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的是不分地域，不分内外，为何入关后对汉族采取残暴的统治方式呢？所以，清朝统治者的民族政策，一直都是怀柔与镇压相结合。他们把汉人给杀得不敢反抗了，还要立个牌坊，标榜自己是不区分民族、爱好和平的领袖，上演自欺欺人的把戏。雍正希望靠这本书的传播，控制汉人的思想，为清朝标榜正统形象，警告那些仍然反对异族入主华夏的人。为了表现得大度，他居然下令放了曾静师徒，让他们在民间继续为其新学说布道。
看起来曾静师徒是逃过了一劫，可以长吁一口气了。然而，雍正死后乾隆即位，马上就下令将曾静师徒凌迟处死！乾隆时代，这个文网比康熙、雍正时更为严密残酷的时代到来了。(本案例部分资料来源：杨凤城等：《千古文字狱》)
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比起前几任皇帝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达到了清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字狱的高峰。不仅在数量上比以前多，而且多为捕风捉影的冤案，目的是打压汉族知识分子所谓的民族情绪，让他们彻底臣服。乾隆年间的文字案件层出不穷，各具特色，下面分别讲述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
(四)“赦”、“皇考”等词惹祸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有个叫韦玉振的人，想为父亲作个传并刊印成书，表彰父亲一生为善的公德。他的父亲在世时曾发过善心免了一些租户积欠的租子，于是韦玉振在传中写出了“并赦屡年积欠”的句子，不想犯了皇帝的大忌。因为在帝王专制社会中，“赦”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专用词汇，例如皇帝发布谕令宣布“大赦天下”、“赦免赋税”，那个时代，这些词汇平民百姓是用不得的。韦玉振被认为是僭越犯上，定了个忤逆狂妄罪，被关到了大牢里。
山西有个王尔扬，受托为某人的父亲作墓志铭，大意使用了“皇考”二字。“皇考”，一般用于皇帝称呼自己的父辈，母辈为“皇妣”。其实，“皇考”一词在中国古代不仅仅只能用于皇帝的祖先，屈原在其作品《离骚》中曾写道“朕皇考曰伯庸”，即他的父亲名字叫伯庸。而屈原显然不是皇帝，也可以以“皇考”而称呼其父亲的。在古代，“皇”其实是个多义字，表示“伟大”之意，不应为皇帝专用。而乾隆一朝对民间韦玉振擅自用“皇考”一词却故意刁难，十分在意，认为他是擅自在“考”字上用了“皇”字，乃大逆不道，严刑处置了。
(五)“异种”、“龙”等词惹祸
以上一些词是乾隆认为只能由皇帝使用的词，还有些词是跟满汉民族关系有关的，更让乾隆忌讳。
吏部尚书沈德潜，曾作了一首诗《咏黑牡丹》，有句是“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意思是咏叹黑牡丹作为花中珍品，世间罕见，一旦开花就超过了其余普通颜色的玫瑰。本是赞扬黑牡丹之美的，但被乾隆看到了，却恼羞成怒。
满族入主中原，向来最痛恨汉人不承认少数民族统治国家的思想，这首诗胆敢把黑牡丹形容为非正常的种类“称王”，岂不就是影射入主中国的满族为“异种”么？于是下令剖棺戮尸。
乾隆年间的内阁学士胡中藻，是满洲大学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
作为当时颇有学识的人，胡中藻平日里自视甚高，好舞文弄墨、卖弄风雅，作了不少诗词与文章。他在鄂尔泰与张廷玉一派的斗争中受到不平待遇后，愤而写了诗集《坚磨生诗钞》。乾隆二十年(1755年)，早就看不惯参与鄂尔泰派的乾隆，下令严查胡中藻所有的诗文，看有无悖逆之处，结果所获颇丰。
其中，“一把心肠论浊清”的句子，居然把“浊”字加于“清”(大清国号)之上；“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居然形容乾隆朝似老佛，常年不上朝理国事，这些都让乾隆十分恼火。他还曾出试题：“《孝经》又有乾三爻不像龙说”。乾隆认为，“龙”在这里与“隆”读音相同，前面又有个“乾”字，明显就是诋毁乾隆嘛，所以将其列入所犯数项文字罪孽之中。
其余还有“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等诗句，也是大逆不道。很显然，这些句子是讥贬满人野蛮人入主中原、霸占了文化汉人的江山，还讽刺他们是从北方来的，政权不得长久。
