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在仁宗、英宗时代得到重用，这两位皇帝爱惜他的文才。苏轼官至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院二学士。神宗在位时，重用新党，苏轼开始失势。
1079年，苏轼由徐州知州改任湖州知州。由于在徐州期间，他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提倡生产，对百姓做了大量有益的事，因此他深受百姓的拥戴。在他离开徐州时，当地百姓从四面八方拥来，拜倒在他的马前，向他敬酒送行。
苏轼满怀对徐州百姓的留恋去湖州上任了，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朝中主张变法的大臣正在罗织罪名，对他群起而攻，一场灭顶之灾就要降临到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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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达到湖州任职后不久，监察御史何正臣首先向他发难，他弹劾苏轼给宋神宗赵顼的谢恩表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没过几天，另一个御史舒亶又从苏轼所写的诗文中摘出几句话，诬陷他诽谤朝廷，大逆不道。接着，曾因母亲去世借故不服丧而受过苏轼批评的御史中丞李定见报复的时机到了，也上书攻击苏轼。一时间弹劾苏轼的奏折纷纷被摆到神宗皇帝的案前。
之所以这些人能抓住把柄，有恃无恐地攻击苏轼，原因出在苏轼所写的诗上。原来苏轼在外任官期间，目睹了新法推行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扰民害民问题，他看不惯，就写了一些诗来讽刺这些事，意在希望朝廷重视这些事。
这些诗中以《山村五绝》这组诗最有代表性。没想到这些诗竟被李定等人指控为包藏祸心、讥讽朝政的罪证。苏轼还有一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写道：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这首诗主要是描写两株桧树“凛然相对”，“直干凌空”，树根深入九泉，挺拔无曲的雄姿，借以抒发自己耿直不屈的性情，却也被随意曲解，说皇帝是飞龙在天，而苏轼却向地下的蛰龙寻求相知，有对皇帝不恭之意。于是朝廷派人前往湖州逮捕苏轼，押赴京都，关入御史台监狱。御史台又称乌台，因此这个案子被称为“乌台诗案”。
此事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李定等人想置苏轼于死地，有的人生怕自己受到牵连，避之唯恐不及。但敢于出来替苏轼求情辩解的人也不少。
苏轼的弟弟苏辙当时在南京任判官，他请求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结果被贬为筠州负责盐酒税务的小官。
此案的审讯持续了很长时间，久久不能定论。苏轼在监狱中足足待了一百多天，受尽了折磨。后来神宗赵顼因爱惜苏轼的才华，认为实在算不上大事，就把他贬到黄州当团练副使。
接下来的三年，苏轼在黄州度过了最失意的日子。因薪俸微薄，他的生活常常需要朋友接济。后来，苏轼找到了一块名叫东坡的坡地，自己种起了庄稼，盖上了几间草屋。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东坡居士”。在此期间，他的生活虽然贫苦，但他常常游览山水，写作诗词，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感。其中着名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他在游长江边的赤壁时，想起三国时期赤壁大战时的情景，触景生情，由感而作的。
绍圣年间，哲宗亲政，摒弃旧党，苏轼先贬惠州，三年后再贬儋州。许多旧党官员如吕大防、梁焘、刘挚等都死于贬所，苏轼勉强得以生还。
苏轼两次遭贬，处境都十分险恶，可谓九死一生、十分不幸。其原因何在？苏轼曾写《洗儿》一诗：“人皆有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的不幸是否因他聪明呢？这里所谓聪明，意思是说不糊涂、办事太认真。所谓愚鲁，也并非指真的呆傻，而是会装傻、装糊涂。苏轼总结的这条教训不无道理，但是要在新旧两党激烈政争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装糊涂、不置可否，这却与苏轼的性格截然不符。所以，苏轼不幸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方面：残酷激烈的政治斗争和苏轼本人“兼济天下”的积极有为思想。
清人赵翼在读元好问诗集后写了一首诗抒发感慨，内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两句，颇为后人征引。为什么国家遭难会玉成大诗人呢？是因为社会动荡、矛盾暴露，容易使诗人对世界的认识变得深刻。同样道理，苏轼的遭贬，对于他的文学创作也有好处。试想：如果不是遭贬，苏轼能有《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题西林壁》那样的杰作吗？
不是遭贬，苏轼能有那么多描写岭南、海南风情的佳作吗？遭贬是不幸的，苏轼却又从遭贬中得到好处，因而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人，此又是他不幸中之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