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高势弱
隆冬季节，朔风呼号，一支土黄色的队伍在衡山至常德的乡沟公路上逶迤前行。经过不停息的长途跋涉，队伍显得很疲惫，不要说人，就是辎重队的骡马，都是那样的无精打采，但骑着马的军官，依然不时地在队伍前后奔跑，传达上级的命令：“加快速度，紧急前进！”
这是方先觉的第10军。在11月19日，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根据日军已打响了围攻常德的枪声这一紧急状况，就感到常德附近决战兵力太少，于是驰电第10军军长方先觉，命其即日由衡山向常德以南地区急进。但由于薛岳被日军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的计策所迷惑，判断出现失误，致使发兵的时间被延误下来。直至日军部队把常德城全部包围后，攻城战已打得难解难分，薛岳才恍然醒悟，乃下命令第10军、第58军、第72军前往滨湖增援。但实际上时间已被大大地耽误了。方先觉得令后，在11月22日左右从驻地衡山动身，鲁道源的58军驻扎在江西的分宜和樟树一带，他虽然出来得早一点，但18日开拔，却缓限他在27日到达株洲就行了，27日余程万已到燃眉之急，况且株洲离常德还有几百公里，幸好鲁道源比较积极，为应付紧急局面起见，他提前两天到达了目的地，但仍然是远水救不了近渴。至于傅翼的第72军，当时还尚不明确在什么地方。
另外，重庆军委会曾电令：“第74军、第44军、第100军应尽全力在常德西北地区与敌决战，保卫常德而与之共存亡，功过赏罚，绝不姑息。”但该命令下达的时候，第74军、第44军其实已遭日军重创，第100军受到军委会的特殊保护，王耀武不敢使用，使它在山区里顶着寒风瞎转悠，而拨给余程万的一个团，则逃之夭夭。
虽然军委会在日军发起常德总攻前后的两天里，已对整个常德会战的兵力部署作了新的调整，令第57师坚守常德城区，令第10、第100、第74、第73、第99、第44、第79等7个军作为一线兵团对日军进行反包围，但实际上，战役打响后，第74、第73、第44三个军均丧失了战斗力，第100军不知去向，第99军在增援途中被日军分割，它的第197师在汉寿还需方先觉的第190师去解围，第79军在常德外围被日军缠绕追打不得脱身。这样，能作为援军向常德靠拢的，说到底只有第10军和第74军残部，以及后到的鲁道源第58军。
而按当时的战斗力比例，日军的一个师团能抵国军的3个军，纵然就是把方先觉、王耀武、傅翼的3支部队都捆在一起，都难以是横山勇第11军的对手，所以要解余程万的常德之围，希望几乎是非常渺茫。
第74军残部在军长王耀武指挥下，于25日展开最后努力的援进攻势，一面由各师派出钻隙部队向陬市、河洑、常德先行钻进，一面主力于26日拂晓开始正面策应。日军为阻拦中国援军，发起反攻，采访过王耀武军长的《新潮日报》副社长黄渐如先生形容说：“战事之激烈，实为野战所仅见。”殊死战斗至30日，日军在漆家河、九溪街市一带，牢牢地封锁住国军的前进步伐。王耀武知道常德市区已进入巷战的最后阶段，救援不容再缓，乃以主力继续在漆家河与敌胶着，钻隙部队则绝不顾虑，冒死钻进。苦战至12月2日拂晓，前锋部队已至距常德10余里处，连大西门外的电厂烟囱，也已在望，但也就再无法前行一步了。不过，就算他打进了常德也徒劳，因为那时常德已基本被日军全部毁灭。
援军中，对日军真正产生威胁的，可算是方先觉的第10军。
该军于11月22日由驻地出发，其行军序列依次为第3师、预第10师、军部、第190师。从衡山至常德300多公里，当时计算行程，难以如期到达目的地，因此他们选择了一条捷便的路线，经湘潭、宁乡、益阳、泡水铺折而向西渡过资水，日夜兼程赶赴战场。第190师在三塘街附近渡河时，师长朱岳突然接到薛岳直接发来的电令，要他经牛路滩向谢家铺挺进，配合暂54师，进攻汉寿之敌，以解第197师之危。这样，第10军只剩下第3师、预10师两个师的兵力了，但他们仍然马不停蹄，由马迹塘附近过河赶赴常德前乡黄土店。
