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意识使中国统治者更了解国家地理状况，在保卫国家领土完整上不敢懈怠。康熙时期，曾经平定新疆、蒙古地区的叛乱，在中国边疆治理上取得了伟大的功绩。这与其具有的疆域测绘技术支持观念有直接关系。一国之君，如果连国家的领土都不知道从哪开始，哪里是边界，又何谈维护领土不受外国侵犯？不具备基本的地理知识，何以在与外国进行疆域问题谈判时占据上风、不轻易放弃看似渺小实则极其重要的领土呢？
康熙帝的伟大之处，离不开他强烈的疆域理念和突破传统的边防思想。
他平定蒙古噶尔丹之乱顺应民心，粉碎其分裂祖国的企图。以宽松的政策对待蒙古，最终打败分裂派，调节了蒙古内部矛盾，举行“多伦会盟”，获得了蒙古的拥戴，使蒙古草原恢复了平静，国家统治更加安定。
康熙帝认为国家应该统一，这是符合国情和历史规律的。中国传统的“夷夏”之分，不应该成为阻挠祖国统一的绊脚石。所以他向来主张不修长城，不用某个物化的障碍来破坏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统。
他认为要达到中国真正的统一，就应该靠“德”治国，而不靠山川的险峻、不靠长城来防御。只有“修德安民”，则“邦本”自固。这种真正“一统”的政治地理理念，有利于国家地域的统一，有利于国家疆土的完整。只有边疆安宁，各族人民才能友好往来，国家治理才能更加成功。
康熙 玄烨(圣祖)
康乾盛世缔造者
雍正和乾隆帝都较好地继承了康熙的国家一统思想。
雍正皇帝的疆域观念是：不应有华夷之见来分中外，各民族应统一于清朝的统治之下。蒙古等边陲部落应“俱归版图”，中国疆土开拓广远，是中国臣民的“大幸”也。他在位时期，对西藏地方曾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乾隆帝在位时期，于1755年(乾隆二十年)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分别两次出兵，续康熙皇帝的精神，彻底清除了准噶尔部反叛势力。之后，又第三次出兵西北，平定了维吾尔族首领大、小和卓叛乱，并设伊犁将军。乾隆的三次出兵，进一步稳固了清政府对蒙古与新疆的统治，使西北广大地域巩固于中央政权之下，对中国边疆的统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乾隆也妥善地治理了西藏地区。乾隆不惜耗费巨大的军力和军费，在西南进行平叛的大小金川之战，终于使这里的藏民归服。
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顺治、圣祖康熙、世宗雍正，到高宗乾隆六代，乾隆为集大成者。承祖先之志，乾隆以维护国家疆土为宗旨，从疆域大一统进入政治大一统的境界。在边疆民族地区形成了持续稳定、统一的政治局面，维护和开拓了国家疆域版图，加强了中华的多民族统一。
雍正 胤祯(世宗)
康乾盛世维持者
乾隆 弘历(高宗)
康乾盛世达到顶峰者
康乾盛世，是由少数民族统治的中国社会达到专制社会的又一个顶峰，使中国屹立在东方。三位帝王的努力，使中国实现了真正的大一统，无论是疆域上还是传统文化上。他们的治国观念，又与之前的许多朝代不同。这个“一统”，注重各民族文化的统一，注重全国领土统治的归一，而不以狭隘的“华夷”之分的民族观念来将国家概念分割化。将西北、西南的游牧民族真正统一于清政府的统治之下，对于整个中国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测绘失落的晚清：百年憾生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中国禁教后，传教士被赶出中国，西学往中国的传播被中断。
自康熙及后来乾隆年间进行全国地图测绘之后，再未进行大规模的测量活动。测绘技术也随着国势的衰弱和闭关而骤然落后于西方。直到清末的光绪十五年至二十五年(1889－1899年)，为编纂《大清会典》，才进行了清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地图测绘，距清初的全国性地图测绘，已有170多年的时间。
这次测绘工作耗时十年，测绘了约2000处的经纬度，建立了全国平面控制网，测编了《清会典图》、16个省的地图集。距康熙测土170多年后的此次全国性测绘，是中国测绘业的再度兴起。相对于康熙时的测绘，技术人员的构成有很大不同，全部是由中国人完成的。
这次测绘的物资条件与康熙时也不同。康熙测绘，是在清朝进入国力全盛时期，而光绪朝测绘，则是在历经太平天国的十几年全国动乱和鸦片战争丧土赔款辱国之后，国力大为衰弱、人民生活极度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投入测绘的资金，相对于当时的国力来说，造成相当大的负担，各省用银平均在三万两以上。
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中国与西方的再次碰触，却是兵戎相见，炮火纷飞，恰处于康熙测绘、康乾盛世之后，处于闭关自锁、国力由盛而趋衰的惨淡时代。此时的英国已经迅猛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借口鸦片战争，步步逼近京师，要求清朝开放通商口岸、赔款鸦片损失，并割让香港给英国方罢休。
那么割让土地这么重要的事情，当时在位的清道光皇帝，是如何轻易应允的呢？
作为一国之君，道光荒废国事、贪图享乐，不重视自然科学，在汲取国土测绘知识、了解国家疆域、重视国土主权上，与先帝康熙、乾隆等相比，差之千里矣。祖先的才略，到了他这里竟然荡然无存，只知道把老祖宗的闭关训令死死把守住而已。
正是在《中英南京条约》中，中国同意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殖民者居住。这是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道光皇帝的软弱无能，与该不平等条约的缔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据说，负责上奏拟签《中英南京条约》的大臣，向道光皇帝汇报时，请示英国要求割让香港岛一事。当时，道光皇帝已经被英军的步步紧逼搞得心烦意乱、心惊胆颤。他没经过多虑，就挥挥手说：“英国人要香港就能停战吗？那只是海边的一个小渔村而已，那就给了他们吧。”
