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
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查“有无过激党设立机关”的公事。
着忙是无怪的，严查也无怪的；但先要问：什么是过激主义呢？
这是他们没有说明，我也无从知道。我虽然不知道，却敢说一句话：“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
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军国民主义么，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无抵抗主义么，我们却是主战参战的；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
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试举目前的例，便如陕西学界的布告，湖南灾民的布告，何等可怕，与比利时公布的德兵苛酷情形，俄国别党宣布的列宁政府残暴情形，比较起来，他们简直是太平天下了。德国还说是军国主义，列宁不消说还是过激主义哩！然而我们这中国的残杀淫掠，究竟是根据着什么主义呢？
这便是“来了”来了。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来的怎样也不可知。
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
可见大家都单怕“来了”，同我一样。那时还只有“多数主义”，没有“过激主义”哩。
题注：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收入《热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中国执政当局的恐慌，他们攻击布尔什维主义是“过激主义”，严加防范，捕风捉影。本篇即讽刺这种现象。1936年10月20日鲁迅在《“立此存照”（六）》中提到：“《热风》中有《来了》一则，臆测而已，这却是具象的写实；而贼自己也喊‘来了’，则为《热风》作者所没有想到的。此理易明：‘贼’即民耳，故逃与追不同，而所喊的话如一：易地则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