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方才沐浴完毕，穿上这件玄红二色端正的衣裳式的华美深衣，腰间那柄精良的铜剑如同往常一般悬挂，但那组颇为美观的玉饰件倒使他感觉颇为奇特。
由于这组玉饰件缀制得紧密而雅观，一旦稍疾进几步，分缀的玉饰件相互碰撞就容易发出急促而嘈杂的音声，难以入耳，但如果步履和缓，行走之间仪态端正，则可以发出合适悦耳的声音，足可以称之为音乐了，这无疑是起着一种提醒的功能。
西周的礼乐宗法完全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诸侯的出生到死亡，他的行为举止都是必须要完全按照礼制的要求来进行的。一旦他有所失礼，又没有想要挽回的打算，那么就会引来亲戚，即其他诸侯的征讨，有时甚至导致天子王师亲自征伐，从而逼迫你回归礼制的‘正途’。
这种关爱过甚的封建亲戚模式，从某种角度来看倒不失为一种替亲戚着想的举动，以免你偏离礼法过多，享乐而不行仁政，从而引发国家的动荡和混乱，以至于处于被人民驱逐出国境，有时甚至会身首异处的危险境地，也是一种防微杜渐的有效方法。
但一旦久居于这种森严而等级分明的礼制之下，人的性格往往会朝两个极端发展。一种是完全认同这套礼制的必要性，如同初代周公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君子，也就是所谓人们心目中那个正直有礼，能够使政权稳固的统治者形象。这种诸侯往往能够能到天子欣赏，朝见天子之时其乐融融，礼尚往来，有时甚至能够得到厚赐。
另一种则是高压之下被迫奉行，心中多有不满，时不时就要搞出点大新闻挑战礼制，以求得到周天子及其他诸侯的另眼相待，甚至不惜举国之兵相抗拒，当然这种诸侯在西周时期最终的结局往往都是在社会的毒打之下成长了。
毕竟西周较周初时周公所实行封邦建国政策的时间点并不很遥远，大多数诸侯国都还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呢，不过当然没有像楚国君主那样只随便封了个楚子那么惨，子、男爵理论上勉强可以算是诸侯，但是仅从爵名就能看出其地位之卑下。
大部分诸侯只要稍有功勋，最低也能分封出伯爵，而某些血裔直系于先圣王神农氏之类远古大邑君主的，其势力又处周初影响力暂时无法触及的地方，为了表示新朝肇始之仁政，至少都可以封为侯爵。
至于公爵国，春秋时代可以称之为大国的只有宋国一家，这大约也是为了安抚实力犹存的大邑商遗民。牧野之战中殷纣王无奈之下只能放七十万奴隶披甲执戈以抗拒周师，并非是大邑商把军队都裁撤干净，把省下来的钱粮都拿去修肉林酒池，而是以举国之兵征伐东夷人去了，因此纣王兵败自焚而死后大邑商遗民仍然具有很强的残余势力。
原本武王封纣王子武庚于殷，然而他在武王崩后率商遗民勾结诸侯作三监之乱，周公虽然率军平定叛乱，但想必周公也震惊于商遗民仍存的强大势力，在分封之时将纣王兄长微子启分封在商丘，爵为公爵，供奉大邑商的宗祠，显然也有想要以此稳住商遗民，先稳固周王室政权的意图。
西周的诸侯国在经济和军事能力都还没有发展，人民稀少，大片荒野还没能开辟成良田，能拥有一个万户的都邑都算发展得非常好了，有的诸侯国土狭小，甚至应有的军事编制都凑不齐，哪有抗拒天子王师的能力呢？
即便是大国诸侯拥三军之众，天子凭借驻于东都洛邑的殷八师再加上征召而来的士卒组建起的王师也足够镇压，何况是召集其他诸侯一同出兵呢。
这种战争是完全碾压式的，因而被称为礼乐征伐。从当时的生产力和甲士多寡来看，失礼的诸侯即便是孙武孙膑转世，也不可能翻盘，毕竟这游戏规则都是周公设定的，在这套游戏规则里你怎么可能玩的过周天子呢。
“公子，大宗伯已乘轩车行至宫门，是听说您回国了前来与您见面的，甲士需要得到您的命令才能放行。”一名面白无须的寺人小步趋行至小白身前，丝毫没有差错地跪坐下来，连头颅也不敢稍稍抬起，紧接着将宫门将大宗伯阻拦在外的消息禀告了他。
“大宗伯乃姜姓吕氏公族之伯长，怎能容他这样放肆！”小白闻言后只是不动声色地轻轻斥责了一句。由于对先秦历史还算熟悉，加之这具躯体里应有的记忆都不曾缺失，他还是比较清楚大宗伯这个官职在先秦诸侯国的显赫地位的。