英国历史学家弗克兰·韦尔什的名作《香港史》，在开篇中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政府对香港是爱理不理的，甚至一度要把香港退给清政府。”这部《香港史》，被西方评价为“西方最权威、最相近的香港通史”，于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被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进翻译出版发行。该书中译本的责任编辑曲建文先生，应《国际先驱导报》的专访，介绍这部书的一些此前不为中国所知的“香港问题”的历史细节，以及香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偶然因素。
《香港史》披露，当初香港这个“明显毫无吸引力的岛屿”，为何偏偏被英国看中呢？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失败，同意割让领土后，英国远征军将领义律选中了香港这个地方，认为它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可以作为海军的一个军事基地。但是，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却没有看上这个“破地方”。他看上的是浙江的舟山群岛，还将对此问题有不同看法的义律罢了官。
但是，英国女王已经决定封自己的一个女儿为“香港公主”，这下外交大臣要放弃香港的话，英女王就不干了：“怎么能把公主的册封地放弃呢？”当然如果不是为了一个公主的名号，最后被割的中国领土，即是中国另外的地方了，例如舟山群岛。
一开始英国对香港不甚重视，而清政府更是不管，于是香港就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地方，治安十分混乱。后来香港干脆成了英国政府两大政党相互攻击的工具，无论哪个政党在台上，在野党都把香港拿出来说事，以批评执政党。甚至“英国政府一度要把香港退给清政府”，因为觉得是个“累赘”。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以及在中国与东南亚地理区位中的重要性，香港的商业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殖民侵略的英国女王王冠上的一颗宝珠，成为后来的世界东方之珠。
之后，中国又历经了清末时期、民国(包括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其间有好几次收回香港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北洋政府时期，因国内军阀混战和本国政府实力仍有待加强，而努力失败。后来蒋介石政府的错误政策，又错失几次收复香港的良机。直至新中国成立，在邓小平的英明决策和外交努力下，中国南方明珠“香港”终于1997年，回归到祖国的怀抱。
澳门问题、起因及过程与香港不全相似。
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以暴晒浸水货物为由，贿赂广东海道副使汪伯，而得以在澳门上岸居留。自明朝隆庆六年(1572年)起，广东地方官员将澳门葡萄牙人所交行贿银及“火耗银”五百多两，一起上交国库，葡萄牙人的地租由广东省香山县代征。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这种租居关系，一直持续到清朝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在明清两朝大部分时间内，澳门事务主要由广东香山县丞、海防同知管理，实际主权行政仍为清政府。这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而由英国行使主权完全不同。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形势大变。葡萄牙政府和葡澳当局认为，变澳门为葡萄牙殖民地的时机到来了。他们一反从前勉强“恭顺”的态度，尾随西方列强，在澳门不断制造事端，扩大占领地域。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葡澳当局竟驱逐清政府驻澳门的官员，推倒大清龙旗，摧毁设于望厦村的香山县丞衙署。光绪十三年(1887年)，葡萄牙使臣兼澳门总督罗沙，在京师与恭亲王奕草拟《中葡通商和好条约》，其中有“葡人永居管理澳门”条，又有“若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门之地让与他国”。至此，中国政府对澳门实际上失去了行使主权，“赶上”了割让香港那样可悲的“时髦”。这都发生在鸦片战争后遭受破坏的清王朝末期。直到1974年，葡萄牙政府慑于中国人民的强大威力，才宣布澳门是中国领土，只是由葡萄牙管理的特殊地区。最终，澳门于1999年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光皇帝这么轻易的一“给”，香港和澳门自此离开祖国的怀抱多达一个世纪。这看似只是皇帝的一个小小“疏忽”，造成的百年遗憾是无法弥补的。这一“疏忽”，产生的关键动力，当然是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以及国际关系，尤其是绝对集权专制皇帝的昏庸程度。
结语
许多大的历史事件背后，常有着不可忽视的细节。这些细节往往能对历史进程造成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推想，如果道光皇帝如其祖先康雍乾那样重视地理测绘，对国土的重要性认识定不至于如此肤浅，决定签订条约时也不会如此草率。香港对于道光皇帝来说，只是“南边的一个小渔村”而已！澳门也只是一个“晒货物的小角落”！如果扔掉这几个小小的“破地方”而能立马让英国人的炮火停熄、保住他的一时之位，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清朝疆域(1644年－18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