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爹被打成汉奸特务，关进了牛棚。而这时，担任北京钟表公司副经理的舅舅也被揪了出来，说他也是汉奸。舅舅恼了：“我不是汉奸，我把六十块手表拿出来抗日。”公司的造反派查出舅舅和山本合营的事，还有后来与大谷惠子的关系。舅舅说：“这一切你们去问我的上级。”舅舅说出了我爹的名字，于是，公司的造反派让两个人从北京过来找我爹查证。我爹在牛棚会见了这两个人，他那时被打得满脸是血，尿不出尿来。人家问他，我爹激烈地斗争了半天，说：“他确实和山本一起做生意，就在前门的那个小楼。也确实和一个叫大谷惠子的日本女人有染。”来人问：“他是不是有六十块手表捐献给了地下组织？”我爹说：“不是，是五十二块，他自己留了八块。”来人让我爹签字画押，我爹又一次在白纸上按了手印。我爹这个旗帜不鲜明的证据导致了舅舅被遣送回老家。造反派在舅舅家的门口，也就是下堂子胡同9号，贴满了大字报，说舅舅怎么样欺骗组织，怎么样和日本鬼子勾结坑害中国人，怎么样和日本女人鬼混云云。下堂子胡同的居民看了大字报，愕然了，没想到平常道貌岸然的舅舅竟然是个汉奸。
舅母忍受不住委屈，半夜撇下舅舅和表哥，悬梁自尽了。舅舅在一个暴风雨之夜告别了下堂子胡同9号，背着表哥，拎着一只皮箱，皮箱的夹层里还藏着一块金壳大英格。想当初，舅舅靠着八块金表打回老店，东山再起。解放时，他凭着一身的技能接管了钟表店，当上了老板。这时，那八块金表已经剩下了最后这一块。舅舅没料到我爹如此绝情地“作证”，他感叹世态炎凉。
几年后，我爹平反了，他感觉对不起舅舅，就和我娘商议，决定起身到深泽县去看望舅舅。我娘说：“他不会答理你的，还是我一个人去吧。”我娘拿了三百块钱，单身上路了。黄昏，太阳火辣辣的。在深泽县南关，我娘走进了一个破旧的院子，院子里有几只鸡在埋头寻食吃，阳光照耀在纸糊的窗户上，泛不出任何光亮。我娘走进低矮的小屋，看见表哥在小桌上一笔一画地写着毛笔字，表哥瘦得皮包骨头。我娘忍不住，把表哥拽在胸前哇哇大哭。舅舅闻声颤颤巍巍地走过来，全没了当年老板的潇洒气派，头发也都白了，如顶着一朵朵芦花。
“兄弟。”我娘说。“姐姐。”舅舅说。“你姐夫对不起你。”
舅舅笑了笑：“姐夫不止一次对不起我了，只怪我总是相信他。”“你也不要全怨他，他也是迫不得已啊。”舅舅没再说话，只是出屋抓住一只鸡。我娘急跟出来，问：“你要干什么？”舅舅说：“姐姐来了，我给你宰只鸡吃。”我娘说：“你就这几只鸡还宰什么？”舅舅说：“给姐姐吃，全宰了我也情愿。”我娘拦住舅舅：“你别再羞辱我了。”舅舅返转身，抱住了我娘，老泪纵横地呼喊着：“老姐啊，其实我好想你啊……”等舅舅平反回到北京后，我爹专门去北京，在下堂子胡同9号和舅舅见了最后一面。舅舅对我爹很客气，全然没了半点的亲情。我爹觉得说什么都没意思了，就什么也没说。两人到胡同门口，吃了一顿爆肚。舅舅埋怨放的麻酱越来越少，说从此后不再吃这东西了。我爹笑笑，说：“我压根就不爱吃。”两人握握手就这么分开了。我爹再见舅舅，已经是舅舅去世以后的事了，我爹在舅舅的遗体前默默地流泪。我爹对舅舅做这件事情，起初我不理解，后来我了解了“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明白了我爹为什么这样做。