通常来说周初的官制都是官爵一体的，爵位一般就相当于贵族的官职，比如某些士大夫就没有官位，只以爵位冠之，这是因为爵位是他们的阶级。
在礼乐制度下，一切官职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离开了你本身的爵位，那么这种权力就无从维系，拥有爵位自然就有自己的采邑或领土。即使没有，也由国家发给俸禄粟米，但是如果没有爵位，那么就当然没有参政的资格。
但是特殊情况是，周公在周朝内部设置了一系统的有明确职责的官职，并且以相当爵位的贵族掌管之，作为诸夏各诸侯国置官之依据。
大者有负责掌管礼乐、行政、军政、谏议、外交、农事等具体事务的，小者从掌管君主衣、食、住、行，到甲兵弓箭的制作，铜器的冶炼铸造，良玉的磨制，总之一个国家需要的各种政策运行和生产物资的具体事项，都给相应爵位的专人授官掌管。
显赫的如大宗伯、大司徒、大司马、大谏、大行、大司田等官职，凭借这些官职能够影响甚至掌握一国的国政，这当然不能由一家一氏长久把持，否则君主的权力就会逐渐被臣子蚕食，使他们能够在某些方面可以与君主分庭抗礼，甚至到了没有这些人国家就无法治理的地步，因此显赫的官职往往只在生前授予，而不能如同爵位一般由子嗣继承。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在戎。诸侯国封邦建国之初只要解决两件事，就可以定下诸侯之业，公族传承有序了，第一是筹建宗庙以解决礼乐中最重要的祭祀问题，第二是组织完善军事编制以抵抗当地或周边地区对华夏文明怀有恶意的敌对势力。
从这里就完全能够看出大宗伯这个官职在西周时期的特殊地位，如果说君主是一国公族势力的家主，那么大宗伯就是主持一国礼乐推行的负责人，拥有礼乐制度的解释权。在某种程度上大宗伯如果想要对君主进行掣肘，那么是可以非常轻易地做到的，甚至连君主想要做出什么举动，都要询问大宗伯是否合于礼法，否则就不能够轻举妄动。
后世隋唐三省六部制度之礼部的最高长官礼部尚书，仍可以称之为宗伯，大约也是由于这两者之间所管辖的事务有极高的相似性。
但是自从周幽王违背礼制打算废掉申侯之女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作为王后，立与褒姒所生之子伯服为太子，这无疑是在凿礼乐宗法这棵大树的根，深刻撼动了周公为周王室制定的礼法，使它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根本难以支持下去了。
更可怕的是申侯不忿于女儿和外孙被幽王所废，与幽王矛盾日渐深重，幽王以王师征伐申国，申侯深知仅以申国之力无法抗拒，派人联系周朝西边的劲敌犬戎并为其引路，在这种内有应、外有敌的不利局面下，幽王率领的周王师被申戎联军击溃，周朝的西都镐京无可避免的沦陷了。
东迁后的周平王尽失西土，为了酬谢秦人护送之功只得将已失的部分西土分封给秦人，即岐以西之地，这无疑是空头支票。虽然得以列为诸侯，但秦人从此与西戎杂处，只能奋力与戎人部族争夺生存空间，并长期频繁与强悍的西戎族进行艰难残酷的战争，这培养出了秦人英壮勇烈的性格。
在这之后周天子直辖的土地只剩下东都洛邑和周边狭小的王畿，更何况这些土地还分封有畿内诸侯，其税赋根本无法全部维持作为周王室精锐部队的西六师与殷八师，虽然勉强还能借助周王室多年积威来约束诸侯，但随着诸侯们实力的充实和发展，越发的捉襟见肘了。
等到郑庄公以箭射王肩、小霸诸侯作为春秋霸主时代彻底的开幕，大宗伯的权力来源礼乐宗法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不提诸侯，即便是卿士大夫们也不像以前那样信奉礼乐宗法，他们只是还由于习惯遵行一些还算宽松的规定，至于过分一些的直接就充耳不闻了，更甚者行僭越之举而天子不能制之。
在这种礼崩乐坏的环境下，大宗伯虽仍然保有祭祀宗庙这件在先秦人看来神圣不可侵犯的职权，但他的权力显然已经大不如前了，至少宗伯看到君主及卿士大夫失礼的地方，也没有管理的权力，最多也只能出言提醒，无疑是已经丧失了曾经强制性的约束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