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外交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比晚清政府签订的条约更多更频繁。从1842年8月在南京下关江面英国军舰“康华利”号上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算起，接下来是《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直到1915年与日本国签订的《二十一条》。几十年间，共二十多个条约。这些条约，不是赔款，就是割让土地；不是开放商埠、通商口岸，就是让外国人获取某种特权。它们都叫不平等条约。
有道是：自古弱国无外交。可想而知，那时外交使节的谈判，往往有如在悬崖之间走钢丝。然而，在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882年8月19日）这一天，一个名叫曾纪泽的二等外交使臣，让骄纵蛮横的俄国人修改了由前任外交大臣崇厚与之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里瓦几亚条约》，改签《中俄伊犁条约》。这样，中国就成功地从沙俄的血盆大口中夺回西北边陲的要塞之地。
这个曾纪泽，就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长子。其声名虽不及他的父亲显赫，却在外交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曾纪泽从小十分聪明，十岁时写诗，让曾国藩感到惊喜万分。虽是出身书香门第和官僚世家，可曾纪泽一生却与科名无缘。咸丰八年（1858年）第一次尝试科举落榜后，再未踏入考场半步。慈禧太后曾问起此事，曾纪泽说自己“别的诗文还学过，就是不会作考试之文”。虽然作不好八股文，但曾纪泽不仅穷经究史，而且自学英文、物理、化学，更热衷于学习西方文明。因此，他学识广博，反应机敏。与沙俄代表斗智斗勇，是他出使西欧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正所谓“动一颗棋子活一盘棋”，《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缓解了清廷十余年之久一直承受的压力。君臣上下，也是如释重负。
伊犁交涉是一件让清朝统治者十分头痛的事情。早在同治年间，新疆地方政局动荡，内乱不休。沙俄乘机进犯伊犁，并假意宣称替中国“代收代守”。清政府多次派使臣索要无果。这期间，俄兵故意骚扰，制造谈判障碍。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清政府派出的头等全权大臣崇厚因“畏洋人如畏虎”，又没有认真分析利害关系，一心只想着收回伊犁城的空名，对方要什么，就答应什么，全然不顾政府谕令，匆忙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
按这个条约收回的伊犁，实际上是一个空城，因为伊犁以西的领土全部割让给了俄国。除此之外，还有通商设领特权、赔款等方面的条款等等。真是不如不签。倘若不签，日后还有收回的机会，签订条约后伊犁的大片土地就像尼布楚一样，永远会从中国的版图上消失。所以，崇厚回国报朝廷批准的时候，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公愤。西征主帅左宗棠以年迈古稀之躯挥师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全部失地，使新疆得以安定，为谈判提供了强大的军事保障。当他得知条约的内容后，禁不住怒斥崇厚“苟安目前”。而当时的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则上疏数十次，历数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的罪状。许多人强烈要求严惩崇厚，废弃条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远在巴黎使馆的曾纪泽收到了朝廷用电报密码发出的懿旨，赴俄重新与俄国定约。
其实，早在崇厚谈判签约之前，清廷总署就有意让曾纪泽使俄。只因事情重大，对手难缠，又担心他年轻缺乏经验，于是改由崇厚谈判，岂料崇厚之行使人大失所望。重新谈判，收回伊犁，这重担还是又落到曾纪泽身上。
此行与未开谈判时已不可比拟。比起崇厚，曾纪泽还没成行之前，就已显现出诸多不利因素。首先是在清政府决定重新定约并将处治崇厚后，俄外交部声言，中国此举是悔约，表现为失信于俄国。以李鸿章的观点来看，崇约虽“失之轻率”，但“先允后翻，其曲在我”，“曲在我侮必自招”。果然，俄国驻上海领事准备联合各国海军示威，给清政府施加强大压力。其二是曾纪泽原属中国驻英使臣，因英国与俄国关系一直紧张，现在让他出使俄国，势必使俄国人产生猜疑，认为英国会从中搬弄口舌。其三是崇厚原为头等全权钦差大臣，官列二品；而曾纪泽为公使，属于二等，官列四品，而且又是由海外直接使俄，恐招致轻视慢待。而关键的一点则是，俄方是否答应重新签约。所以，朝廷上下无不认为曾纪泽此行“其责倍重，其势尤难”，“其难较崇厚十倍”。