因为这些罪名，命将胡中藻捉拿以凌迟酷刑处死，家属全部监禁。
乾隆时代，还有一个江苏扬州文人徐述夔，曾作了《一柱楼诗》，内中提到“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句诗本来是表达自己怀才不遇、期待某日遇到明主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之意。“明朝”的本意是“未来某天”，而不是指明王朝；“一举去清都”的本意大概是到达很高的境界之意。而这一切，因为汉字的一字多意，硬是让乾隆理解为“希望反清复明，消灭清都”的意思，遂认定徐述夔谋反之心铁证如山，严刑处之。
(六)尹嘉铨为父请谥案 (1)
尹嘉铨，在乾隆年间曾官至正三品，可谓级别甚高的官员。后因年纪太大，退休在家。他的父亲尹会一，生前做到过吏部侍郎。尹会一精通道学，素日里亦以孝道为上，闻名当地。尹会一母亲去世后，他曾“枕土块、躺草席，极尽居丧古礼”，人们深深为之感动，连乾隆都曾特赐诗一首，表彰他尽孝道的优秀品德。这使尹会一名声大震，其子尹嘉铨也因之日渐狂妄。
人一旦狂妄起来，就会做些不知深浅的事情。尹会一死后，有次正逢乾隆从五台山回北京的路上暂住保定，退休在此的尹嘉铨趁机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部分内容如下：
“大理寺卿尹嘉铨跪奏……皇祖圣训有孝为百行之首，不孝之人断不可用。尹会一孝其母，而母亦贤年七十余告请终，养诗以赐之。臣为尹会一之子，念臣父葬于保定三十余年久矣，今幸(陛下)巡经临保定，特恩府陇其格外予谥之……依御制诗内字样赐之谥。”
大致意思是，他的父亲尹会一，孝顺母亲得到多方好评，连乾隆都曾赐诗给予表彰。现在，其父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今逢陛下亲临保定，请格外恩许赐予其父一谥号。
谥号，是不能随便赐的。谥号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对死去的帝王、诸侯、大臣、贵族，根据其生平行为给予的称号，自西周就开始有了。其中，大臣的谥号由朝廷赐予，是对大臣一生善恶的评价，必须经过十分慎重的考虑与程序操作。乾隆元年曾经特别赐予名臣陆陇其以“清献”二字谥号，但那是皇帝主动赐的，也不是要的。
况且，尹会一能否赶得上陆陇其的品行，还未有定论。不管尹会一孝行多么感人，赐不赐予谥号，都是皇帝和朝廷来决定的事情，哪有他自己的儿子为此来特地向皇帝请的呢？这不是以孝行作为标榜自己、提高名声的做法么？
所以乾隆看到此奏折，觉得十分荒唐，在批复中警告尹嘉铨，谥号是不可以妄求的，念在他为父请求也是出于一片真心，暂且免于处罚。
然而尹嘉铨仍然没有醒悟，这个没成，就再上一奏。这封奏折称“臣父尹会一，在河南巡抚任内考核汤斌之德行政事，实与陆陇其并称无愧，题请从祀文庙”。意思是，其父尹会一，应该陆陇其一样从祀孔庙。
从祀孔庙，在中国古代来说可是件大事，不是谁想就能批准的。历来只有极少的公认儒家才被给予这种资格，代表着国家认可的正统学术精神与优异学术成就。乾隆看到这个狂妄的要求后十分生气，认为尹嘉铨是为了博取孝名而屡屡干扰国家定典，简直不把帝王放在眼里，不可容忍！在批复中，他认为尹嘉铨是“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当时军机处的奏折中写道：“尹嘉铨身列九卿，休致家居乃不思循分守法，辄欲为伊故父奏请赐谥号，实属谬妄，蒙皇上念其为父私情，批示宽免，已属恩施格外，及复有奏请将伊父从祀孔庙一折，丧心病狂，实出寻常意料之外。尹嘉铨如此狂悖不啻，天夺其魄。”从此奏可看出，乾隆及其核心机构给尹嘉铨的评价是，他简直是长了天大的胆子，居然提出这样肆无忌惮的要求！实应重治其罪！
尹嘉铨很快就倒了大霉。被革去顶戴，交刑部治罪审讯，命大臣查抄其家产，一并搜寻别的狂妄字迹。尹嘉铨平日爱好著书，写了许多书稿放在家中。十多天后，奉旨查抄的大臣们满载而归，带回去召集了不少学者仔细审查。从《英廉奏查抄尹嘉铨京寓片》中可知，在尹嘉铨家中“各屋搜查有书大小二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订书籍一柜，法帖册页六十五本，破字画五十八卷，书信一包，计一百十三封书板一千二百块”。
乾隆下令严查，这些官员就赶紧像哈巴狗儿一样，秉灯夜读，自然找出不少“忤逆”之处，其中有不少搞笑。
有一条是在尹嘉铨所撰写的《尹氏家谱》中，发现有“宗庙”、“宗器”、“建庙”、“入庙”等字样，还称其母死为“薨”。认定尹嘉铨擅自使用这些皇族统治者才能使用的词语，甚为狂妄。
