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剧团，瘸子老毕最不起眼。工作不起眼，人也长得不起眼，没人拿老毕当回事儿，老毕也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不论男女，不分老少，都可以把老毕呼来喝去，使唤得滴溜溜转。这个说，老毕，去，把我的茶杯端来。老毕就去端茶杯。那个喊，老毕，把我的手绢拿去洗洗。老毕就去洗手绢。
老毕是剧团的杂工，在后台帮忙，拉拉幕布递个道具什么的。换场时，前台大幕一拉，老毕瘸着踮着，忙着撤换布景。动作稍慢一点儿，还要招来同事一顿训斥：咋搞的老毕，你动作快点儿不行？老毕笑笑，说，就好就好，不误事儿的。演出结束，也就到了晚上十一二点，演员把或红或白或绿的戏装一脱，摘下头盔头套，往老毕跟前一撂，便忙着去洗脸上的油彩。老毕也不说啥，一件件提起，理顺，照原缝叠好，放进戏箱。演员们洗着脸的时候老毕在叠，演员们一个一个走光了，老毕还在叠。空空荡荡的剧院里剩下老毕一个人，灯光把老毕的剪影映在幕布上，人也显得高高大大的。
早年，老毕的腿还没有瘸，刚从部队下来，是个挺精干的小伙子。演丫鬟的红菱看上了还是小毕的老毕，三谈两谈，两人就好上了。谁知红菱一出《香囊记》唱红，成了剧团的台柱子。听的掌声多了，找红菱的男人也多了。一天夜里，在一条小巷里，老毕的腿莫名其妙地被人打断了，再也没有接上。后来，省戏院把红菱调走了。走前，红菱找到老毕，说，咱俩的事儿算了吧。老毕就算了。但挡不住老毕伤心。伤了心的老毕一直未娶，老毕寒了心。
老毕的宿舍在财务科隔壁，屋里一桌一椅一床，还有一锅一碗一酒杯，日子清苦，他却自在惬意。别人下班走了，老毕搬把椅子，放在剧团院里，就着炒黄豆抿二两小酒，然后往椅背上一仰，悠然哼起了《香囊记》，腔调委婉悠长，又含了些许的苦味。
这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剧团的日子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连工资也开不出来了，和散了差不多。剧团的演员自愿结合，十个八个人组成小戏班，专凑婚丧嫁娶的热闹场挣口饭吃。剧团偌大的院子，便只剩下老毕孤零零一个人，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老毕闲不住，把院子里的空地开出来，种上各色蔬菜，施肥浇水上粪。那些茄子、辣椒、黄瓜、番茄，红红白白，青青绿绿，繁茂旺盛。早上，老毕摘下一担，挑到对面菜市场，三分不值二分地卖了，倒也没有饿着，余下闲钱，还能买点儿猪头肉，打几两小酒。
连绵的秋雨一过，老毕便把戏箱一个个打开，把演出服装拿出来，搭到院里的铁丝上晾晒。还用布条绑成的掸子抽打着上面的霉气和灰尘，边抽边说，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用得着的。看着一院子的花红柳绿，老毕就回到了从前，回到剧团兴盛的时候。老毕就笑了，那笑容就在阳光里灿烂起来。
春节快到的时候，剧团领导要请省城的歌舞团来剧院演出，挣几个给剧团的人发些零花钱。歌舞团开价五万，还是税后，并且言明，先交钱后演出。领导们牙痛似的算了一笔细账，除去各种费用，还能有三万多的盈余。起码能让大家割几斤肉，吃上顿饺子。
省歌舞团来前，老毕把剧院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又把自养的几盆花摆在门口，弄出一派喜庆气氛。谁知，歌舞团未到，剧团却先出了事儿：财务室失火。天干物燥，火一着起来就无法控制。团长一下子瘫倒在门口哭起来，说，完啦，完啦，筹来的五万元钱可都在抽屉里放着哩。老毕一听，飞身蹿进火海里。
钱抢出来了，老毕却被烧成重伤。
省歌舞团的车和120急救车同时开进剧团院内。昏昏沉沉的老毕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艰难地睁开眼，他便看到了泪水涟涟的红菱。
红菱是随歌舞团的车回来看看的。红菱老了，她说，老毕，我是红菱啊……你咋那么傻，五万元钱值个啥……老毕说，那不是普普通通的五万元钱，是团里的财富……红菱说，可那毕竟是钱，钱比命还金贵？红菱又说，老毕，咱俩好了两年，你老想亲我一下，我没让。现在你亲吧……
老毕的伤脸似乎红了一下，泪便流了出来。红菱俯下身子，把脸贴到老毕的腮上……老毕便幸福地闭上了眼睛。
（选自《百花园》200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