方先觉率军部在疾进中指挥，命令孙明瑾的预10师和周庆祥的第3师必须在26日前赶到目的地，并在当日起向敌发起进攻。两个师的任务分别是第3师为主攻，预10师为掩护，即第3师经赵家桥、八斗湾猛扑德山，预10师经兴隆街、陡山、放羊坪向斗姆湖方向前进，以牵制日军第3师团掩护第3师攻取德山。
预备第10师奉命后，师长孙明瑾少将即以葛先才第28团为右纵队，李长和第30团为左纵队，师部及张越群第29团跟随左纵队，向前方强行军猛冲。队伍到达兴隆街以北地区后，天已黄昏，这时悄悄飞来一架日军侦察机在上空跟踪盘旋。当时包括孙师长在内的预10师所有指挥官们，见敌机没有丢炸弹和机枪扫射，便都放松了对它的警惕，因为时间太急，所以队伍便没有作任何隐蔽措施，就一路急进向北而去。没想到这下却给他们埋下了难以挽回的厄运伏笔。
27日，当左纵队行至驴岭一带的丛林地区时，便遭到4000多日军的伏击。双方立即展开激战，孙师长针对战况部署兵力，即以30团为左翼，28团为右翼，向伏敌钳形包围猛袭。敌我双方反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日军将主力指向预10师左翼，李长和的30团伤亡惨重，葛先才见势，即率28团奋不顾身冲向日军阵中，展开肉搏。通过一场血战，终于暂时将日军压迫至驴岭以西。
正当此时，第九战区长官部来电，令预10师紧密配合第3师攻占德山，打通常德，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由于预10师的行动路线已被日军侦察机掌握，所以原定的策应方向就让日军得以先行一步，堵截得水泄不通，在此情况下，孙师长只得改变方案，缩小正面，集中兵力向德山突击、以期能与第3师会合。
28日，预10师不顾日军强大火力的阻击，顽强地向德山推进。日军为了阻止预10师的行动，也不惜一切代价地向该师的队伍猛冲，地面步兵作切割包围尤感不足，又调来数架飞机在空中对国军部队轰炸扫射。没多久便出现紧急情况，28团和30团的结合部，让日军突破，马上就有被击散吃掉的危险，关键时刻，竟不见30团李长和团长的踪影，葛先才团长便挺身而出，指挥调动两团兵力紧密配合，拼命抵抗，经一个多小时的血战，才转危为安。
这时，第九战区长官部，再次电促预10师迅速接近德山，掩护第3师发起攻击。孙明瑾在山岭里令报务员复电：“本师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之决心，打到一兵一卒亦向德山方向突进。”为执行命令，他把兵力部署调整成单线，除以第28团负责正面牵制敌人外，师部以第29团为前卫，第30团为后卫，师直部队居中，经雷家冲、江家冲、斋公嘴、易家冲，直向德山如一把尖刀似的插进。
这一带地形非常复杂，道路狭窄，搜索、瞭望均感困难，按军事常识，队伍是不该选择这样的道路前进的。但鬼使神差，预10师不知不觉仿佛就只有这条路可走了。等孙明瑾有些不祥的预感时，他已无法左右战局的演变了。事实上正是日军掌握了预10师的企图后，一步步引诱，精心策划了一个陷阱，然后让孙明瑾带着队伍来钻的。
下午4点多，前卫刚到达斋公嘴，忽遇日军伏兵约千余，向部队猛扑而来，孙师长立即指挥第29团在斋公嘴东南高地一线展开，进击易家冲，猛袭当面之敌，其余部队则迅速转移至唐家嘴西南麓。第29团与敌短兵相接，真可谓是狭路相逢，互不相让，一直奋战到深夜，才稍作停攻。
29日，方先觉令第10军各师：“于30日拂晓前，第190师攻占石门桥，第3师攻占德山，预备第10师抵达二里岗后，以一部占领该地，主力向德山前进，确实掩护第3师之攻击。”为了尽快突破当面之敌，孙师长传令全师的迫击炮向斋公嘴的日军阵地齐射，在炮火的掩护下，部队全线出击，向日军猛扑过去。第29团第3营在易家冲东面高地与敌军混战成一团，血肉拼搏，场面极其惨烈。战至正午12时，日军忽然主动向西北方向退却，给国军留下一个无法抵挡的印象，殊不知这是敌军的故意诱退，而预10师却不顾真伪，贸然推进至易家冲。
