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路遥曾是延川中学一派学生组织的第一号头头，后来又成了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件事搞得很神秘，对此，人们总是闪烁其词，不想挑开了明说。我觉得这没有什么，这个事并非延川中学独有，不是路遥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当时全中国的学校都是那样，每个学校都有一些人扮演过这个角色，且大部分人都是被时代潮流裹挟进去的。据实说清反而有好处，不然越到后来越说不清楚。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延川县的“文革”是从1966年的暑假开始的。路遥作为初中六六届的学生已经毕业，并参加了中专考试，有关学校也派人搞过政审，有的学校还和这些毕业生进行过座谈。在座谈会上，路遥的发言受到来人和老师、同学的一致好评，加上成绩也不错，上中专不成问题。当时人才紧缺，一上大中专院校，国家就发放生活费，身份也变成城镇居民，如果不犯大的错误，一毕业就能走上工作岗位，得到一个“铁饭碗”。就在路遥为此高兴，他家里人也终于松了一口气时，“文革”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送给路遥的第一份礼物是苦涩的——大中专院校停止招生，已经考取的也返回原校参加运动。路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和他的同学们一起返回了延川中学。
延川中学是当时全县唯一的完全中学，是延川县的“最高学府”。一个县只有一所完全中学在当时的陕北并不少见，少见的是路遥这个初中生当了一派学生组织的一号头头——在别的县，总是由高中生来担任。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延川中学的特殊情况，二是路遥本身的基础和能量。
当时延川中学共有九个班，初中六个班，高中三个班；初中每班大约五十人，高中每班大约三十人。高中生在人数上占绝对少数，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学校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在县委工作组的指导下成立，其主体是高中生，几乎囊括了所有家庭出身好且有威信的学生。后来县委工作组被斥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受批判的对象，原来那个红卫兵组织骨干力量因此受到了牵连。剩下的人“掌控”一派组织已经很吃力了，“掌控”两派已无可能，这就给初中生“大展身手”造成了可能。这就是当时延川中学的特殊情况。
回头再说路遥的基础和能量。前面说过，路遥毕业于延川县城关小学，城关小学是全县的中心小学，集中了全县大部分城镇学生。相对于各公社（乡镇）小学考上来的学生，城关小学考上来的学生不但在人数上占多数，在见识和胆略上也略胜一筹，从整体上说在各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六六届是初中部的最高年级，在高中部学生 “失宠”的背景下，初中部的“风光”应该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我说的基础。
说到路遥的能量，那不应该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了。他在城关小学时就是那里的“孩子王”，上了初中以后自然也是——通过城关小学的同学支持，在整个六六届争得了话语权；再以高年级的天然优势，聚拢了大部分初中生，然后和以高中生为头头的另一派抗衡，这就是他当学生头头的由来。而当全县一派群众组织的一号头头，进而当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都是从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是大环境使然，个人争取的成分很少。
随着“文革”的狂潮进一步推进，群众组织由学校扩展到社会。因为“先入者为主”，路遥就成了全县一派群众组织的第一号头头。武斗被制止后，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三结合”是指：解放军代表担任革委会主任，老干部代表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担任副主任。当时延川县革委会中有四个人以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出任副主任职务，两派各有两人，都是本派的一二号头头。这种情况不是延川独有，全国都是这样，所以不算什么稀奇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