为避免俄国人羞辱我国使臣，通过筹划，朝廷派曾纪泽兼任英、法、俄三国使臣。这样一来，便能进退自如。倘若俄国人“待客疏慢”，便可借英、法公事时去时来，离开俄境又不着痕迹。赴俄谈判时，英、法使事也不必指定参赞代理，免去英、法两国产生轻重之分的疑虑。所以，曾纪泽信心十足，只要保持耐心，重开谈判之局，只是个时间问题，并不担心俄人不从。
最大的问题是谈判方案如何制定。曾纪泽反复分析了崇厚谈判的全部过程。他认为，俄国人对崇厚采取的是避名取实、垂饵钓鱼的策略。表面上看，俄国人愿意归还伊犁，实则在分界、商务上打主意。而这一点正好被崇厚忽视。崇厚索地越急，俄国人条件就越提得苛刻。再加上崇厚事先准备不充分，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估计不足。崇厚事前不肯接受边吏要求，深入西北了解山川地势，会谈时手中又无中国地图。究竟俄国要占去中国多少地方，险要山口道路在哪里，他完全没有印象。俄国人因此看出底细，执意完全按俄国地图分界。可想而知的结果是：中国吃了大亏。曾纪泽改约，也是围绕分界、通商、偿款来谈。对崇约内容要进行更改，得与失之间，必须慎重考虑。
通过分析，曾纪泽确定改约的原则是：“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而采用李鸿章立法用人之说补救之。如更有不善，则俟诸异日之修改。”（引自《曾纪泽遗集》）一句话，即“力争分界，酌允通商”。虽然力争分界、酌允通商不见得公允，但兑现是有可能的。清廷于是据曾纪泽的建议定下了谈判策略：如能全收伊犁最好，若不然，必须悉心较量。具体来说，以全收伊犁为上策；仅议条约、酌予通融为中策；如果俄方横生枝节，宁可暂且搁下以后再议。
此时的北方疆臣枕戈待旦，箭在弦上。左宗棠派遣刘锦棠、金顺、张曜所部三万人集结在伊犁周围，构成备战言和的态势，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光绪六年六月十九日（1880年7月25日），年仅四十出头的曾纪泽肩负重任踏上了去圣彼得堡的途径。他所要面对的是来自俄国人的唇枪舌剑以及比以往更厉害的面冷词横。果然，曾纪泽第一次与俄方代表格尔斯见面，格尔斯就连连拒绝改约，称中国治罪崇厚，设防增兵等等，蓄意刁难。曾纪泽一一辩驳，并反复阐明两国和好的必要性。这时，格尔斯才勉强答应奏明君主，听候旨意。对于俄国人的刁难，并不能完全靠辩驳之辞就能抵挡过去。
为此，曾纪泽又发电奏请总署，尽量解决国内开释崇厚等问题，让俄国人没有理由再拒绝谈判。圣彼得堡的谈判是十分艰难的。曾纪泽的对手，主要是布策、热梅尼。尤其是布策有“入水不濡，近火不蒸”之说，很难应付。
他们的策略，始终不愿接触实质性的问题。一旦要他作出让步，便要中止谈判；一旦逼紧，便以武力相威胁。曾纪泽态度也十分坚决，如果俄方过于苛刻，他便用废约缓索伊犁相对抗。你软硬兼施，我刚柔并济。改约谈判，历时两年，曾纪泽与俄方代表反复辩争“凡数十万言”，“口敝唇焦”，终于废弃崇约。他为中国挽回的界务、商务利益是：在崇厚收回的一部分伊犁首城外，收回伊犁南境长四百里、宽两百余里的土地，包括伊犁通天山南路阿克苏莫萨尔山上要道，伊犁通往乌什的重要据点；塔尔巴哈台划界比崇约向西改动，收回斋桑湖以东一部分领土；喀什噶尔按现管地界划分，减少由嘉峪关至西安、汉中的商路及汉口通商，删去乌鲁木齐、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古城五处领事；废去松花江行船专条等。至于赔款数额，也从一千二百万卢布减至四百万卢布。
《中俄伊犁条约》——这是一个让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外交才能刮目相看的条约。直到今天，我们在翻阅有关这段历史资料时，仍然能很强烈地感受到当时世界列强对此事的震惊。英国资深外交家、驻俄公使德费楞赞道：“中国逼使俄国做了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她已经吞进的土地。”英国人马士在他撰写的专着《中国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
“左宗棠用血和铁平定了喀什噶尔，而现在曾纪泽又光荣地用和平方式收回了伊犁；中国在她的许多历史上，向来是惯用军事胜利的，但像曾纪泽这样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他的经验中却是一个创举。”而曾纪泽的谈判对手俄国人格尔斯则称赞说，此次商改约章，“实系最难之事”，而曾使竟办得如此成功，足见“才智兼优，能办大事，曷胜钦佩！”他慨叹自己办外交四十二年，见过的人才多的是，通过与曾纪泽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