当孙明瑾率部队正准备向太平桥方向冲击时，不料路两侧早已等候迎击的日军分3路猛袭过来，队伍顿时大乱。紧急抵挡中，孙师长依靠几位营、团长的协助，把人马仓促拉向附近的高地。
激战中孙明瑾觉得四围都是敌人，推至12月1日，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加上预10师长途行军奔袭，未能停顿即与强敌交锋，来不及构筑坚固的工事，日军密集的炮火和冲锋不断造成该师的伤亡，该师渐渐不支。而此时日军继续增兵，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摆出一副不把预10师置于死地不甘罢休的架势。面临危境，孙明瑾自知难以脱身，便作鱼死网破的冲锋，在他振臂指挥之际，侧翼又突遭日军迂回，一串机枪子弹，从他胸前穿过，顿时血涌如泉，军衣全被染红。几个卫士强力支撑住他，他只剩游丝般的最后一口气，他叮嘱部下：“贯彻命令，达成任务！”而后瞑目殉国。
这场血战惊心动魄，战斗一直延续到深夜，剩余官兵利用夜幕笼罩，才得以逃脱重围。一个完整的师，伤亡2000余人，突围生还者才百余人，继孙明瑾师长，参谋主任陈飞龙也在肉搏中献身，参谋长何竹本、第28团团长葛先才均负重伤。由于战况残酷骇人，第30团团长李长和精神崩溃，失踪旷野。
孙明瑾是常德会战中国军战死沙场的第三位将军。他1905年出生于江苏宿迁县，号玉轩。1925年，他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广东革命根据地，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孙明瑾加入北伐军的行列，作战有功，逐步擢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等职。为加深军事造诣，他又报考进陆军大学第十四期及陆军大学研究院学习深造，毕业后，曾担任科长、高参、参谋长、副师长等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明瑾率部转战各地，筹划作战，屡挫强敌，以抗日有功升任陆军第10军第10预备师少将师长。
应该说，这位出身于江南秀才之地的38岁将军，在军旅生涯中还是一帆风顺的。但几十年后，当时曾任他的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的李拔夫先生，却对孙师长有一番不无贬意的评价。
李先生说，预10师被击溃，主要原因之一是师长孙明瑾实地作战经验太少，疏忽之处太多。例如在研究敌情时，不将敌机侦察我军的现象加以判断，对于部队经过复杂丛林地带时的警戒搜索，也没有注意部署，以致遭到伏击，云云。
无疑，这席话出自和孙师长一块参战，死里逃生的副师长李拔夫口中，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使我们在对名垂千古的英烈敬仰之余，不免产生出一点有关他们才能方面的探究。但历史却是如此复杂，我们如果再往深处想想的话，就又可以带出许多的问号。李拔夫先生在写这篇回忆录时，有没有受“极左”偏见的影响呢？既要写下抗日战史资料，又不能为国民党将领歌功颂德，如果要遵循这种“二分法”，就难免不“骂骂”某旧同事几句，以求通过。或者再问，李先生在写他这些历史评判时，身体是否健康？记忆力是否正常？如果从他对会战日期的确定来考证，那么这个问号有理由可以成立，因为他把预10师参加常德会战的日子完全弄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