在政治上，韩非主张君主应该法术势兼用，以此维护专制主义政治统治。韩非说，国家是君主的车，而权势则是君主的马，权势是君主君临臣民的绝对前提。有势与无势，也是君主与臣下的根本差别所在。在韩非看来，君主所以能够制服臣下，并不是由于君主的道德品行，而是君主的手中掌握着权力。如果有才能而没有权势，那么，即使是贤能的人也不能统治不肖的人，把仅有一尺高的树立在高山之上，它将处在万丈深渊之上，这并不是因为树本身长高了，而是它所处的位置高。夏桀在做天子的时候，能够号令天下，并不是因为其道德品质高尚，而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权力。当尧还是一个寻常百姓的时候，连自己的邻居都不服从他，这时，并不是因为尧不肖，而是因为他的地位低。所以，韩非得出结论说，有势与无势，是决定社会生活中谁统治谁的决定性因素。
为了巩固君主手中的权力，韩非认为，君主应该用权术驾驭臣下。韩非警告君主说，君主最危险的敌人并不是来自于敌国，而是自己的左右近习、后妃、兄弟以及大臣、显贵，这些人无时无刻不在觊觎君主手中的权力，最有可能弑君的首先是这些人。因为臣主之间并没有父子之亲，一旦臣下弑君得以成功，就会享有万乘之利，所以，君主属下的群臣都有谋害自己主人的心理。群臣没有作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作乱的条件，一旦时机成熟，人人都有犯上作乱的可能。因此，君主对于臣下应该时刻提高警惕，对于君主来说，如果知道臣下与自己的利益不一致，就可以成就王业，如果以为臣下与自己的利益相同，就会蒙受劫难，如果与臣下同甘苦，共患难，就一定会被臣下杀掉。君主信任臣下，就会受制于臣下。唯一可行的就是用术愚弄臣下。
韩非认为君主应该时刻把自己打扮得高深莫测，使臣下无从知道自己的好恶，同时，君主应该尽量地把自己的意见隐藏起来，在暗中观察臣下的所作所为，这样，臣下对于君主就无机可乘，只得尽力地为君主做事。另外，韩非也建议君主用各种方法随时考验群臣的忠奸，甚至用间谍监视臣下的行动，用谋杀手段去除对君主的权力构成威胁的大臣。韩非的权术理论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的真实写照。在客观上，这一理论适应了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
韩非主张君主用术统治自己的臣下，同时，又认为君应该用法统治境内的民众。韩非说，法是专制国家编著在图籍，布设在官府，公布于百姓的条例。法的特点是公开，专制国家应该使境内的民众人人知法。
韩非认为，专制国家必须以法治国，对于专制政治来说，法律比贤人更为重要，治理国家应该尚法不尚贤，因为道德品质和个人的才能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不可靠。韩非说，如果放弃了法律而以“心”治国，就是像尧那样的圣人也难以治理一个国家，离开规矩而凭“意”度量，就是奚仲那样的巧匠也难以做成一个车轮，如果让中等的君主守法术，让笨拙的工匠照规矩办事，就不会有任何失误。在法律与人才之间，法律更为重要。
关于实行法治的原则，韩非主张一个国家的法律应该统一，同时，法律要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样法律才能成为全体民众的行为准则。另外，韩非主张实行严刑苛法，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用严苛的刑律制止人们的犯罪。韩非认为，在以法治国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法不阿贵，要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法律面前，除去君主以外，全体臣民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得徇私枉法，国家的各级官吏只是执行法律的工具，在执法过程中，只能按照法律条文办事，不得在法律条文之外有任何发挥。
战国时期，法家曾是一个起过十分巨大作用的思想学派，在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法家在政治上主张变法，主张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打击旧贵族的势力，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秦国迅速地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也因此而迅速地走向了统一。但是，法家过分地强调了法律的作用，特别主张以严刑苛法，治理国家，镇压民众的反抗，其结果只能引起民众更加强烈的反抗。因而法家思想使战国时期的秦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使统一中国以后的秦王朝迅速走向了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