有一条是尹嘉铨在著作中自称“古稀老人”，而“古稀”一词正好之前乾隆自称，尹嘉铨怎能与皇帝一样用这个词呢？实在是不应该。
还有一条是尹嘉铨居然在其著作中写道“子欲为帝者师”，被认为是妄想做帝王的老师，简直是不知自己有多少分量的妄言。
最离奇的一条罪状是“廉耻丧尽”之罪。官员们从尹嘉铨的文章记载中发现，其妻曾做了件很大度的事情：劝一个姓李的老姑娘嫁给尹嘉铨作妾。
这女子已年过五十还未婚，还扭捏着坚持不肯嫁进尹家。众官员据此认定，尹嘉铨实在是“毫无廉耻”，居然要娶一个立志不嫁且超过五十岁的老女人为妾！这简直是要让人家失去名节嘛。她的妻子也跟他一样，做这“欺世盗名”之事，明知人家不原意嫁，还故意去劝说人家来作妾，是故意换取不妒之名也。
总之，尹嘉铨在公堂上被认定是“伪君子”、“品学恶劣”之人，那些昔日的同僚，如今都恨不得把他狠狠整一整，因为谁都怕乾隆因查案不严会怪到自己头上。尹嘉铨此时也知自己是倒霉透了，多加狡辩无用，只一心求死。
案子最后汇呈到乾隆那儿，尹嘉铨被判绞刑，家属蒙恩免连坐；销毁所有尹氏著述。通过这件案子，乾隆严厉警告大臣们安分守己，不得再犯此类大逆不道、干涉国家定典的错误。尹嘉铨曾官至三品都被处理得如此严重，可见乾隆对于国家礼法、尊严看得有多重。虽然办案过程中，官员们的丰富联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都是深受乾隆几十来大兴文字狱的影响，也畏惧乾隆施以“查办不严”之罪。(本案例资料来源：杨凤城等《千古文字狱》；《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
清代文字狱这类触目惊心的案例还有很多。雍正时期，有著名的查嗣庭试题案。
查嗣庭，官至礼部侍郎，任考官时，曾出一试题“维民所止”让参试者作题。该题愿意是(国家领土宽广)，都(维)是人民所居住(止)的地方。本是从古文中直接引出的文字，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告发，说这四个字是要“砍掉雍正的脑袋！”
雍正仔细一寻味，“维”、“止”，正好就是将“雍正”二字分别去掉“首”变成的。好啊，这个查嗣庭居然想要砍掉朕的脑袋，我就要你先掉脑袋！于是下令将查嗣庭抓拿，病死狱中后戮尸示众，家属流放。
乾隆时期，官员多跟风四处制造文字狱。有不少牢狱之灾都是某些人主动检举告发的，迎合了皇帝好猜忌的性情，自己还能封赏。
有个叫龙凤祥的职官，即将被发配之时，被人检举藏有麝香山印存图章两本，说上面盖的印章文字多有狂诞不经之处，在卷首还将所有所载图章的字面内容任意拼凑，形成多处有悖法礼之处，实属胆大妄为。乾隆阅了奏章后，细细研读，认为其语之悖逆虽无所举严重，但“语多傲慢”，必定是张狂浮薄之徒，且该犯本来就要被发配了，本该“凡分守法”，却敢讲狂放语篆刻图章以此获利，实属罪有应得，此等人不得留在内地。于是，下令将其发遣到遥远的新疆伊犁。
乾隆时期，有个叫李一的人，写了首《糊涂词》，其中有“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糊涂”的句子。被河南人乔廷英看到了，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向官府告发李一。李一被捉拿审问，案子逐渐深入和扩展，居然发现这位举报人乔廷英也有问题。他的的诗中居然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之句！颇会做联想的清朝官员一看，哟，这“日月”二字写在一起不就是“明朝”的“明”字么？这真是典型的谋反，想期待明朝的复活啊。于是举报者与被举报者均被判凌迟处死，牵连家人者甚众。
清朝统治者对涉及“华夷”、“明”、“清”、“陛下”等与明朝与清朝有关的字眼也十分敏感，随时瞪大了眼睛，一旦发现，就滋生遐想，推测使用者是否有反清复明之心。
雍正八年(1730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错写成“狴下”字，雍正大恼，将其革职。后又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反叛”诗句，更认定他是故意讽刺清朝，判处斩刑。
有个江苏人，在自己的文集中写了“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的句子，被认为是期盼明朝的复兴，判处大逆不道之罪。还有诸如诗文中用到与“明”谐音的“鸣”字的，也被认为是怀念明朝。乾隆帝对这些均深恶痛绝，均处以严刑以诫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